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见了伊克纳·奥柯罗——我一直以为已经死了的人。也许我本该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土朝他扔过去，在我们老家这是分辨人鬼的一种方式。但我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个七十一岁的退休数学教授，我应该因自己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而对老家那种迷信一笑置之。我没有朝他扔沙土。我心里想这样做的，却没有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是站在大学财务处的水泥地上见面的。

我到那儿是去询问我的退休金的，那个面无表情的科员乌格沃克还是那句话：“你好，教授，对不起，钱还没打进来。”

另一个科员，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也朝我点点头，一边嚼着粉红色的可乐果，一边向我表示抱歉。他们都习惯这一套了。我也习惯了。那些聚集在凤凰木树下、身上带有刺青的人们也习惯了，他们在大声议论这事儿，一边比着手势。有人说，教育部长窃走了退休金。另一个说，副总理把那笔钱存入一个利息很高的私人账户。他们诅咒着副总理：他的阴茎翘不起来。他要断子绝孙。他会拉肚子拉到死。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都跟我打招呼，一边对这种局面无奈地摇晃着脑袋，好像认为我教授级别的退休金要比他们这些送信的、开车的退休金更重要似的。他们像别人一样管我叫教授。树底下，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个小贩也在喊我。“教授！教授！快来买上好的香蕉呀！”

我和文森特聊了起来，八十年代我担任教务长时，他曾是我的司机。“教授，都三年没发退休金了。”他说，“这么说，人刚一退休就该去死。”

“可不是嘛。”我说道，当然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这情形有多糟糕。

“恩凯鲁怎么样，教授？我想她在美国一定很好？”他总是会问起我的女儿。他经常开车送我妻子伊贝瑞和我去埃努古的医学院。我记得伊贝瑞去世时，他和他的亲友还来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说了许多颇为动情的话，回顾伊贝瑞待他这个司机多么好，还把自家女儿的旧衣服送给他的孩子。

“恩凯鲁挺好的。”我说。

“她打来电话时，教授，请代我问候她。”

“好的。”

他聊得有点儿多，说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说感谢，说到他给医学院学生补鞋，他们却不付钱。但他吸引我注意的只是他那个喉结，警觉地上下滑动着，好像马上就要从满是皱纹的脖子里蹦出来似的。文森特比我年纪小些，也许还不到七十，但看上去老多了。他只剩少量稀疏的头发。他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记得他相当饶舌，我还记得他喜欢看我的报纸，我不太喜欢他这种习惯。

“教授，你不买点儿我们的香蕉吗？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凤凰木树下有人嚷嚷道。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我猜想可能是我家隔壁邻居伊杰瑞教授的园丁。他说这话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不过我还是买了花生和一串香蕉，其实所有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某种润肤品。他们的脸和胳膊看上去都灰扑扑的。这会儿已经快到三月了，可是这儿的热风季节很长：那干燥的风，使得我衣服上噼里啪啦地带着静电，眼睫毛上沾着灰尘。我今天抹的乳液比平时要多，嘴唇上还涂了凡士林，而手掌和脸上还绷得紧紧的。

伊贝瑞曾嘲笑我不会正确地保养皮肤，特别是在干燥的热风季节，有时她会在我早晨洗完澡后用她的“妮维雅”润肤膏在我胳膊、大腿和后背上慢慢地涂抹。她总是一边好玩地大笑着，一边对我说，我们得好好保护这可爱的皮肤。她总说我的肤色是当初打动她的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那会儿，成群结队地涌向伊利埃斯大街她家住处的求婚者们个个都比我有钱。“光洁无瑕”，她这样称赞我的皮肤。我倒看不出自己这身深棕色的皮肤有何特别之处，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在伊贝瑞双手的抚摩下，我对自己的皮肤还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

“谢谢你，教授！”那些人说，然后彼此打趣道谁会来分这几个钱。

我站在那儿听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说话得体是因为我在那儿：木工活儿做得不像样，孩子们生病，高利贷还不上。他们不时放声大笑。当然，他们心里是怀有怨气的，他们当然该有怨气，但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乐观的一面。我经常在想，如果联邦政府统计局不是根据我在职时的职位向我提供退休金，如果恩凯鲁没有坚持给我寄来我并不需要的钱，我能否做到像他们一样。我对此深表怀疑，我很有可能会像乌龟那样缩进壳里，放弃自己的尊严。

最后，我跟他们道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泊车位旁边尽是松树，从教育学院到财务处这儿都裹在一片林啸之中。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伊克纳·奥柯罗的。

他先喊我。“詹姆斯？詹姆斯·恩沃耶，是你吗？”他张大嘴巴站在那儿，我可以看见他的牙齿颗颗完好。我去年掉了一颗牙。我没去做恩凯鲁所说的“种植牙”，但我看见伊克纳的满口好牙还是不免有些酸溜溜。

“伊克纳？伊克纳·奥柯罗？”我疑疑惑惑地问，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前这活生生的人，三十七年前就死了呀。

“是我，是我。”伊克纳迟疑着向我走近。我们握了手，然后短暂地拥抱了一下。

我们——伊克纳和我，算不上是好朋友。我以前对他相当了解，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对他相当了解。就是他，当一个在英格兰长大的尼日利亚人接任校长，宣布教师上课一概必须打领带之后，他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穿着他那色彩鲜艳的短外套。就是他，登上教职员工俱乐部讲台，呼吁政府给予非教学人员更好的待遇，一直说到喉咙嘶哑。他是教社会学的，虽然我们许多任教于正经学科的人觉得搞社会学的都是玩虚的，整日闲着没事干，写上一大堆让人不堪卒读的书籍，但我们觉得伊克纳与众不同。我们宽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作派，没有扔掉他写的那些小册子，而且相当钦佩他在文章里表现出的博学多识的刻薄劲儿，他的胆识征服了我们。他依旧是那个干瘪、瘦小的家伙，生着一对青蛙眼，有着浅浅的肤色——但如今已失去了光泽，显露出老人斑了。当时，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一见之下却难掩失望之情，因为他那辩才无碍的学识与他的外表实在很不相称。其实，后来我们那儿的人有个说法：最出色的动物总难装进猎人的笼子。

“你还活着？”我问。我真是相当震惊。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他去世那天见过他，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正是我们紧急逃离恩苏卡的日子，那天的太阳闪耀着一种奇特的红色强光，附近发出轰隆隆的炮声，联邦士兵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坐在我的雪佛兰轿车上。一些民兵在学校大门口朝我们挥手，对我们叫喊着，让我们别害怕，那些破坏分子——这是我们对联邦士兵的称呼——迟早会被打败，我们迟早能够回来。本地的村民们也跟我们一起逃难（战后他们只能在教师的垃圾桶里掏弄食物），他们有好几百人，女人头上顶着箱子，背上绑着娃娃，光着脚的孩子们扛着包裹，男人们拖着自行车，抱着山药。我记得伊贝瑞在哄着女儿齐克，因为匆忙之中齐克的洋娃娃没拿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了伊克纳那辆绿色的欧宝轿车。他从我们对面驶来，回校园去。我按着喇叭想阻止他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向他叫喊。但他朝我挥挥手说：“我得回去拿些文件。”我觉得他这么回去相当鲁莽，因为炮声越来越近了，再说我们的部队一两个星期就会把那些破坏分子赶走。然而，我内心同时也充满着我们正义的比亚夫拉事业不可战胜的信心，所以也没有多想，后来才听说就在我们撤离那天，恩苏卡就陷落了，校园被占领。埃齐克教授的亲戚带信给我们说，有两个教师被杀害了。其中一个教师跟联邦士兵争执了几句就被一枪击毙。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知道那是伊克纳。

伊克纳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我是活着，是活着啊！”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回答更滑稽可笑，因为他又笑了。现在想来，甚至他那笑声都是走了样的，变得毫无感染力，完全没有当年在教职员工俱乐部里辩论时嘲讽他的对立面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声音。

“可是我们看见你了，”我说，“你记得吗？就是撤离的那天？”

“没错。”他说。

“他们说你没能出来。”

“是啊，”他点点头，“我是没能出来。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比亚夫拉。”

“你离开了？”我现在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每当我们听说那些内贼——我们称之为“贼”——背叛了我们的士兵，背叛了我们正义的事业，背叛了我们新生的国家，总会泛起一阵厌恶，他们背叛我们，就为了换取一条通往尼日利亚的安全通道，换取对我们禁运的盐、肉和饮用水。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伊克纳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些下垂。“我是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出国的。我去了瑞典。”他似乎有些迟疑不决，似乎有些奇怪的羞怯，完全不像昔日那个果敢而有决断的人。我记得，在比亚夫拉开战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会上，他宣布比亚夫拉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自由广场上，伊克纳讲话时，我们全都欢呼起来，“独立万岁！”

“你去了瑞典？”

“是啊。”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意识到他可能不想告诉我更多的事，他不想告诉我他怎样活着离开校园，也不想告诉我他怎样登上飞机，我听说战后有一些孩子被空运到加篷，但肯定没听说有人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离开，而且那么早就走了。两人之间的沉默构成了紧张的气氛。

“你后来一直在瑞典？”我问。

“是的，他们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奥尔卢。没人留在这儿，所以我也没有回来的必要。”他停下来，喉咙里冒出了不适的声音，那本该是一阵笑声，可是却变成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我和安雅医生有过一些接触。他告诉我一些重建校园的事情，我好像听他说你战后去了美国。”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战争结束后，伊贝瑞和我马上就回到了恩苏卡，但只住了几天。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桩过于残酷的事情。我们的书籍被烧成了焦炭，堆在前院那株伞形树下。浴缸里是一坨坨钙化了的粪便，我的《数学年鉴》被一页页地撕下来当作擦屁股的纸，那些屎迹抹在我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数学公式上。我们的钢琴——伊贝瑞的钢琴——不见了。我的毕业礼袍（我曾穿着它在伊巴丹接受我的第一个学位）被当作抹布堆在一边，蚂蚁在上面忙碌地爬来爬去，我茫然地瞪着它们。我们的照片都被撕烂了，相框也被砸破。于是我们离开这儿去了美国，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回来。我们另外分到了一处房子，在埃赛维赛街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避免开车经过伊莫克街，因为不想再看见那幢老宅，后来我们听说新搬进去的人砍掉了那棵伞形树。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伊克纳，但我只字未提在美国伯克利那会儿，我的美国黑人朋友查克·贝尔曾为我安排教职一事。伊克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小女儿齐克怎样了？她现在肯定已是成年女子了。”

我们在“员工家庭日”带齐克去教师俱乐部时，他总是给齐克买芬达饮料喝，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姑娘。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们是以总统的名字为她命名的，而伊克纳是早期的齐克主义者，后来他宣称这个运动过于乏味而退出。

“战争带走了齐克。”我用伊博语说。用英语说到死亡，对我而言，那就成了令人不安的定局了。

伊克纳深深吸了口气，只说了一声“ndo”，就是“遗憾”的意思。他没有追问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有释然的感觉——再说也没那么多“怎么回事”可说的——他的表情看上去也不见得特别震惊，那意思好像战争总是会死人的。

“我们战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女儿。”我说。

不过伊克纳没有马上接过这话茬。“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我离开了国际红十字会。那里都是一些懦夫，根本不可能为人类去征战。飞机在埃凯特被击落后，他们就放弃了，好像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戈翁想要的结果。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飞机却仍然坚持飞越乌利，在夜间飞行！我是到了乌普萨拉才见到他们的。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我组织募捐活动，我在欧洲各国首都组织了比亚夫拉集会。你们听说过特拉法加广场那次集会吗？我就是那次集会的召集人。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我不敢说伊克纳是在对着我说话。他好像是面对大庭广众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朝凤凰木树那边望去。聚集在那儿的人还在，但我说不准他们是否卖完了香蕉和花生。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沉浸于一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中，这种情感攫住了我的身心。

“克里斯·奥基布死了，是吗？”伊克纳的问题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我否认这个消息，使奥基布也能做一个起死回生的幽灵。但奥基布的确是死了，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星辰，这个人的诗歌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搞科学的人，那些并不理解他的诗歌的人。

“是啊，战争带走了奥基布。”

“我们的事业失去了一个大人物。”

“是啊，可他至少勇敢地战斗过。”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本来的意思只是向克里斯·奥基布表示一下敬意，他原本可以像我们学校有些人那样成为校董事会成员，却因为保卫恩苏卡而饮弹身亡。我不想让伊克纳误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此表示一下歉意。一股小小的旋风卷起尘土，穿过路面而来。我们头上的松树摇摆起来，呼呼作响的风儿把干枯的松针吹散开去。也许是由于心里不舒服，我才对伊克纳说起战后我和伊贝瑞一起开车回到恩苏卡的情形，说到放眼皆是废墟的景象，炸飞了的屋顶，布满了弹孔的房子（用伊贝瑞的话来说就像是瑞士奶酪）。当我们行驶在穿越阿古莱里的公路上时，冲过来的比亚拉夫士兵拦住了我们，把一名受伤的士兵塞进了我们的车里，他的血都流淌在后座上，由于车座的皮革破了，那人的血深深地渗入了里面的填充物，和车内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一个陌生人的血。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对伊克纳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但好像应该告诉他。我又告诉他，那士兵带有金属腥味的血让我想起了他，伊克纳，因为我总是在想象中感觉到是那些联邦士兵射中了他，让他死在那儿，让他的血染红了土地。其实并非如此，我既没有想象过这情形，受伤士兵也没有让我想起伊克纳。即使他觉得我的故事奇怪，他也不会说出来。他点点头说：“我听说了许多事情，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