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连到元虎家去了一趟，回来拉着脸子，噘着嘴，一句话都不说。爹问她怎么了，娘问她怎么了，她才说：他们都不要脸，他们都不是人！说罢，奔到里间屋，趴在自己的小床上，哭起来了。原来，元虎、山豹他们已经把新清家的水羊勒死了，藏在元虎家灶屋的墙角里，死羊身上还盖着一块破麻袋片。元虎没有把春连当外人，他把春连领到灶屋，掀开麻袋片让春连看死羊，并对春连说：等吃过晚饭，月亮出来以后，你让春旺过来帮着剥羊。把羊肉剁开，咱们几家平均分。关键是保密工作要做好，千万别走漏了消息。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春连把躺在地上的死羊看见了，没错，这就是新清家的那只水羊。水羊的两只眼睛都瞪着，眼珠已经发白，像是无声地控诉着什么。
云移到了春连的心里
月亮升起来了，山豹过来喊春旺去帮忙。春旺没有去，他说他的身体不舒服，头疼，什么事都干不成。尽管春旺没有去帮着剥羊，半夜里，元虎还是给春连家提来了一块羊肉。元虎敲门。春连的爹问：谁呀？元虎说：我，元虎。三更半夜的，有啥事明天再说吧，都睡了。开门吧，我来送点东西。春连的爹知道他送来的是羊肉，说：我们家不要，你拿回去吧。元虎说：要不要都要分给你们家一份儿，谁叫你跟俺爹是一个爹呢！你不开门没关系，我把东西放在你们家窗台上了。要是被黄鼠狼叼走，我可不管。元虎真的把羊肉放在春连家的窗台上，走了。
元虎并没有走远，他躲在一棵树后，向放羊肉的窗台那里看着。月光很明，把窗台上的那块羊肉照得清清楚楚。元虎看见，春连家的门还是打开了，屋里走出来的是春连的娘，她把羊肉提到灶屋里去了。元虎把嘴撇了撇，心里说：嘴是说话的，也是吃东西的，谁都知道羊肉好吃。
第二天早上，妇女劳动力的活儿是下地翻红薯秧。这年雨水多，红薯秧子长得很旺。如果不及时把红薯秧子翻一下，贴地的红薯秧子下面就会扎出许多白色的根须。根须一多，营养就会分散，红薯就长不大。所以，这里的农人每年都要把红薯秧子翻两三次。天色微明，黄鹂在树上叫着。新清来到春连家门口，喊春连一块儿上工。春连赶紧答应：来了来了。她们两个每天都一块儿上工。不是春连喊新清，就是新清喊春连。收工时也是一样，她俩从来都是一块儿走。村里别的妇女评价说，春连和新清好得像是一个人。
春连和新清同一年生人，都是属羊的。从小，她们就一块儿玩，一块儿挖野菜，一块儿拾柴火。村里办起了小学，她们一块儿上学，成了同学。村里的小学只能上到四年级，到五年级时，就得到公社所在地的镇里小学去上。新清的爹死了，新清的娘不让新清再上学，让她回家帮家里干活。新清学习成绩很好，很喜欢上学。娘不让她上学，她就哭。春连陪新清一块儿哭。可是，新清不能上学了，刮风下雨，她跟谁结伴去学校呢！于是，她也不上学了。新清对上学看得很重，她认为春连都是为了她，为了跟她保持一般齐，为了不使失学的她太难过，才主动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这让新清很感动，又觉得好像欠着春连一些什么。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关系就更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之后，她俩不仅行动一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比如每年秋天收割黄豆和绿豆时，总会有一些妇女往怀里掖豆角。对这种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春连和新清都很反感。发现哪个妇女往怀里掖豆角，她们互相看看，共同从眼角那里对那个妇女表示看不起。她们恪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不管公家的东西，还是别人家的东西，连一根草棍都不能往家里拿。要是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用别人说，自己心里就先亏下一块，自己就看不起自己。
几个堂兄偷杀了新清家的羊，这对春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羊虽然不是她偷的，但她总觉得这件事与她有脱不开的干系。至少，她是一个知情者。而新清，一切还蒙在鼓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太不应该了！见到新清，春连第一句话应该问，新清家的羊找到没有。春连没有问。她明知道新清家的水羊已经变成了羊肉，如果再装作关心新清家的羊，就显得她太虚伪了，她实在问不出口。可是，那只羊好像是绕不开的话题，不拿羊说事，她心里又憋得难受。新清先说话，她说天有点阴。春连仰脸看了看天，说：天阴得还怪重呢，说不定还会下雨呢。新清说：下了雨，天就凉快了，一场秋雨一场寒。春连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春连叹气叹得很轻，还是被新清听见了，新清说：你今天好像有点不高兴。春连顿时警惕起来，说没有呀！又说：昨天半夜里，有一只黄鼠狼到我们家去了，用爪子拍我们家的门，我爹喊了好几声，才把黄鼠狼吓跑了。
新清主动跟春连说起她昨晚去小张庄找羊的事。她说，天黑了，她很害怕，生怕自己摸迷了路，回不了家。说是去找羊，见人也不敢问，只在村口站着。有一个男人问她找谁，她才说找羊。那个男人说：开玩笑，羊不走远路，一定是你们村的人把你们家的羊杀吃了，你到我们村瞎找什么！那个男人用脚尖在地上点了点，说：这里有两个羊屎蛋儿，你看是不是你们家的，要是你们家的，就捡走吧！没找到羊，反而受到人家的挖苦。新清认为小张庄的人很坏。她在肚子里骂了小张庄的人一句，转身就走了。
春连也认为小张庄的人很坏，帮着新清骂小张庄的人。同时她觉得那个男人真厉害，一下子就把羊的去向说准了。没错儿，新清家的羊的确没有出村，的确是死在本村人的手里。春连不知道新清对那个男人的话是怎样想的，是不是相信了那个男人说的话，新清会不会怀疑是她的几个堂哥把羊杀死的。要是新清怀疑到她的几个堂哥，会不会对她产生怀疑。要是新清对她产生了怀疑，那就不好了，就有可能影响到她和新清的美好关系。要是新清不跟她好了，她的日子将是暗淡无趣的日子。春连看看新清，心里冲动起来，不行，她要把有关羊的事情真相对新清说出来，她要让新清知道，她和她的那些堂哥是不一样的，她始终和新清站在同一立场。冲动起来后，她的心跳突然加快，手变得冰凉，双腿也有些发软。她知道，新清是个疾恶如仇的人，脾气也像干麦秸，一点就着火。新清要是知道了事情真相，会马上去找元虎他们闹起来。那样的话，事情就闹大了，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到那时候，春连会被当成证人被推向前台，一千只眼睛都看着她，一千根手指都指向她，她想退，都退不回去。春连害怕了，她干咳了一下，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从此不闻羊肉味
这天晚上，刺槐树下的饭场没有形成。一只狗到刺槐树下站了站，嗅了嗅，也走了。往日热闹的饭场显得有些冷清。分到羊肉的人家都炖了羊肉，做了羊肉面片汤。为了避免炖羊肉的香味扩散出去，他们做饭时都把门关得严严的。饭做好了，他们都在自家屋里吃，不再端到饭场去吃。羊肉那么香，端到饭场，要是被人闻见了，别人问他们吃的啥饭，他们不好回答，不好解释。嘴里吃着饭，他们的耳朵还得听着门外的动静。稍有一点响动，他们赶紧放下饭碗，擦擦嘴，才敢到门外去看。按说新清的爹死了，新清的三个弟弟还小，还没有什么力量，就算这件事被新清家的人知道了，也不会对元虎、山豹那帮年富力强的兄弟构成什么威胁。可是，因为他们干的是输理的事，他们心里亏了一块，不知不觉就有些害怕。家里有孩子的，他们一再对孩子强调，他们吃的不是羊肉，是猪肉。吃猪肉的事到外头不要乱说，谁说漏了嘴，就把谁的嘴撕烂。有的人家还对孩子进行考试，问孩子吃的是猪肉还是羊肉，如果孩子回答吃的是猪肉，他们才准许孩子继续吃。
春连拒绝吃晚饭，一个人坐在坑边的黑暗里发呆。她想，新清一家肯定还在为丢羊的事犯愁，他们家却把羊肉做成了面片汤，这样的饭她怎能吃得下去！娘喊她回屋吃饭。她说：我不饿，我不吃。娘说：干了一后晌活儿，咋能说不饿呢！春连说：我闻不惯膻味。娘说：过年的时候咱家做的羊肉炖白菜你不是还吃嘛，没听你说过闻不惯膻味呀。春连说：过年是过年，现在是现在。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羊肉了。娘说：你实在不想吃，去吃馍吧，就点儿咸菜。春连说：我啥都不吃。娘说：你这闺女，你是跟谁赌气？春连说：跟谁都不赌气，我自己生我自己的气。
吃过晚饭，爹把春连喊回屋里，跟春连谈话。爹说：我知道你为啥不吃饭，你这闺女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得到爹的夸奖，春连心里一热，两眼盈满热泪。爹还有话，爹说：一个人光有良心还不够，嘴还要严，不该说的话不能说，让它烂在肚里，一辈子都不往外说。我知道你跟新清啥话都说，但羊的事千万不能说。你说了，有可能惹出乱子。这不只是你和新清的事，是两门子的事。咱们这门儿的人强，人家那门儿的人也不弱。一件事弄不好，会使两门儿的人结下怨气。你想想，你终究是要出门子的，你的这些哥哥呢？他们的日子还要在村里过，祖祖辈辈都在村里过。他们的短处要是被人家知道了，说话办事就得短人家一截。你的哥哥们在人前直不起腰来，恐怕你心里也不好受。
因为春连晚上没有吃饭，爹让春连的娘给春连煮了一个鸡蛋。他们家养了一只母鸡，母鸡隔一天下一个蛋。母鸡下的蛋，他们谁都不吃，一枚一枚攒起来，拿到集上换盐、换煤油。给春连煮一个鸡蛋，在他们家来说算是破了例。春连明白爹的意思，这是对她没吃晚饭的补偿，也是拿鸡蛋进一步堵她的嘴。娘把鸡蛋拿给春连，春连仍说不吃，还埋怨娘：谁让你给我煮鸡蛋的，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娘说：你说你不是小孩子，我看你比小孩子还不懂事。一个人来到世上，哪有不犯错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能俩眼齐睁着。不饶人的人，是跟别人过不去，也是跟自己过不去。你现在还不知道当父母的难处，等以后你就知道了。娘把鸡蛋放到春连的枕头下面去了。
春连舍不得一个人吃鸡蛋，把鸡蛋装进口袋里，与新清分着吃。二人在一起时，春连对新清说：你闭上眼，我送你一样东西。新清问啥东西。春连说：不要问，你闭上眼嘛！新清把眼闭上了，春连把鸡蛋装进了新清的衣兜里。新清觉得衣兜一沉，以为春连给了她一个小香瓜。秋天在地里干活，偶尔摘到野生的小香瓜是有的。新清往口袋里一摸，原来是个鸡蛋。如果是一个小香瓜，新清可以接受，一个鸡蛋，新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鸡蛋能卖三分钱呢，拿三分钱买盐，够一家人吃好几顿的。鸡蛋在新清眼里是贵重的，一个人吃一个鸡蛋，是不是太奢侈了，也太浪费了。新清说：我不要。她把鸡蛋掏出来，欲还给春连。春连捂着衣兜，跑开了。新清追上春连，坚持要把鸡蛋还给春连。两个人推来让去，力气比春连稍大的新清到底把鸡蛋装回春连衣兜里去了。春连的情绪有些低落，说：新清，你跟我分这么清干什么！她心里想的是，新清是不是因为羊的事对她有所怀疑，不再跟她好了呢！新清说：不是跟你分得清，是因为鸡蛋太贵了。一定是你娘给你煮的鸡蛋，你舍不得吃，就拿来给我吃。你的生日还不到，你娘怎么舍得给你煮鸡蛋呢？春连心里慌了一下，赶紧说道：我也不知道俺娘发的哪门子神经。反正我不喜欢吃鸡蛋黄，鸡蛋黄太噎人了。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说：我吃鸡蛋清，你帮帮我，替我把鸡蛋黄吃了吧？新清像是想了一下，才说：那好吧！
云终于散了
在新清家，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既然羊已经丢了，有人给新清的娘出主意，向新清的表姨把情况报告一下就过去了。新清的娘不同意这个主意，她主张想办法挣钱，买一只羊还给人家，或者还给人家钱。挣钱？上哪里挣呢？那时候想挣一分钱都不容易。社员们天天下地干活，头上顶着大太阳，身上的汗珠子出得滚滚的，一天才能挣七八个工分。那些工分不能换成现钱，是秋后分粮食用的。把粮食折合成钱，一个工分的价值不过三四分钱。新清家人口多，能参加生产队干活儿的人少，靠挣工分挣钱根本不现实。机会来了，新清的娘听说镇上的供销合作社收购干草，就把自己的孩子们再次动员起来，让每个孩子回家都不能空手，人人都要往家里带草。
以前下地干活儿，每次收工时新清都会往家里带一些鲜草。那时带草是为了喂羊。因为喂羊的事主要由妹妹新水负责，新清往家里带草并不是很上心，每次带的草也不多。现在不同了，往家里带草成了任务，她必须完成任务。家里没有了羊，她反而要多多往家里带草。新清知道了，每一斤干草才能卖二分钱，十斤干草呢，才能卖两毛钱。而湿草晒成干草很不出数，平均五六斤湿草才能晒出一斤干草，看着沉甸甸的一大抱子湿草，一晒干就变成轻轻的一小掐儿。原来草里面主要是水分啊！一只羊恐怕要值十好几块钱，那么，要薅多少斤湿草才能抵上一只羊的价钱呢？新清想算出一个数目，可她算得头都大了，也没算出来。算了，不算了，只管薅草吧。
中午收了工，新清留下来在地里薅草。见新清不回家，春连也不回家。新清对春连说：你先回去吧，别等我，我薅点草才能回去。春连想问：你们家的羊没有了，还薅草干什么呢？可春连没有问，凡牵涉到羊这个字，她不知不觉就有些躲避。新清自己主动说出来了，他们家要把湿草晒成干草，把干草卖成钱，把卖干草的钱攒够一只羊的钱，还给表姨家。春连说：我跟你一块儿薅。新清说：不用，大晌午头的，天热得很。春连不说话，就是不回家。帮新清薅草，也许能替自己还一点心债。这地方土地肥，雨水足，哪儿哪儿都长草。可是，人人都有一双手，薅草的人很多，明面上的和顺手的地方，都被手快的人薅得差不多了。所以，薅到一把草容易，想薅到一抱子草就不容易了。高粱地里的草多一些，新清和春连就钻进高粱地里去薅。新清薅得很快，春连薅得也很快，两个人像比赛一样。在她们的想象里，前面仿佛有一只白羊，她们正以薅草的方式追赶白羊。她们薅得越快，薅的草越多，离白羊就越近。高粱地里密不透风，相当闷热，不一会儿，她们就热得满脸通红，汗水把鬓角的头发都湿成了缕。新清看不见春连了，她赶紧喊：春连，春连！春连答应了，但声音听来有些远。春连跟着草走，薅着薅着就与她分开了。高粱如树林，人在“树林”里很容易迷路，春连迷了路就不好了。她找到春连，说：好了，够了，今天就薅这么多吧。说完拉春连一块儿回村去了。
春连回家晚了。娘问她：为啥回来得这样晚？春连说，她帮新清薅草去了。娘没有问她为啥帮新清薅草，她自己就说出来了。她说：新清家的羊丢了，新清家要晒干草，卖钱，拿卖干草的钱还给她表姨家。春连说得声音有些大，说着还看了哥哥春旺一眼。春旺脸上红了一下，把脸扭到一边去了。爹夸春连做得对，爹说：咱家晒的有一些干草，你捆起来给新清家拿去吧。春连说：你不了解新清，新清从来不要别人家的东西。爹说：也是，人活得是志气，有志气的人都不要别人家的东西。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春连和新清还是天天在一块儿干活儿。关于那只羊的事儿，春连没有对新清说。后来，新清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还当上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春连仍把那只羊的遭遇埋在心底，没有对新清说明。春连没有说，不等于她把羊的事忘掉了，看见别人家的一只羊，或看见天空的一块云，她突然就会想起新清家的那只羊来。一想到那只羊，她心里就咯噔一下。
有人给春连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个吃国家商品粮的工人。工人远在新疆，春连要到新疆去跟人家结婚。新清为春连送行，二人说到不知何时还能见面，都有些伤感。特别是春连，眼泪从鼻子里流出来，她把鼻头都拧红了。她对新清说：我对不起你呀！新清说：这话从何说起？春连说：有一件事，一直在我心里，要是不跟你说出来，我一辈子都不安宁。新清问：什么事那么严重？春连说：你听我说，你听了千万别生气。新清说：你说吧。春连的话刚说了个开头，新清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春连有些惊奇：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新清说：是你哥春旺告诉我的。时间能化掉石头，何况是一只羊。事情既然过去了，就算了。
二○○八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