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过得怎么样？”我问。

他耸耸肩。“我去年退休了。我决定回来看看。”他说“看看”，那意思像是还要打探某种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一样。

“你的家人怎么样？”我问。

“我没有再婚。”

“噢。”我说。

“你太太怎么样？恩奈娜，不是叫这名字？”伊克纳问。

“伊贝瑞。”

“噢，是啊，当然啦，伊贝瑞。可爱的女人。”

“伊贝瑞已去世三年了。”我用伊博语说。我很惊讶地看见伊克纳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可是，他竟然还能为她感到悲伤，或者，也许他是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到悲伤。我意识到，伊克纳是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真遗憾，”他说，“真是遗憾。”

“没什么，”我说，“她会来的。”

“怎么回事？”他看着我，那眼神有些困惑不解，他当然听见我说的话了。

“她会来的。她会来看我。”

“我明白了。”伊克纳用那种安抚精神失常者的口气对我说。

“我是说，实际上她常去美国，我们的女儿在那里当医生。”

“噢，是吗？”伊克纳的问话显得太机灵了，他看上去松了口气。我没有责怪他。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与某些被认为是真相的事实保持严格距离。伊贝瑞葬礼的三个星期后，她第一次来看我，我正是像他这样大为疑惑。当时恩凯鲁和她的儿子已经返回美国了。我是独自一人。当时我听到楼下的门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我什么都没想。我以为是晚上的风刮的。但我卧室窗外并没有树叶的飒飒声。那些印度楝树和腰果树并没有在那儿瑟瑟作响。可是楼下的门开了又关了。回想起来，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害怕了。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跟伊贝瑞走路的声音很像，每走到第三步就特别重一些。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接着我感觉床单被拽起，一双轻柔的手在按摩我的胳膊、大腿和胸部，随着乳液的缓释作用，一阵愉悦的睡意袭来——我无法抗拒她的造访带来的睡意。我醒来后——每次她来过以后都是这样——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妮维雅”润肤膏馥郁的香气。

我经常想告诉恩凯鲁，在哈麦丹风来临时，她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而雨季来的次数就少了，可是如果我跟她说了这些，她就有理由过来了，准得让我跟她去美国，而我就会被迫过着一种被管束的毫无生气的舒适生活。那种生活倒是充满了我们称之为“机会”的东西。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七年赢得了战争，情况会变成怎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去海外寻找那些机会了，而我也就不需要担心我的外孙不会说伊博语了，上一次他来尼日利亚，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对陌生人说“下午好”，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礼节是要有前提的。可是谁说得准呢？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改变。

“你女儿觉得美国怎么样？”伊克纳问。

“她过得挺不错。”

“你说她是个医生？”

“是的。”我觉得可以告诉伊克纳更多的事情，要不，也许是因为我起先的谈论造成的拘谨还没有完全缓解。于是我告诉他，“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上，靠近罗德岛。那家医院董事会刊登广告招聘医生，她去应聘了，他们看了她在尼日利亚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可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知道，我们是在伯克利生的她。战后我们去了美国，我在伯克利教过书——于是他们就留下她了。”我轻声笑笑，期待伊克纳也会跟我一起笑起来。但他没有。他朝凤凰木树底下的那些人望过去，他的表情很凝重。

“嗯，是啊。不过至少，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糟。记得五十年代末白人地盘上的学校教育吗？”他问。

我点点头表示记得，尽管伊克纳和我的海外留学经历不一样，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而我是获得“联邦黑人大学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的。

“教员俱乐部还是像以前一样徒有形式。”伊克纳说，“我今天上午去过那儿。”

“我很久没去那儿了，退休前就很长时间没去了，我在那儿感觉自己太老了，显得格格不入。那些新来的家伙都挺无能。没人会教书。没人有新鲜的想法。总是大学政治，政治，政治，而学生们则用钱或是自己的肉体来换取成绩。”

“是吗？”

“是啊，全都堕落了。大学理事会成了个人崇拜的场所。真可怕。记得约瑟法特·乌迪纳吗？”

“那个了不起的舞蹈家。”

我得回头想一想，因为自从我在战前认识那个校园舞会上最出色的舞者约瑟法特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啊，是啊，就是他。”我说，我对伊克纳的记忆颇为钦佩（他的记忆定格在我觉得约瑟法特还是很有尊严的那个时期）。“约瑟法特当了六年校长，他掌管这个学校就像摆弄他父亲家的鸡笼。钱都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看见一辆辆的新车，顶着压根就不存在的外国基金会的名头。有人上诉到法庭，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指定谁可以得到升迁，谁不能升迁。简而言之，他一个人就是学校的理事会。继任的校长对他言听计从。你知道，我从退休后就没拿到过退休金。我刚从学校财务处出来。”

“为什么没人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伊克纳问，有那么一会儿，昔日的伊克纳又回来了，他的声音，他的勇气，让我再次想起这曾是一个果敢无畏的爷们。他没准会走过去一拳砸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嗯”——我耸耸肩——“许多教师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他们去人事处贿赂什么人，这样能再干五年。没人想退休。”

“这不对呀，根本就不对。”

“全国都这样，真的，不仅仅是这儿。”我慢慢地摇头，从左摇到右，我家乡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就会这样摇头，好像在悲哀地表示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

“是啊，各行各业的道德底线都被击穿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制售假药的事儿。”伊克纳说，他一提到假药，我马上想到这事情真是相当巧合。制售假药之风是我们这个国家近年发生的灾难，如果说伊贝瑞不是这样去世的，我也许就把这话当作闲聊中平常的牢骚一听而过。但我的心里起了怀疑。也许伊克纳已经听说了伊贝瑞当时的情形，躺在医院里，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的医生一直搞不懂她经过治疗为什么没能康复，而我则心烦意乱，我们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得知那些药物统统无效，却为时已晚。也许伊克纳想要和我聊这桩事情的整个过程，进而证实他早已从我身上窥见的失常苗头。

“假药真是太可恶了。”我郑重地表示，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但我也许误解了伊克纳的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坚持继续这个话题。他朝凤凰木树下的人又瞥了一眼，问我：“你这些年过得怎样？”他似乎很好奇，好像不知道我在这儿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独自一个住在校园里，曾经光洁润泽的皮肤现在已经枯萎，总是等着那永远都到不了的退休金。我笑笑说，我是个安息的人。退休的人还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伊博语里不是把退休称作“老年的安息”吗？

有时，我顺道去看看老朋友马杜威教授。我穿过自由广场斑驳的地面，广场四周尽是芒果树。要不，沿着伊凯佳尼大道走，那条街上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学生们叉着腿站在路边，飞驰的摩托车闪避着路上的坑坑洼洼，经常撞上路边的学生。在雨季，当我发现一段从雨水中露出的地面（因为有一条排水沟），就会涌起一阵成就感。我浏览报纸。我吃得不错，我的仆人哈里森每周来五天，他做的苦叶汤无人可比。我经常和女儿通话，我的电话每隔几个星期就出故障，于是我就急忙去尼日利亚电信公司的营业处贿赂某人，让他们派人来维修。我在自己布满灰土、乱糟糟的书房里翻出老而又老的期刊。我深深呼吸着印度楝树（这排楝树隔开了我和伊杰瑞教授的房子）的香气——据说这种香气可以治病，尽管我从未弄清它能治疗什么。我不再去教堂，自从伊贝瑞第一次来看我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因为我不再疑惑。对于死后生活的不同看法才导致我们走向宗教。于是，到了星期天，我就坐在游廊上望着屋顶上的秃鹰，我猜测它们也在呆呆地朝下张望。

“过得好吗，爸爸？”恩凯鲁最近一次来电话时这样问候我，那声音里稍许有些恼人的美国口音。不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她，我就这样。就这么回事儿。

又刮来一股带着尘土的旋风，我们两个都眨巴着眼睛抖落沙尘，我请伊克纳到我家去，这样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但他说他正要去恩努古，我问他过后还会来吗？他两手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像是表示会回来。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看着他走了，目送这宛若干瘪坚果的人，然后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遭遇的情形，想着我们生命中已经遭遇的一切，想着我们这帮人——战前的好日子里所有光顾教师俱乐部的人。我开车很慢，因为那些摩托车手根本不顾交通规则，因为我的视力不如以前了。

上星期我倒车出库时，把我的奔驰车擦出一道小划痕，所以这次停车入库我非常小心。这车用了二十三年，但车况仍然不错。我还记得当年从德国买回这辆车时，恩凯鲁有多么兴奋，当时我去德国领取科学院颁发的奖金。这是最新款的车。我都不知道，但她的同伴都知道，她们盯着速率表和里程表看，要求摸摸仪表板。当然啦，现在，每个人都开着一辆奔驰车。他们从科托努买来的二手车，不是后视镜没了就是车头灯坏了。伊贝瑞曾嘲笑过他们，说我们虽是旧车，却远比那些开起来嘎嘎作响又没有安全带的车子要好。她的幽默感还在。有时候，她又出现的时候，她会逗弄我的睾丸，用手指抚弄着它们。她完全知道我因前列腺治疗失去了那种功能，这样做只是为了逗我，她笑了，那是温柔的嘲笑。在她的葬礼上，我们的外孙朗读了自己作的诗歌《外婆，笑口常开》，我觉得那诗的题目真是太好了，孩子气的语言几乎让我流下眼泪（虽然我怀疑大部分文字是恩凯鲁捉刀）。

我进屋时环视了一下院子。哈里森会一点园艺，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时节浇浇水。玫瑰枝丛还只是一些根茎，但至少抗逆性很好的樱桃枝丛露出了一点暗绿。我打开电视机。屏幕上仍是一片雪花点，虽然奥塔格布医生的儿子，那个性情开朗的年轻人（他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个星期刚来修过。自从上回遭雷击之后，我的卫视频道也挂了，我还没有去卫星电视管理站找人来修理。几个星期缺了bbc或是cnn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国家旅游频道的节目信号相当好。几天前，国家旅游频道播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又是一个人出来谈论可恶的进口假药——这回是针对伤寒症的药物。“我们的药品毒不死人，”他面朝摄像机瞪大眼睛，像是在恳请公众理解，“只不过就是治不好病罢了。”我关了电视，因为无法继续面对那人鲸脂般厚厚的嘴唇。但我没有觉得愤怒，没有表现出本该（如果没有伊贝瑞）有的愤怒。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跑到中国或是印度，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进口过期药品，那种药品肯定不会置人于死地，但绝对会让疾病夺走病人的生命。

我为什么从未这么想过，战后过了这么多年，伊克纳·奥柯罗居然没有死。事实上，我们有时是听说过，别人以为他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已经死去，过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后，他又出现在圈子里，我只能想象，那些不敢相认而又心存希冀的家人，满心疑惑地朝这些倒霉汉身上扔出了多少沙土。然而，我们几乎无法谈及那场战争。一旦谈及，也只是用极为含糊的态度，好像重要的不是我们曾缩在壕坑里躲避空袭，过后去埋葬那些皮肤泛红的烧焦的尸体；也不是我们曾啃过木薯皮，看着我们孩子膨胀的疳肚，而是我们活下来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比亚夫拉战争幸存者心照不宣的共识。即便是伊贝瑞和我，我们曾为第一个孩子是否取名为“齐克”有过数月的争议，但“恩凯鲁卡”这个名字很快就定下来了：未来会更好。

我现在坐在书房里，我曾在这儿给学生的论文打分，辅导恩凯鲁做中学数学作业。扶手椅的皮革已磨旧了。书架上方的彩色粉笔画剥落了。书桌上，厚厚的电话簿上搁着电话机。也许电话铃声会响起，恩凯鲁跟我说起我外孙的事儿，他今天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我听了笑逐颜开，尽管我知道美国的教师都挺粗枝大叶，而且轻易就给学生一个“a”。如果电话铃不响，我就洗澡上床，静静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听着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