南非黑人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爱德华继续嚼着烟斗。接着他用那种像是大人看教堂里不安分的孩子的眼光看着乌祖娃，说他谈论非洲，并不是以一个牛津出身的非洲学者的口吻，而是作为一个关心真实非洲的人，拒绝将西方的观点强加给非洲。津巴布韦人、坦桑尼亚人和南非白人在爱德华开始说话时都摇起头来。

“也许现在确实已是二年了，但一个非洲人怎么去跟家人说自己是同性恋？”爱德华问。

塞内加尔人突然冒出一串让人费解的法语，流畅地说了一分钟之后，又说：“我是塞内加尔人！我是塞内加尔人！”爱德华也用同样流利的法语回答她，接着又用英语，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我想她喝了太多优质的波尔多葡萄酒了。”一些与会者咯咯地笑了起来。

乌祖娃第一个离开。她走近自己房间时，听见有人在喊她，她停下脚步。是肯尼亚人。那津巴布韦人和南非白人也在一起。“我们去酒吧坐坐吧。”肯尼亚人说。她不知道塞内加尔人去什么地方了。在酒吧里，她喝了一杯酒，听他们聊起猴跳山的其他宾客——所有来这儿的人都是白人，他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批参加工作坊的人。肯尼亚人说，有一次，他在游泳池旁边的小路上碰到一对年轻伴侣，他走近他们时，他们停下来后退了几步。那南非白人说她也遭受过疑惑的眼光，也许因为她只穿了一件肯特图案的系带衬衫。坐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的黑夜，聆听着周围柔和的饮酒谈话声，乌祖娃感到自己心底爆发出一股自我厌憎。当爱德华说“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旁边”时，她不该笑的。这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她恨这个，恨他脸上咧嘴而笑的样子，恨他露出牙齿上的绿霉斑，恨他总是盯着她的胸部而不是她的脸看，恨他的目光总是在她身上爬动，而她却还像只发狂的鬣狗似的大笑。她放下喝了一半的酒说：“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南非白人和津巴布韦人都瞪着她。乌祖娃又重复了一遍：“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说，从第一天起就很清楚了，这人很可能在上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时，心里希望那是乌祖娃；津巴布韦人说，爱德华总是不怀好意地盯着乌祖娃看；南非白人说，爱德华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看过白种女人，因为他觉得乌祖娃是一个毋需加以尊重的幻觉。

“你们都注意到了？”乌祖娃问他们。她有一种奇怪的被背叛的感觉。她站起身向自己房里走去。她给母亲打了电话，但那个机器声总是说：“您所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她只好挂了电话。她不能写信。她躺在床上，醒了很长时间，终于蒙眬睡去时，已是黎明了。

这天晚上，坦桑尼亚人朗读自己的谋杀案故事，事情发生在刚果，是从一个民兵的视角来写的，那民兵是个极度好色的家伙。爱德华说这篇小说搞不好会变成《演讲》杂志的事件报道，故事显得丝丝入扣，又很切题，很容易变成一则新闻。乌祖娃觉得这故事听上去像是《经济学人》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旁边可配上卡通人物漫画。但她没有说出来。她回到自己房间，虽然感到胃痛，却还是打开了电脑。

裘玛坐在那儿看着英卡，她坐在阿尔哈吉的膝盖上搞定银行账户，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她在中学时写过几个剧本。她们班在校庆时曾演出过其中的一出剧，剧终时，大家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热烈鼓掌，校长说：“裘玛是我们的未来之星！”她父亲也在场，坐在她母亲旁边，鼓着掌，微笑着。可是当她说起想把文学作为大学专业时，父亲却对她说文学不能养活人。他说的就是“养活人”。他说她必须攻读文学以外的专业，但可以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阿尔哈吉的手指正轻轻地抚过英卡的胳膊，他说：“不过，你知道萨维那联合银行上星期来找过我的。”英卡仍然面带微笑，裘玛不知道她的腮帮子有没有感到酸痛。她想起自己床底下一个金属盒子里藏的故事书。父亲在书上写了一些旁注：很棒！陈词滥调！非常好！不清楚！这是他为她买来的小说，母亲觉得读小说是浪费时间，裘玛最需要读的是课本。

英卡叫了一声，“裘玛！”她抬起头来。阿尔哈吉正在对她说话。他看上去近乎有些羞涩的样子，眼睛都没有对着她看。他对裘玛的态度和对英卡有点儿不一样。“我在说你太漂亮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物来把你娶走呢？”裘玛笑了笑没说话。阿尔哈吉说：“我同意把我的账户开在招商信托银行，但你得做我的联系人。”裘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当然可以，”英卡说，“她来做你的联系人好了。我们会照顾好你的账户的。啊，谢谢你哦，先生！”

阿尔哈吉站起身来说：“过来，过来，我上次去伦敦时买了一些好香水。我给你们拿些回去吧。”他朝里面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说：“来呀，来呀，你们两个。”英卡跟了上去。裘玛站起来。阿尔哈吉又转过身来，等着她跟上来。但她没有跟上去。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打开门，走到明亮的阳光下，走过吉普车（司机坐在里面，车门打开着，他正在听收音机）。“阿姨，阿姨，出什么事了？”他喊道。她没有回答。她向前走去，走去，走过高高的大门，走到了街上，她在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办公室，清理了自己几乎是空荡荡的办公桌。

在海浪拍岸声中，在腹部一阵阵抽搐之中，乌祖娃醒了。她今晚不想朗读自己的作品。此刻也不想吃早餐，不过她还是去了，泛泛地跟大家道了早安，露出泛泛的微笑。她坐在肯尼亚人旁边，他向她俯身过来，悄声说，爱德华告诉塞内加尔人说他梦见你赤裸的肚脐了。乌祖娃看着塞内加尔人，她脸色红润，眼睛望向窗外的大海，正专注地把茶匙送到自己唇边。乌祖娃很羡慕她那种自信的平静。她听到爱德华对别人说起这种暗示性的言语，感到很烦躁，她不知道自己生的是哪门子气。她看见他朝她抛媚眼了？她想到这儿就不舒服，想到晚上要朗读小说。

想到下午，再联想到午餐，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她问塞内加尔人，爱德华说到她赤裸的肚脐时，她是怎么说的。

塞内加尔人耸耸肩膀说，不管那老男人有多少个梦，她只是一个快乐的女同性恋，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沉默呢？”乌祖娃问。她抬高了声音，看着其他人。“我们为什么总是什么都不说？”

他们面面相觑。肯尼亚人对侍者说水变温了，他要再加点冰。坦桑尼亚人问侍者来自马拉维的什么地方。肯尼亚人问厨师是不是也来自马拉维，好像所有的侍者都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人说她不在乎厨师来自哪里，可这猴跳山的食物实在太恶心了，所有的肉食都跟奶油似的。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乌祖娃都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想象一下，一个非洲人的聚会却没有米饭，凭什么餐桌上禁止啤酒，就因为爱德华说喝酒才够劲吗，爱德华觉得酒才够劲，可他还说早餐八点开始太早了，别在乎爱德华那个“正点”时间的说法，他那烟斗里的气味可真够让人作呕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先拿定主意自己到底要抽什么烟，别再用烟斗来抽半截子卷烟了。

只有那个南非黑人一声不吭。他看上去很失落的样子，两手紧攥住膝盖，他说爱德华是个老人了，他对别人没有恶意。乌祖娃冲着他大吼：“就因为你这种态度，所以他们才会来杀你，把你赶到镇上去，还问你要通行证，然后叫你用自己的手爬着走！”她停下来，向对方道了歉。她本不该说这话的。她本来不想扯高自己的嗓门。那南非黑人耸耸肩，好像明白魔鬼总是要钻空子似的。肯尼亚人看着乌祖娃。他低声告诉她，她其实并不仅仅是生爱德华的气。她的目光挪了开去，心想“生气”是一个恰当的字眼吗？

过后，她和肯尼亚人、塞内加尔人一起去了纪念品商店，坦桑尼亚人想买人造象牙做的首饰。她们嘲笑坦桑尼亚人对首饰的兴趣——他也是个“基佬”吗？他大笑着说他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接着他又郑重地说，爱德华是个很有门路的人，他能为他们在伦敦找到版权代理，没必要得罪这个人，没必要对机会关上大门。比如他，可不想在阿鲁沙那个教师职位上终老一生。他好像在对着每个人说话，但眼睛只看着乌祖娃。

乌祖娃买了一条项链戴上，她很喜欢那个贴着喉咙的白牙坠子。那天晚上，伊莎贝拉看见她的项链微笑起来，“我希望人们像喜欢真象牙一样喜欢人造象牙，这样就可以放过动物。”她说。乌祖娃微笑着说这确实是真象牙，但心里有些吃不准是否应该再加上一句，说她是在王室狩猎中亲手杀过大象的。伊莎贝拉大吃一惊，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乌祖娃抚弄着那个塑料坠子。她需要放松一下，在开始念诵自己的作品时，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自己说。念完后，乌干达人第一个发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非常令人信服，他那颇有把握的语调让乌祖娃很吃惊，甚至比他说的话更令她吃惊。坦桑尼亚人说她把拉各斯的味道和声音捕捉得很准，第三世界的城市都难以置信地相似。南非白人说她讨厌第三世界这种说法，但很喜欢对尼日利亚妇女真实经历的描绘。爱德华身子往后倾去，说：“这根本不像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女人根本不可能成为这种粗陋方式的受害者，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发生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妇女有很高的地位。如今最有权势的内阁部长就是女性。”

肯尼亚人插进来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但不相信裘玛会放弃这份工作，她毕竟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女人，所以，他认为结局不怎么靠谱。

“整个故事都不靠谱。”爱德华说，“这是一种老套的写作，却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

乌祖娃内心开始退缩了。爱德华还在发言。当然，你不得不佩服叙述本身，那倒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看着她，他眼中胜利者的神色惹得她起身哈哈大笑。与会者都瞪着她看。她笑了又笑，他们都看着她，她抓起自己的稿子。“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她质问他，眼睛盯着爱德华的脸，“我唯一没有搁进去的情节是我离开了同事，走出阿尔哈吉家后，我钻进了吉普车，让司机带我回家，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他的车了。”

乌祖娃没有说出来，也不想说的是：她眼里涌满了眼泪，但她不让眼泪流出来。她盼着赶快打电话给母亲，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不知道在故事里这样的结局是否会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