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越来越擅长向父母撒谎。原则上讲，我说的并不是真正的谎话，但因为我不够强大，无法反抗他们那个一直很周密的世界，就只好假装接受它，与此同时我另辟蹊径，一旦父母的脸色变得阴沉，我马上就会回转过来。我尤其在父亲面前会这么做，虽然在我看来，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很有权威，让我晕眩，试图欺骗他，这令我既疲惫又痛苦。

正是他，甚于我的母亲，反复教育我不要撒谎。但和维多利亚姑姑见面之后，我觉得撒谎已经无法避免了。我刚走出大门，就决定假装如释重负，我跑向汽车，仿佛自己在逃离危险。我刚关上车门，父亲就启动了引擎。他用阴郁的目光瞥了瞥儿时生活的楼房，猛然启动了车子，他本能地伸出一只手，以免我的额头撞上挡风玻璃。有好一会儿，他在等我说些让他放心的话。一方面，我确实想这么做，因为看到他焦躁的样子，我觉得很痛苦；可我强迫自己保持沉默，我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会惹他发怒。过了几分钟，父亲一边留意路，一边用余光看着我，他先开口问我见面怎么样。我说，姑姑问了我学校里的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她还想知道我有没有朋友，我就聊了聊安吉拉和伊达。

“就这些吗？”

“对。”

“他问到我了吗？”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那你妈妈呢？”

“也没问。”

“整整一个小时，你们就聊了聊你的朋友？”

“还聊了学校。”

“那音乐是怎么回事？”

“什么音乐？”

“就是放得声音很大的音乐。”

“我没听到什么音乐。”

“她客气吗？”

“有点粗鲁。”

“她跟你说难听话了？”

“没有，但说话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我提醒过你的。”

“是的。”

“现在你的好奇心满足了吗？你终于知道，你和她一点也不像了吧？”

“是的。”

“过来，亲爸爸一下。你最漂亮了！原谅我说的那些蠢话好不好？”

我说，我从来没有生过他的气。尽管他在开车，我还是任他凑过来，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但我很快笑着推开了他，抗拒地说：“你的胡子扎到我了。”虽然我一点和他玩闹的心思也没有，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开开玩笑，忘记维多利亚。然而他反驳说：“你想想你姑姑的小胡子有多扎人吧。”我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维多利亚嘴唇上深色的汗毛，而是我自己的。我小声嘀咕说：

“她没有小胡子。”

“她有。”

“没有。”

“好吧，她没有，就怕你现在想再回去看看，她到底有没有胡子！”

我严肃地说：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2-

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她，那也不是一句真正的谎言，因为我的确害怕再和维多利亚见面。但我说出那句话时，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在哪天、几点钟、在什么地方会再见到她。甚至，我感觉我根本就没和她分开，她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还萦绕在我脑海里，好像那一切都没结束，而是正在发生。父亲一直在说话，想让我明白他有多爱我。可我满脑子却都是他妹妹的样子，我只听见她的声音，甚至是现在，我依然能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她的声音。我看到她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出现在我面前，听见她用粗粝的方言对我说：“把门关上。”她说完就转过身去，就好像除了跟着她，我别无选择。维多利亚的声音里，或许是她整个身体里，有一种不经过滤的暴躁，这种情绪瞬间击中了我，仿佛用火柴点燃瓦斯时，我手上感受到从火炉的孔隙里迸溅出的火焰。我把门从背后关上，跟在她身后，就像她用皮绳牵着我一样。

我们在一个充满烟臭味的地方向前走了几步，那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光亮来自一扇敞开的门。她穿过那扇门消失不见了，我跟上去，走进一间小厨房，立刻感到很震惊，因为厨房里格外整齐，却弥漫着烟屁股和垃圾的味道。

“你想喝橙汁吗？”

“我不想麻烦你。”

“你想喝还是不想喝？”

“想，谢谢。”

她让我坐到一把椅子上，然而又改变了主意，说椅子坏了，让我坐另一把。让我惊讶的是，她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从那个颜色有些发黄的白冰箱里取出听装或瓶装的橙汁，而是从一个篮子里拿了两个橙子，她切开橙子，开始往一个玻璃杯里挤橙汁，她没有用榨柑橘器，而是用手和一把叉子。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你没有戴手镯。”

我紧张地问：

“什么手镯？”

“就是你出生时，我送你的那只。”

自从我记事起，我从来没有戴过手镯。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东西，而我没有戴，可能冒犯到了她。于是我说：

“可能我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戴过，戴到一两岁，后来我长大了，镯子戴不上了。”

她转过身看向我，我把手腕伸给她看，向她证明我的手腕太粗了，已经戴不上新生儿的手镯了，可她竟放声大笑起来，她的嘴巴很大，牙齿也很大，笑的时候露出了牙龈。她说：

“你很机灵。”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怕我吗？”

“有点儿。”

“害怕很正常。即使不需要害怕时，也应该害怕，它能让你保持清醒。”

她把杯子放在我面前，杯壁上还滴着果汁，橙色的表面漂浮着果粒和白色的种子。我看了看她精心梳理的头发，她梳的那种发式，我只在电视上、老电影里和我母亲少女时代拍的照片里看到过，她的一个朋友当时梳的就是那种发型。在宽大的额头和深眼窝之间，维多利亚的眉毛乌黑浓密，像两根木炭。你喝呀，她说。我不想惹她不高兴，立刻抓起杯子，但喝这种果汁实在让我很恶心，因为我看见果汁是从她手心里流下来的，而且如果是我母亲，我会让她帮我把果肉和种子捞出去。你喝呀，她又说，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我喝了一大口，这时她却坐到了眼前的椅子上，几分钟前，她还说它不太稳当。她表扬了我，但还是用之前那种冷淡的语气说：“没错，你很机灵，你马上就找到借口，为你父母开脱，真不错。”但接着她告诉我，我全弄错了，她送给我的手镯不是给婴儿戴的，而是大人戴的，她很珍视那只手镯。她强调说，因为我不像你父亲，他很贪财，迷恋物质；我看重的不是东西，而是人，你出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把镯子送给这个孩子，等她长大就可以戴了。我还给你父母写了便条说了这件事——等她长大了，把镯子送给她——我把手镯和纸条投进了你家信箱里。你想啊，我要是上楼去了，你父亲和母亲俩冷血动物，肯定会把我轰走的。

我说：

“可能镯子给小偷偷走了，你不该放在信箱里的。”

她摇摇头，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什么小偷？你说什么呢？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喝橙汁吧。你母亲会给你挤橙汁喝吗？”

我点点头，但她没有在意我。她在谈论鲜榨橙汁的美味，我发现她表情变化特别快，鼻子和嘴巴之间的褶皱瞬间消失不见了，那些褶皱让她看起来很愠怒（就是这个词：愠怒），高颧骨下的那张脸，一秒钟之前，我还觉得很长，仿佛是一张紧绷在鬓角和颌骨间的灰色帷幕，此刻却恢复了血色，她变得温和了。“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她说，“每次到了我的命名日，她都会端一杯热巧克力到我床前，她把巧克力做成了奶油状，鼓得高高的，就好像往里面吹过气。你呢，你父母会在命名日给你做热巧克力吗？”我本来想说是的，尽管在我家没人庆祝命名日，也没有人把热巧克力端到我床前。但我害怕被她识破，于是我摇了摇头。她不满地摇摇头说：

“你父母不尊重传统，他们那么自以为是，才不会降低身份去做热巧克力呢！”

“我父亲会做拿铁。”

“你父亲就是个混蛋，算了吧，他还会做拿铁？你奶奶倒是会做拿铁。她会在里面放两勺打好的鸡蛋。他和你讲过我们小时候是怎么喝咖啡牛奶、往里面加蛋黄酱的吗？”

“没有。”

“你知道吗？你父亲是这样的人：好事净让他占了，他见不得别人一点好。如果你告诉他那是不对的，他就会把你抹去。”

她不满地摇摇头，说话的语气很疏远，但不冷淡。“他抹去了我的恩佐，”她说，“对我来说，他是最重要的人。你父亲会抹去一切比他优秀的人，他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他自以为很聪明，可事实上他从来都不聪明，我才是聪明的那个，他只是狡猾。他天生就懂得怎么让你离不开他。小时候，如果他不在我身边，我会觉得连太阳都消失了。我想，如果我不按照他想的去做，他就会离开我，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就会死掉。就这样，他一直在指使我，给我规定什么好，什么不好。告诉你吧，我天生就热爱音乐，我想当舞蹈演员。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的父母答应我，但你父亲认为当舞蹈演员不好，他不让我跳舞。对他来说，你只有一直把书捧在手上，你才配得起活在这世上，如果你不学习，你就什么也不是。他对我说，什么舞蹈演员，维多，你连舞蹈演员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好好学习吧，别再提跳舞的事儿了。那时，他做家教已经挣了些钱，他本可以帮我报一所舞蹈学校，而不是净给自己买书，他也只会买书。他没有帮我，他喜欢抹杀所有事、所有人的意义，除了他、他自己的事。他抹杀了我的恩佐。”姑姑最后突然说，一开始你父亲让恩佐相信他们是朋友，可后来却把他的灵魂抽出来，毁掉，撕成了碎片。

姑姑对我说了这一类的话，但说得更通俗，带着一种让我眩晕的亲密感。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摆脱了困境，又陷入了困境：遗憾、憎恶、愤怒和忧伤，各种情感在她心里泛起。她痛斥我父亲，用的都是我从没听过的污言秽语。但一提到那个恩佐，她就激动得不再说话，低下头，躲开我，很夸张地用一只手遮住双眼，匆忙地走出厨房。

我没有感动，只是觉得很紧张。趁她不在，我把一直含在嘴里的橙子籽儿吐到了杯子里。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我很羞愧，因为她辱骂我父亲时，我没有反驳。我想我应该告诉她，用那种方式谈论一个受人景仰的人是不对的。这时，音乐声悄然流淌起来，几秒钟之后，音量突然加大，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她大声喊我：“过来，贾妮！你在做什么，睡着了吗？”我立刻从椅子上跳了下去，走出厨房，走进昏暗的玄关。

没走几步，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很旧的单人沙发，地板角落里放着一把手风琴，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视机，还有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一台电唱机。维多利亚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在那儿，她自然可以看见我父亲的汽车，我父亲正坐在里面等我。她谈到那首音乐，但没有转过身：他应该听一听这首曲子，这样他就会想起来了。我发现，她正在有节律地晃动着身体，双脚、胯部和肩膀都有轻微的动作，我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的后背。

“我第一次见到恩佐是在一个舞会上，我们跳了这支舞。”我听见她说。

“那是多久之前？”

“到五月二十三号，就十七年了。”

“已经过去很久了。”

“一分钟也没过去。”

“你喜欢他吗？”

她转过身来。

“你父亲什么也没告诉你吗？”

我犹豫不决，她看起来很严厉，我第一次觉得她比我父母还要老，尽管我知道，她要比他们小几岁。我回答说：

“我只知道他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没有别的了？你父亲没告诉你，他是个坏人？”

我犹豫不决。

“有点儿坏。”

“然后呢？”

“罪犯。”

她脱口而出：

“你父亲才是坏人，他才是罪犯！恩佐是宪兵队的上士，他甚至对罪犯都很仁慈，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做弥撒。你想想，我一开始不信上帝，因为你父亲让我相信，上帝并不存在。但遇见恩佐后，我的想法就变了。他是这世上最善良、最正义，最有同情心的人。他的声音是那么优美，他唱歌是那么动听，他还教我拉手风琴。遇到他之前，男人都让我觉得恶心，遇到他之后，无论谁靠近我，我都会因为厌恶而把他赶走。你父母对你说的没一句是真话。”

我看着地面，感觉浑身不自在，没有回答她。她追问我：

“你不相信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宁愿相信谎言，也不愿意相信真相。贾妮，你的成长环境很糟糕。你看看你多可笑，全身上下都是粉色：粉鞋子、粉上衣、粉发卡。我敢打赌，你肯定不会跳舞。”

“我和朋友每次见面时，都会练习舞蹈。”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安吉拉和伊达。”

“她们也像你这样？”

“是的。”

她露出一个鄙夷的笑，她俯下身，让唱片从头开始播放。

“你会跳这个舞吗？”

“这是很早之前的舞。”

她突然抓住我的腰，紧紧搂住我，她硕大的乳房散发出阳光下松针的味道。

“你踩到我脚上来。”

“会弄疼你的。”

“踩上来。”

我踩到她的脚上，她带着我在房间里旋转，动作很精确、优雅，一直到音乐结束。她停下来，但没有松开我，而是继续搂着我。她说：

“你告诉你父亲，我带你跳了我和恩佐第一次见面时跳的那支舞。你就这样一字不差地告诉他。”

“好。”

“好了，够了。”

她用力推开我，失去了她的温度之后，我强忍着没发出尖叫，仿佛身体的某个部位一阵剧痛，我羞愧自己表现得那么软弱。她和恩佐跳完舞后，就再也不喜欢任何其他男人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想，她应该记下了那段无与伦比的爱情里的每个细节，或许和我跳这支舞时，她脑海里也在不断重温当年的每一个瞬间。和她跳完舞，我觉得很兴奋，连我也想这样爱一个人了，一见钟情，全心全意去爱。她对恩佐的记忆如此强烈，甚至连她骨瘦如柴的身体、她的乳房，她的呼吸都能传递激情，我的胃里感到一阵温热。我低声说了一句冒失的话：

“恩佐长什么样，你有他的照片吗？”

她露出欣喜的眼神：

“很好，我很高兴你想见他。我们就约在五月二十三号见面，到时我们一起去看他：他在墓地里。”

-3-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母亲小心翼翼，试图完成我父亲交给她的任务：想搞清楚我与维多利亚姑姑的会面，是否治愈了他们无意中对我的伤害，这让我一直都很警惕。我不想让他们中任何一个知道：我其实不讨厌维多利亚。我仍然相信我父母说的话，但我同时也有点相信姑姑的说法，但我尽量掩盖这一点。我很小心，避免提到维多利亚给我的感觉：那张脸让我很吃惊，那是一张肆无忌惮、表情丰富的脸，可以说很丑陋，同时也异常美丽，以至于现在我在这两个形容词之间犹疑不决，不知所措。尤其是，我很不希望我情不自禁流露的东西，比如眼中闪过的光，脸上浮现的红晕，会暴露我五月的约定。但我没有说谎的经验，我是一个家教很好的女孩。我摸索着，回答妈妈的问题我有时过于谨慎，有时又过于粗心，最后说出一些欠考虑的话。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她问我：

“你觉得你姑姑怎么样？”

“她看起来很老。”

“她比我还年轻五岁。”

“你看起来就像她女儿。”

“别拿我取笑。”

“我是说真的，妈妈。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是当然，尽管我努力想要和她搞好关系，但我和她从来没成为朋友，和她打交道太难了。”

“我也注意到了。”

“她有没有跟你说一些很糟糕的事？”

“她不太好相处。”

“然后呢？”

“她有点生气，因为我没戴我出生时她送的手镯。”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我满脸通红。我想搞清楚，提到那只手镯有没有引起妈妈的不适，但她的反应很自然。她问：

“是一只给婴儿戴的小手镯？”

“是一只大人戴的手镯。”

“她送给你的？”

“对。”

“据我所知，维多利亚从来没给过我们任何东西，连一朵花也没送过。但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去问问你爸爸。”

我很激动，现在母亲会告诉父亲这件事，父亲就会说，她们俩聊的不止是学校，不仅仅是伊达和安吉拉，她们也聊了其他事，乔瓦娜瞒着我们。我真愚蠢。我说，我不在乎那只手镯，然后用厌恶的语气补充说，维多利亚姑姑不化妆，不剃毛，眉毛特别粗，我看到她时，她没戴耳环，也没戴项链，就算她曾经给了我一只手镯，那肯定也很难看。我知道，从那时起，无论我说什么贬低的话，已经没用了，我母亲会和父亲说这件事，她告诉我的不是父亲真正的想法，而是他们商量之后的答复。

我睡不安稳，在学校里经常因为走神受到训斥。当我确信我父母忘记了手镯的事，他们却再次谈起来了。

“你父亲也一点儿不知道。”

“什么事？”

“维多利亚说她送给过你一只手镯。”

“我觉得她说的不是真的。”

“确实如此。不管怎样，如果你想戴手镯，就去看看我的首饰吧。”

尽管我很熟悉我母亲的首饰，但我真的去翻看了她的首饰盒。我三四岁就开始玩那些首饰，那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她仅有的两只手镯：一只是镀金的，上面有天使造型的坠子，另一只是银的，上面有蓝色叶子和珍珠。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只镀金的手镯，根本看不上那只银手镯。但最近，我却很喜欢那只有蓝色叶子的银手镯，有一次甚至连科斯坦扎都称赞它做工很好。就这样，为了表明我对维多利亚姑姑的礼物不感兴趣，我开始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和安吉拉、伊达见面时戴着那只银手镯。

“真漂亮啊！”有一次伊达说。

“这是我妈妈的，但她说我可以随便戴。”

“我妈妈都不让我们戴她的首饰。”安吉拉说。

“那这个呢？”我指着她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

“这是奶奶送我的。”

“而我的项链，”伊达说，“是我父亲的一个表妹送给我的。”

她们经常会提到一些慷慨的亲戚，有些和她们感情很深。我只有之前住在博物馆附近的外公外婆，但他们已经死了，我几乎记不清他们了，我经常很羡慕他们的亲戚关系。但现在我和维多利亚姑姑建立了联系，我就说：

“我姑姑给了我一只手镯，比这个漂亮得多。”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戴？”

“它太珍贵了，我妈不让我戴。”

“让我们看看嘛。”

“好啊，我妈不在时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家会做热巧克力吗？”

“我爸爸让我尝过酒。”安吉拉说。

“我也是。”伊达说。

我自豪地说：

“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做热巧克力，她去世前还在给我做。那不是普通的热巧克力，我奶奶做的是有很多泡沫、很细腻的热巧克力。”

我从来没骗过安吉拉和伊达，那是第一次我在她们面前说谎。我发现，对父母撒谎让我很紧张，但对她们撒谎让我很得意。她们总是有比我更有意思的玩具，更鲜艳的衣服，更令人惊叹的家庭故事。她们的母亲科斯坦扎是托雷多区一个金匠家族的后裔，她的首饰匣里装满了值钱的珠宝，有金项链和珍珠项链、耳环，还有许多手镯、手链，但有两只手镯她不让人碰，有一只手镯她经常戴着，她很在意，而剩下的首饰——她们都可以玩儿，我也可以玩的。安吉拉很快就对热巧克力失去了兴趣，她想知道维多利亚姑姑送的珍贵首饰的细节，希望我仔细讲给她听。我说：它是纯金的，镶着红宝石和绿宝石，闪闪发光，就像电影和电视上的珠宝一样。在我谈论手镯时，我不由自主地越说越多，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我说，有一次我光着身子照镜子，身上除了妈妈的耳环、项链和那只漂亮的手镯，什么也没穿。安吉拉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伊达问我是不是穿着内裤。我说没有，这个谎言让我舒了一口气。我想，如果我真这么做了，那一定会享受到绝对的幸福。

就这样，有一天下午，我试着把谎言变成现实。我脱下衣服，戴上我母亲的一些首饰照镜子。但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体验，我看到自己就像一株蔫巴巴的绿色植物，像晒了太多日光，看起来真让人伤心。尽管我仔细化了妆，但我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口红就像是灰色平底锅上一团红斑，很难看。我已经见过维多利亚了，我试着弄清楚我们之间是否真的有相似的地方，但无论我怎么费力都没用。她是个老女人——至少从我十三岁时的目光来看，她很老，而我是个小女孩，我们年龄差别太大，身材完全不一样，脸也没有什么可比性。还有她身上那股劲儿，那种点亮她眼睛的热度，我身上哪里有啊？如果我真得越来越像维多利亚了，但我脸上缺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力量。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盘旋时，我把她的眉毛和额头与我的做比较，我意识到，我希望她真送给了我一只手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戴上它，我会更有力量。

这个想法立刻给了我一种温暖的感觉，就像我沮丧的身体突然找到了良药。我想起了维多利亚姑姑在我们分开前对我说过的话。她很生气，她说，你父亲剥夺了你的大家庭，我们所有人，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堂兄弟姐妹，我们不像他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样受过教育。他和我们一刀两断，把你孤立起来，他害怕我们会毁了你。她发泄了很大的怨气，但这些话在我脑海响起时，让我松了一口气，让我相信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他们想要主动和我建立联系。姑姑没有说，你长得像我，或者你有点像我。姑姑说，你不仅属于你爸爸妈妈，你也属于我，属于你爸爸的所有亲戚，你如果站在我们这边，永远不会是一个人，永远都充满力量。是不是因为她这些话，才让我犹豫了一下，进而向她保证：五月二十三日我不会去上学，我会陪着她去墓地？现在一想到那天早上九点，她会开着她深绿色的破菲亚特500在金牌广场上等我——就像她跟我告别时说的一样——我既想哭又想笑，对着镜子做着可怕的表情。

-4-

每天早上，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去学校，我父母去教书，我去上学。母亲通常会第一个起床，因为她要做早餐，还要花时间打扮。而父亲只有早餐做好了才会起床，他一睁开眼就会看书，还会记笔记，去卫生间也会带着书。我是最后一个起床，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渴望像母亲一样打扮自己，我经常洗头，化妆，精心搭配要穿的衣服。结果他们俩会不断催促我：“乔瓦娜，你还没好吗？乔瓦娜，你要迟到了，搞得我们俩也要迟到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互相催促。父亲说：“奈拉，你快点儿！我要用卫生间。”而母亲则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半个小时前卫生间就空着，你还没去吗？”这不是我喜欢的早晨，我喜欢的日子是这样的：父亲要去学校赶早课，第一个出门；母亲要上第二节或第三节课，如果她一整天都没课，那就更好了。母亲准备早餐时，会时不时朝我喊一句“乔瓦娜，快点儿！”她会不慌不忙地做家务，修订那些交给她修改、但经常需要重写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来说，一切都会很简单，母亲最后一个洗漱，我可以在洗手间多待一会儿。父亲总是迟到，虽然他和往常一样，一边开玩笑逗我开心，一边匆忙赶路。他会把我送到学校楼下，不像母亲那样看着我，等我进学校，他会直接扬长而去，好像我已经长大，可以独自应对这个城市。

我推算了一下，我如释重负地发现，五月二十三号早上会是第二种情况：轮到父亲送我上学。我头一天晚上会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粉色被我排除在外），其实我母亲总是让我提前准备好衣服，但我从来都没听从过她的建议。那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心里特别激动。我跑去卫生间，一丝不苟地化好妆，犹豫了片刻之后，戴上了那条镶着天蓝色叶子和珍珠的银手镯。我来到厨房，母亲刚刚起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她问我。我不想迟到，我说，还有语文作业要写。她看到我紧张的样子，连忙去催父亲起床。

吃早餐时一切都很顺利，他们俩开着玩笑，对我评头论足，仿佛我不在场。他们说，我不睡懒觉，还迫不及待想去上学，那肯定是恋爱了。我露出微笑，没有承认也没否认。早饭后父亲消失在洗手间里，这次轮到我喊他快点儿出来。我不得不说，他并没磨蹭，只是那天他找不到干净袜子，又忘了带要用的书，匆忙跑回书房去拿了。总之，我记得当时是七点二十分，父亲拎着装满书的包站在走廊尽头，我按照习惯亲吻母亲，和她告别，这时门铃遽然响起。

那个时间点有人按门铃，确实让人意外。母亲着急去卫生间，她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就对我说：“去开门，看看是谁。”我打开门，维多利亚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

她说：“嗨！还好你已经准备好了，快走吧，我们要晚了。”

我的心突突地撞击着胸腔。母亲看到小姑子站在门口，她大喊一声——没错，她就是大喊了一声：“安德烈，快来！你妹妹来了！”我父亲看到维多利亚，也非常惊讶，随后他大声说：“你来干什么？”我担心接下来一分钟要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虚弱，浑身都在冒汗。我不知道该对姑姑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我喘不上气来，觉得自己要死了。但很快，一切都以一种出人意料而又明朗的方式化解了。

维多利亚用方言回答说：

“我是来接贾妮的，今天是我和恩佐相识十七周年纪念日。”

她没再说其他话，就好像我父母能一下恍然大悟，明白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应该毫无怨言地让我跟她走。然而，母亲用意大利语反对说：

“乔瓦娜得去上学。”

我父亲既没有问我母亲，也没有问他妹妹，而是用冰冷的语气问我：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低着头盯着地板，他继续追问，语气没有任何变化：

“你们是约好的？你想和你姑姑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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