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洛布的观鲸项目是韩国人发明的，你知道吗？”在去阿尔高的大巴上，坐在我旁边的首尔人说。他单眼皮，戴着棒球帽，一副罩耳式耳机挂在脖子上。他去宿务，而我在中途的阿尔高下车。

“真的吗？”我无精打采地问道。

首尔人告诉我，发明者是一个常年在奥斯洛布潜水的韩国人。有一天，他随渔民出海，发现了鲸鲨。他喂了鲸鲨一些鱼虾，发现它第二天再次出现。他又喂了一些鱼虾，此后连续几天都来投喂。渐渐地，鲸鲨开始在附近聚集。韩国人告诉渔民，他们可以组织游客观鲸。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奥斯洛布的观鲸活动就这样开始。

“了不起。”我说。虽然发自内心，但可能听上去没那么热情。首尔人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此前他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在阿尔高北边的港口下车，与首尔人挥手告别。在这个荒凉的港口，我要搭乘正午时分开往薄荷岛的渡轮。

2013年，薄荷岛发生7.2级地震，引发了海啸，导致卢恩码头彻底被毁。阿尔高至卢恩的渡轮线路，被迫改为阿尔高至塔比拉兰。不过对我来说，这倒更方便。塔比拉兰是薄荷岛的首府，从那里坐上吉普尼，一个小时就能到我打算去的洛博克。

渡轮上大都是普通的菲律宾人。除我之外，旅行者只有一对印裔伦敦情侣。船上很热，没有空调。座椅照旧硬邦邦，其设计理念就是让人坐着不舒服。作为补偿，我看到成群的海豚跃出水面，就像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跳动的瞪羚。

薄荷岛近些年声名鹊起，直追长滩岛。这主要得益于附近的海洋生物正在慢慢恢复。这里不仅能看到海豚和大海龟，还有著名的巴里卡萨大断层。在大断层，珊瑚礁原本像大陆架一样向海中延伸，却突然消失不见，形成深达一公里的海底断崖，成为各种热带鱼类的栖息之地。

不过，在旅游业主导薄荷岛之前，这里也是非法捕鱼的屠宰场。除了装满炸药的渔船，为了满足某些亚洲国家吃活鱼的癖好，渔民还得在珊瑚礁上播撒氰化物。鱼群中毒后会漂浮到水面上，渔民再将这些被毒晕的鱼捕捞起来。

然而，氰化物也会渗入并杀死珊瑚礁，破坏鱼群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珊瑚礁没了，鱼就没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渔民放弃诱惑，扔掉毒药和炸药包，还是游客开始光顾薄荷岛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是那些背着大氧气瓶、一掷千金的潜水爱好者们拯救了薄荷岛。

“阿洛纳海滩？去阿洛纳海滩吗？”

一下渡轮，摩的司机的吆喝声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到处是潜水俱乐部的阿洛纳海滩，正是鱼类爱好者们的乐园，而我要去的是离海很远的洛博克。

快要散架的吉普尼，在散架前把我扔在洛博克镇中心。要问洛博克有什么，答案是几乎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几家卖杂货的小铺，还有一座几年前在地震中倒塌，至今仍在重建的西班牙教堂。

除此之外，洛博克还有一条河。从薄荷岛内陆高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和雨水汇集到一起，冲出一片亚马孙丛林般的河谷。我订了位于河谷深处的一家旅馆，打算与世隔绝地住上几天。

从镇上走到河谷并不容易。我走进一家杂货铺，买了一瓶矿泉水，顺便问老板到河谷最近的路怎么走。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留着两撇胡髭，正坐在一堆落着尘土的杂货中间发呆。听了我的问题，他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然后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好像只有中国人才会跑进一家杂货铺问路。我只好告诉他，我是。他摸了摸胡髭，露出微笑。

“我父亲也是。”他说。

如果在相声里，这可能会是一个包袱，但我当时没什么开玩笑的心情。老板告诉我，他的父亲是福建移民，姓汪，叫什么已经忘记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用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姓。我这才搞明白，他其实姓黄。

“你会说中文吗？”我试着问他。

“我会说福建话。”

仿佛为了证明给我看，他开始掰着手指，用磕磕绊绊的福建话数数，从一数到十，用了三分多钟。我一边焦急地等他数完，一边暗自怪自己为什么跑来这里问路。

“那么，很高兴认识你。”等他数完，我决定赶快告辞，不再问路。

可他没接话，好像还在回味福建话美妙的韵律。过了一会儿，他才终于回过神来，问我：“你想不想看公鸡打架？”

“行啊。”我随口说，知道他指的是斗鸡。

“每个周日下午都有，我们可以一起去。”

“怎么去？”

“周日下午1点，来这里找我。”

我没再问路，决定靠直觉走到河谷。实际上，只要沿公路走上两公里，就出现了旅馆的指示牌。按照指示牌的说法，从一条岔路下去，走五百米就是河谷。

路是完全没修过的破石头路，到处是烂泥，如果没有行李箱，倒是颇有野趣。等我总算走到尽头，发现是一座悬崖。俯身望去，浩荡的河水就在悬崖下面奔涌。我又发现一个指示牌，顺着箭头指引的方向，看到一段坡度几乎有四十五度的台阶。那台阶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河谷最深处。

早知道是这样，我可能不会来这里，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等我汗流浃背地下到旅馆前台，突然明白为什么这家旅馆在喜欢隐居的小圈子里颇有名望：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进来，但绝对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出去。

我拿到钥匙，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栋吊脚小木屋。木屋就在河边，掩映在一片椰林中。河对面是一座山峰，好像一堵拔地而起的山墙，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木屋里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一盏台灯。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收不到手机信号。我要在这里度过两周，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只有伊恩·弗莱明的那本《惊异之城》。

住在河谷地带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划皮划艇。每天清晨，我换上泳裤，走到河边，把旅馆的皮划艇推到河中。清晨的河谷弥漫着淡淡的薄雾，两岸的丛林里传来各种各样的鸟鸣。微风拂过下垂的椰树叶，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弹奏琴键。

我偶尔会看到划船上学的菲律宾孩子。姐妹俩，姐姐十来岁，妹妹七八岁，都背着色彩鲜艳的小书包。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姐姐就放下桨，和妹妹一起向我招手。直到湍流把小船的方向冲弯，她才赶忙拿起桨，重新调整船头。

河水是墨绿色的，漂浮着细小的枯枝，但仍能清楚地反射出周围没有名字的山峰。中午之前，河上几乎没有风。我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划桨，看到蓝色尾翎的翠鸟鸣叫着飞过。往上游划不到一公里，有一座小小的瀑布。水流变得迅猛，因此我就在这里掉转船头。整个下午，我都待在小木屋外的露台上看书，偶尔抬头看一下露台外的菠萝蜜树，盘算着美味的果实何时才能坠落。

每天午后，河上会有水上餐船经过。餐船是从洛博克镇开过来的，供应自助餐，有乐队演出。那是一天中唯一能听到的“噪音”。乐队唱的大都是披头士、理查德·马克思的英文老歌。只有一次，我听到传来的歌声是《甜蜜蜜》。

在河谷隐居的第二周，大雨开始光顾。雨像透明的珍珠从天而降，将整个河谷和山峰都封锁在一片白茫茫的雨幕中。大雨过后，河水不再平静。湍急的流水席卷着泥沙和树枝，一起冲向下游的入海口。大雨时下时停，我除了待在木屋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过下雨的好处是，燠热的空气终于凉爽下来，而且还吹落一只椰子，滚到我的门前。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享用了一顿椰肉。

第二周的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爬出河谷。我租了一辆摩托车，去看薄荷岛的名胜——巧克力山。在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哈利·波特骑在扫把上飞行，其中一段镜头就是飞过巧克力山。

巧克力山由一千二百六十八个圆锥形小山丘组成。每到旱季（2月至5月），山上的植物干枯成褐色，如同一排排巧克力。我去的时候不是旱季，山上依旧葱绿。站在观景台上，震撼之处在于放眼望去都是繁茂的植物，充满原始的生命力。我几乎没看到什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仿佛自地球出现之日起，巧克力山就是现在的样子。

一百多年前，菲律宾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如今这个数字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站在巧克力山上，我可以想象菲律宾一百年前的样子。那时，从吕宋岛到棉兰老岛，从巴拉望岛到莱特岛，整个菲律宾群岛大概都是眼前的景象。

大片的积雨云正朝我头顶的方向移动。雨燕在耳畔盘旋追逐，发出大雨将至的警报。远处的小山包已经在白色水汽中消失，只留下淡淡的墨色轮廓。我没穿雨衣，急忙骑上摩托车往回赶，但还是被大雨阻在半路，上下淋个湿透，像只落败的公鸡。既已淋透，也懒得再找避雨的地方。

离开薄荷岛前，我去看了场“公鸡打架”。这才明白，落败公鸡的命运远比我凄惨——它们要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命。

在菲律宾，斗鸡是一项国民运动，兼具娱乐和赌博的功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鸡场，洛博克也不例外。我打了辆摩的前往，为了耳根清净，没去找黄姓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