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粘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里——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里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当地人称她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里的“母亲”是一位“脱离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里不远的荒地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里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我在本地治里休整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里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卜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卜赛人。一般来说，吉卜赛人更黑也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卜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里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里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里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本地治里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里成为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坐垫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20世纪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