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父亲在离开家两年前,对我母亲说我很丑。当时他们在婚后买的房子里,那是在那不勒斯上城,圣贾科莫牧羊山上。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沉,当时所有一切——二月寒冷的天气、蓝色天光下的城区,父亲说的每个字都原封不动地留在我心里。但我溜走了,到现在我还在继续远离。这些文字试图讲述我的故事,但实际上它们什么都不是,字里行间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没什么真正的开始,也没有真正的完成:只有一团乱麻,没有任何人,就连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不知道是否抓住了主线,或者说,那只是一种纷乱的痛苦,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
-2-
我很爱我父亲。他一直都很温和,他身材消瘦,显得节制得体,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显得很宽松,好像大一个码,但在我眼里,这让他无与伦比,非常优雅。他面孔俊朗,眼窝很深,睫毛很长,鼻子挺拔完美,嘴唇丰满,脸上的线条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在我面前,他总是很愉快,他一直在读书,他把自己关进书房之前,不管心情如何,不管我状态怎么样,他总是会逗我开心。他特别喜欢我的头发,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赞美我的头发的呢?我现在很难说清楚,可能我当时只有两三岁。在我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对话:
“多漂亮的头发啊!发质真好,油亮油亮的,送给我好吗?”
“不给,这是我的头发。”
“别这么小气嘛!”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好呀!反正我不会还给你了。”
“你自己有头发啊!”
“那是从你那儿偷的。”
“才不是呢,你骗人!”
“不信你检查一下,你的头发太好看了,是我偷你的。”
我会检查自己的头发,那也只是为了好玩儿,我知道他绝不会偷我的头发。我哈哈大笑起来,很快乐,我和父亲在一起远比和母亲在一起开心。父亲总是想要我身上的某样东西:耳朵、鼻子、下巴,他说它们太完美了,他太喜欢了。我特别爱听他的语气,这不断向我证明,他是多么离不开我。
当然,父亲不是对谁都这样。有时遇到一些事情,他也会很激动,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振振有词,长篇大论一通;有时他也会简明扼要说一些短句,一针见血,让人无力反驳。这两个父亲和我爱的父亲不一样,我到七八岁才发现了这种差别。那时,父亲的朋友和熟人会来家里做客,他们会激动地谈论一些我一点也不懂的问题,讨论通常很激烈。我会和母亲待在厨房里,很少注意在几米之外的他们争执得有多激烈。但有时母亲也要忙自己的事情,她会把房门关起来,我就一个人待在走廊里玩儿,或者看书。我父亲博览群书,母亲也一样,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不会留心听他们讨论的事情,只有当他们突然安静下来,我父亲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陌生,我才会放下手中的书或玩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盼着聚会快点结束,我想知道讨论结束后,父亲会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语气又会温柔有爱。
在他说出我很丑这句话之前,那个晚上,他刚得知我在学校成绩退步了。这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成绩优异,只是最近两个月我的状态直线下降。我父母特别在意我在学校的成绩,尤其是我母亲,一看到我糟糕的分数,她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你得认真学习才行啊。”
“我学了呀。”
“那怎么考成这样呢?”
“有些东西记得住,有些东西我记不住。”
“那你就认真学,直到全都记住为止。”
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在学习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那天下午,我母亲去和我的任课老师谈了,结果怏怏不乐地回来,她没有责怪我,我父母从不会责怪我。她只说了一句:“对你最不满意的是数学老师。但她说,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学好的。”说完她就进厨房做晚饭去了,这时我父亲回来了。我在自己的房里,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讲老师对我的抱怨,我知道,为了帮我开脱,母亲说我刚进入青春期,状态有些不稳定,这很正常。而我父亲打断她,用一种很陌生的语气,甚至还用了在我们家里严禁使用的方言,脱口而出说:
“关青春期什么事,她跟维多利亚越来越像了。”
我觉得如果他慎重考虑一下,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假如他知道我在偷听,他一定不会用那种语气,这和他平常轻松幽默的语气差别太大了。他俩都以为我房门紧闭着,因为我总是会关上房门,但他们没察觉到,那天我母亲离开我房间时没关门。就这样,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从父亲故意压低的声音中得知:我越来越像他妹妹了,从我记事起就听他多次谈起那个又丑又坏的女人。
这时可能会有人站出来反驳: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你父亲并没有明确地说:乔瓦娜很丑。事情确实是这样,他生性不会说出那么直接粗暴的话。但当时我处于很脆弱的时期,我来月经已经快一年了,胸部发育越来越明显,这让我很难为情。我担心自己身上散发出异味,所以不断清洗身体。晚上我总是很不情愿地睡去,早上垂头丧气地醒来。那段时间我唯一确定的是:父亲喜欢我的一切。这也是唯一能带给我安慰的事。所以,他把我和姑姑相提并论,这比他直接说“乔瓦娜以前很漂亮,但现在变丑了”更糟糕。在我家维多利亚就像一头怪兽,这个名字会玷污和腐蚀所有相关的人。我对她所知甚少,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寥寥无几,关键在于,我每次见到她总是感到厌烦和恐惧。并不是她这个人让我反感和恐惧,其实我对她没多少印象,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父母谈及她时传递出的情绪。我父亲谈起他妹妹时很隐晦,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不但玷污了自己的声誉,也玷污了所有相关的人的声誉。而我母亲呢,她对维多利亚只字不提,甚至还会在丈夫滔滔不绝发泄对妹妹的不满时打断他,想让他别说了。好像母亲也特别怕她,好像无论姑姑在哪里,她都能听到我父亲的坏话,无论道路多么漫长险峻,她也会像老鹰一样,飞到圣贾科莫牧羊山,会把医院所有疾病带在身上,一下子飞到我们家里,进入七楼的房子里,她黑色的眼睛发出闪电,会把家里的家具劈个稀巴烂。谁要是敢反抗,她就扇谁耳光。
当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抵触情绪背后一定有些恩恩怨怨,但那时我对家里的事情不太了解,尤其是我并没把那个可怕的姑姑当作家里的一员。她就是我童年的噩梦,一个干巴巴的身影,像被魔鬼附身了,是夜幕降临时潜伏在阴暗角落里的可怕影子。没有任何征兆,我忽然跟她长得很像,怎么会这样呢?我像她吗?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漂亮,因为父亲一直在夸奖我,我以为我会永远这么美。因为他的赞美,我以为自己拥有一头漂亮无比的头发;因为他对我的宠爱,我以为自己一直很可爱;我习惯了他的赞美,也确信他说的是真的。现在我父母忽然对我很不满,这让我备受煎熬,是不是他们的不满给我带来了负面影响,让一切变得黯淡?
我在等着我母亲说话,但她的反应并没给我带来一丝安慰。虽然她很讨厌父亲的所有亲戚,她憎恶这个小姑子,就像讨厌一只趴在她腿上的蜥蜴。但她并没大声反驳:你疯了吗?我女儿和你妹妹哪里像啦?她只轻轻叹了口气:“你说什么,才不是呢。”我愣在那里,赶紧跑去把房门关上,不愿听接下来的话。我默默啜泣,直到父亲过来叫我,我才停止哭泣。这时他像往常一样,用好听的声音说:“晚饭好啦。”
我两眼通红地走进了厨房,我盯着餐盘,他们给我提了一大堆有用的建议,教我如何提高学习成绩,我默默忍受着。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假装学习,他们在电视机前坐下了。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的意思。我父亲为什么说出了那句话,我母亲为什么没有竭力反驳他?他们的表现究竟是出于对我分数的不满,还是和学校没关系,只是源于早已潜伏在他们内心的忧虑?尤其是我父亲,他说出那句过分的话,难道就因为我的成绩让他一时不快?还是他犀利的目光已经洞察了一切?他早已看到了我糟糕的未来?也就是说,我已经一步一步开始走向堕落,他觉得很难过,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整晚都很难过,第二天早晨我确信:如果我要拯救自己,就得亲眼看看那个叫维多利亚的姑姑到底长什么样。
-3-
但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许多大家庭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尖锐的矛盾和争吵也很难彻底断绝彼此的联系。而我父亲恰恰相反,他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这座城市,就好像没有任何近亲,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因此我只和外公外婆还有一个舅舅有来往。母亲那边的亲戚一直对我很好,会送我很多礼物,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但外公外婆去世了,舅舅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一切就变了。外公先走了,后来是外婆,他们的突然离世让我很不安,我母亲哭得很伤心,像一个受伤的小女孩。而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们出现的场合屈指可数,要么是婚礼,要么是葬礼,总是表面上的接触。我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向爷爷问好,亲亲你的姑姑,这让我很不自在。对于这些亲戚,我一直都没什么兴趣,另一个原因是,在那些聚会结束后,我父母的心情通常很不好。他们会很快把这事儿忘掉,基本不会再提起,就好像只是尽义务,参加了一场很没意义的聚会。
如果说母亲那边的亲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那地方还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博物馆,他们是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外公外婆;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就住在一个没名字、不确定的空间里。我只确定一点:如果要去拜访他们,就要不断往下走,走到最下面,一直到那不勒斯的最底部,而且旅途特别漫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有很长时间,我真以为是这样。我们家住在那不勒斯最高处,不论去哪里都得往下走。我父母只愿意下到沃美罗区,最多下到博物馆那里,也就是外公外婆家。他们的朋友大多住在苏阿雷兹大街、艺术家广场、卢卡·乔尔达诺街、斯卡尔拉蒂街和奇马罗萨街这些地方。这些街道我都很熟悉,因为我也有很多同学住在那里。更何况,这些街道都通向浮罗里迪阿娜公园,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自我出生起,我母亲就爱把我带到那儿去透气、晒太阳,我和童年的两个好朋友——安吉拉和伊达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好时光,玩得很开心。经过这草木葱郁、花团锦簇、人们举止优雅、欢声笑语、能看见大海的地方,我们才真正开始下坡,我父母很讨厌去下城。因为工作或购物,尤其是我父亲要做研究,与人见面,开研讨会,他们每天都得下山,大多时候乘坐缆车,坐到齐亚雅、托雷多,然后又转乘到平民广场、国家图书馆、阿尔巴城门、温达耶里大道,最远会到查理三世广场,那是我母亲教书的地方。其实这些地名我也很熟悉,我经常听父母说起。但他们不经常带我出去,所以那些地方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乐趣。沃美罗以外的地方,我就没那么熟悉了,越往平地走,我就越觉得陌生。因此我父亲的亲戚居住的地方,对我而言自然是很荒芜、有待探索的地方。在我眼里,这些地方不仅没有名字,也很难抵达。每次要去那些地方时,我父母一改通常活力四射、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们会看起来很疲惫、分外焦灼。虽然那时我还小,但那种紧张感,他们之间的谈话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安德烈!”我母亲发出微弱的呼喊,“快穿衣服,我们得走了。”
但我父亲岿然不动,还在继续读书,用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记笔记。
“安德烈,我们要迟到了,大家会不高兴的。”
“你收拾好啦?”
“我好了。”
“女儿呢?”
“也收拾好了。”
这时我父亲才放下书本,笔记本摊开放在写字台上,他穿上一件干净衬衫,套上外套。但他沉默不语,绷着脸,仿佛在心里默念为那场无法逃避的聚会准备的台词。而我母亲呢,其实她压根儿没准备好,她一个劲儿检查我们一家人的仪表,好像只有穿上得体的衣服,才能保证我们一家三口安然无恙回家。总之,每到这种场合,他们很明显会小心提防那个地方和那些人。为了不让我受到影响,他们从没对我说过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一种反常的焦虑。我可以肯定,这种焦虑真实存在,那可能是我快乐童年里唯一痛苦的记忆。我最怕听到他们类似下面的对话,尤其是用一种含糊的、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的意大利语说出来:
“千万记住,如果维多利亚说了什么,你就假装没听见。”
“你是说,如果她胡说八道,我就不吭声?”
“是的,你要记得,乔瓦娜在跟前呢。”
“好吧。”
“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呀。也不用太费劲,我们待半小时就回家。”
我几乎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些家庭聚会了,只记得闷热的天气、嘈杂声、漫不经心的吻面礼、方言的声音,可能因为害怕,我觉得大家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那些年里,那种气氛让我确信,我父亲的亲戚就是一种潜在威胁。虽然我很难明白危险在哪里,但我感觉他们都很不得体,让人讨厌,尤其是维多利亚姑姑,一个最阴险、最没规矩的人。他们住的地方也很危险吗?是只有维多利亚姑姑危险,还是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婶婶、兄弟姐妹都很危险呢?看来唯一知情的只有我父母了,现在我迫切想知道我姑姑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我得问问他们才能知道。可即便我问他们,我又能听到什么回答呢?他们会不会婉言拒绝我?你想看你姑姑?你想去找她?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们会不会有所警惕,从此不再提起她?所以我想,我可以先找一张她的照片看看。
-4-
一天下午,我趁父母不在,溜进了他们的卧室,在我母亲存放相册的柜子里翻找,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平时经常翻看那些照片,我对那些相册记忆深刻:相册记录的主要是他们的故事,还有我十三年的成长历程。我还知道,在那一堆照片中,有我外公外婆的很多照片,我父亲那边亲戚的照片却少之又少,尤其是在那仅有的几张照片中,都看不到维多利亚姑姑。但我记得,在柜子的某个角落里有个旧铁匣子,里面杂乱地放着一些照片,都是我父母认识之前的照片。以前我没怎么留意过那堆照片,只是偶尔和我母亲一起翻看,我希望能在里面找到姑姑的照片。
我在柜子最里面找到了那个匣子,但在看匣子里的照片之前,我决定先仔仔细细看一遍刚才那些相册。我看到了记录父母恋爱时光的照片;俩人婚礼现场的照片,这对新人板着脸,站在宴会中央,参加婚礼的宾客很少;然后是俩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最后是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照片,从出生到现在,拍的照片不计其数。我的目光停留在他们婚礼的照片上,我父亲当时穿着一件深色西装,衣服皱巴巴的,在每张照片中,他都眉头紧锁;我母亲站在他旁边,没穿婚纱,而是穿着一套米色套装,头戴一样颜色的头纱,隐约流露出激动的表情。在座的大约三十几个宾客中,我认出来几个人,他们是父母在沃美罗区结交的、至今依然有来往的人,还有一些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比如住在博物馆附近、和蔼可亲的外公外婆。我看了又看,找了又找,希望在背景中找到一个让我觉得像是维多利亚的女人,我对她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但最后我还是没找到。于是我又去翻那个匣子,经过多番尝试,我终于把它打开了。
我把匣子里的东西倒在床上,那全是黑白老照片。那些记录他们各自青春的照片混杂在一起:我母亲神情欢愉,有和同学的合照,有和同龄好友的合照,有的是在海边拍的,有的是在路边拍的,她穿着整洁、举止优雅;而我父亲看起来却深沉又孤单,他从没有度假的照片,总是穿着膝盖鼓包的裤子,还有袖子过短的外套。他们俩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照片分别装在两个信封里,一个信封里是母亲和她的亲戚,另一个信封里是父亲和他的亲戚。我心想:在我父亲那个信封里,肯定有我姑姑的照片。于是我一张张地翻看,其实总共也就二十来张照片,在大部分照片里,我父亲站在他父母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亲戚身边,那是他童年、少年时的样子。让我惊讶的是,其中有三四张照片,照片里我父亲身旁是用黑笔涂掉的墨块。我一下子就明白,那些勾勒得很细致的长方形墨块是他一气之下涂的,这里肯定有什么隐情。我都能想象他当时是怎么做的,他用书桌上的直尺把照片上的人像圈起来,然后用马克笔小心翼翼地涂抹,生怕超越划定的边界。这是一件多么耗费耐心的事啊!我很确信:墨块下掩盖的就是维多利亚姑姑。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在厨房里找了把小刀,想轻轻刮掉我父亲涂抹的地方。但我很快就发现,这样只会把相纸下面白纸刮出来。我很不安地停手了,我清楚意识到,我这么做,会违背父亲的意愿,这些举动可能会让他越来越不爱我,我非常害怕。当我在信封底部找到另一张照片时,我觉得更不安了。照片中的父亲既不是孩童也不是少年,而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青年,这很罕见。他侧身站着,眼里露出欣悦的神情,咧开嘴微笑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但他的笑容没冲着任何人,在他旁边有两个轮廓清晰的长方形墨块,那是一个温情的时刻,可能后来他生气了,把他妹妹和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照片涂抹掉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我父亲站在路边,穿着短袖格子衬衫,当时应该正值夏季。在他背后是一家商店入口,招牌只看得见“店”字,商店有个橱窗,但看不清里面展示着什么。在涂掉的人旁边有一根白净的柱子,柱子上有几个长长的人影,轮廓清晰,其中一个很显然是女人的身影。虽然我父亲试图遮盖他身旁的人,但人行道上留下了他们的影子。
我又试着慢慢刮去长方形墨迹,我发现刮掉黑色的部分,下面是白相纸,我停下了动作。我等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开始。我轻轻刮着,在寂静无声的家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我刮啊刮,直到在本该是维多利亚姑姑头部的位置,隐约看见一个黑点,我才彻底停下来。我不知道那是马克笔的墨迹,还是姑姑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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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照片都放好,一想到我和被父亲涂抹掉的妹妹很像,我就不寒而栗。我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了,对上学很抗拒,这让我很忧虑。我也很想变回几个月前乖孩子模样,讨爸妈的喜欢,我甚至想:如果能又考取高分,我就会又变漂亮,性格也会好起来。但我做不到,我在课堂上经常分心,在家整天照镜子,这变成了一种执念。我想知道,姑姑是不是真的会从我身体里冒出来,可我又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所以只能在自己每个细小的变化中寻找她的痕迹。就这样,我之前不曾留意的一些细节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浓密的眉毛、黯淡的棕色小眼睛、高得出奇的前额、贴在脑袋上的细软头发——我一点儿也不好看,或许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耳朵很大,耳垂很厚,短短的上嘴唇上还长着烦人的汗毛,下嘴唇很厚,牙齿稚嫩得就像乳牙一般,尖尖的下巴和鼻子。啊,鼻子很长,就好像要伸向镜面一样,鼻头也越来越大,鼻梁和鼻翼下的鼻孔像两个阴暗的山洞。这已经是维多利亚姑姑的面部特征了吗?或者仅仅是我自己的样子?我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我又长又细的脖子像蜘蛛丝一样,好像随时都会断掉,我瘦骨嶙峋的肩膀,还有不断鼓起来、长着黑色乳头的胸脯,我干巴巴的腿长得不成比例,胯部很高。这就是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样子?还是要成为姑姑——那个可怕的女人之前的模样?
我一边看着自己,一边暗暗观察我父母。我多么幸运啊!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父母了。他们都很好看,他们相濡以沫,俩人很年轻就在一起。关于父母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太多,都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我父亲讲过去的事儿,语气总是风趣而克制,我母亲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过去。他俩喜欢相互照顾,相互扶持,他们很早就结婚了,但比较晚才决定生孩子。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三十二岁时,我才出生。我母亲怀我时,他们有各种忧虑,我母亲说起这事时会很大声,我父亲像自言自语。怀孕过程很痛苦,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那天,我母亲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分娩过程,生下了我。之后两年,事实证明,我的降临让父母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我父亲是城里有名的知识分子,他在那不勒斯最有名的高中教历史和哲学,平时教学孜孜不倦,深受学生爱戴,通常从早到晚都在学校里忙活,但为生活所迫,也开始私下为人补课。而我母亲在查理三世广场一所高中里担任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平时也会为出版社修订爱情小说的稿子。她因为我没日没夜地哭、身上出疹子、肚子疼、任性哭闹而焦虑不安。她产后抑郁了很久,自那以后,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老师和漫不经心的改稿员。这就是我一生下来就给父母带来的麻烦。还好后来我长成了一个安静乖巧的女孩,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他们费尽心力地呵护我,徒然想让我躲过这个世界的恶。那个阶段终于结束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但依然把对我的关爱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能兼顾自己的事情,父亲重新开始学习,母亲又开始认真对待工作。所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我觉得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母亲是个知书达礼的女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他们是仅有的两个清晰的形象。
我却属于混乱的那一部分。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幻想父亲和他妹妹在我体内展开一场恶战,我希望我父亲能赢。当然会是这样,我想,在我出生时,维多利亚姑姑占过上风,毕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小孩。我宽慰自己说,但后来我变得乖巧懂事,这证明可以把她从体内赶走。我尽量平静下来,为了让自己坚强起来,我努力在自己身上寻找父母的痕迹。但那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我坐在镜子前把自己看了无数遍,我感觉,我很久之前就已经把他们弄丢了。我本该拥有一张兼有父母优点的脸,然而这张脸却越来越像维多利亚了。我本该拥有幸福的生活,但不幸的时光已经开始了,我再也不能像父母之前和现在那样,拥有快乐和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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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试着通过我的两个好朋友——安吉拉和伊达,她们是两姐妹,也是我最信任的好朋友——了解我是不是真的变丑了,尤其是安吉拉,她和我一般大(伊达比我们小两岁),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需要通过别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觉得她们会说真话。我们的父母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直以来,他们的立场都很一致,教育我们成长的方式也基本一样。要知道,我们三个女孩都没受过洗礼,都不会祷告;我们很早就通过图画书、动画教学视频了解了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们都知道,要为生为女孩而自豪;我们仨都是五岁上学,而不是六岁;我们仨一直都很懂事;我们脑子里都记着一大堆有用的告诫,让我们可以躲过那不勒斯、还有整个世界的陷阱和圈套;我们有什么疑问或好奇,随时可以问父母;我们都读了很多书;尽管我们和同龄人都受到同样老师的引导,但我们对他们的消费观和品位却嗤之以鼻;我们对音乐、电影、电视节目、歌手和演员也比较了解,我们也想成为有名的演员,拥有帅气的男朋友,和他们充满激情地相爱。当然了,我和安吉拉关系更亲密一些,因为伊达年纪小一点,但伊达也经常让我们惊讶,她读的书比我们还多,她还会写诗,写小说。在我记忆里,我们从来没闹过别扭,即使是出现不合,我们也能敞开心扉,化解矛盾,和好如初。因此我把她们当成最可靠的见证人,有几次,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她们对我的看法。但她们没说什么让我不舒服的话,反而夸赞了我一番。在我眼里,她们越来越漂亮了,她们俩身材很匀称,就像精雕细琢过的,一见她们,我就迫切想感受她们的温度,想拥抱亲吻她们,好像要和她们融为一体。一天晚上,我很沮丧,她们和父母一起到圣贾科莫山上来和我们吃晚饭,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没什么兴致,我觉得自己和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我又瘦又高、面色苍白,言行举止粗鲁,因此即便他们无心说出来的话,我也会认为是含沙射影。比如,伊达指着我的鞋问:
“这是刚买的新鞋吗?”
“不是,我穿了好久了。”
“哦,我不记得了。”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啊。”
“如果你现在突然注意到我的鞋子,那就证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是的。”
“是我的腿太瘦了吗?”
我们继续这样交谈了一会儿,她们向我保证,她们说的是实话。我从她们的保证中努力揣摩她们的意图,想知道她们到底是在讲真话,还是通过一种礼貌的方式,掩盖我给她们留下的坏印象。我母亲用有些虚弱的语气说:“乔瓦娜,别再这样,你的腿不瘦。”我感到很羞愧,马上就闭嘴了。这时,安吉拉和伊达的母亲科斯坦扎又补了一句:“你的脚踝真漂亮!”她们的父亲马里安诺一边笑,一边大声说:“真是一对完美的火腿,和土豆一起放进烤箱里烤,一定超美味!”他没有马上停下来,还在继续开我玩笑,取笑我,他觉得自己是那种在葬礼上也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
“今晚这孩子到底怎么啦?”
我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什么。我想冲他微笑,但我做不到,马里安诺逗乐的方式让我很烦。
“你的头发可真漂亮,像什么呢?高粱须!”
我再次摇摇头,这次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恼怒,我心想,他真把我当成六岁小孩了。
“亲爱的,这是在夸你呢:高粱是一种胖乎乎、有点儿绿、有点儿红、又有点儿黑的植物。”
我忍不住生气地说:
“我不胖、不红也不绿,更不黑!”
他有些不安地看了我一眼,转而露出笑容,问他两个女儿:
“今晚乔瓦娜怎么这么愠怒呀?”
我更生气了,说:
“我不愠怒。”
“愠怒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说明一种心情。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说话。他又转向俩女儿,故作沮丧地说:
“她不知道。伊达,你来告诉她。”
伊达不情愿地说:
“就是脸拉得很长,他也经常这么说我。”
马里安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和我父亲在大学时就认识了,他们俩一直都没断联系,所以他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身体有点儿笨重,秃顶,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从我小时候起,他惨白微肿的脸就让我印象深刻。他经常来我家做客,他出现在我们家里,总是会和我父亲畅谈许久,每句话里都带着刻薄和不满,这让我很烦。他在大学教历史,长期给那不勒斯一家有名的杂志社撰稿。他会和我父亲聊很久,聊的内容我们三个小孩基本听不懂,我们一直觉得,他们承担着难度很大的任务,需要不断学习,保持专注才能完成。但马里安诺不像我父亲那样没日没夜地学习,他还会高声咒骂那些妨碍他们工作的人: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城市的很多敌人。虽然当时安吉拉、伊达和我还没有自己的立场,但我们都倾向于站在自己父母那一边,反对对他们不利的人。但说到底,在他们交谈时,从小我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从马里安诺嘴里蹦出来的粗话,他总用方言抨击当时的名流。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大人不准我们仨(尤其是我)说脏话,我父母不允许我说那不勒斯方言,哪怕是一个词也不能说。可这个规矩有什么用呢?父母本来就不会对我们做过多限制,就算禁止我们做某些事情,也会很宽容。所以暗地里,我们经常小声模仿马里安诺的话,反复说那些敌人的姓名,同时还夹带一些我们听到的粗话和外号。安吉拉和伊达觉得父亲的话既好玩又有趣,而我却不自觉地认为,这些脏话说明马里安诺很粗野。
在他的玩笑话里,难道不是一直包含着恶意吗?那天晚上,他说的话没有带恶意吗?我当时真的很愠怒?我的脸拉得很长很难看?我像一棵高粱?马里安诺只是在开玩笑,还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残忍的事实?我们坐在桌子前吃饭,大人开始了无聊的对话,聊某个朋友快要搬到罗马去了;我们三个小孩提不起兴趣,都沉默无言,只希望这顿晚餐赶紧结束,好躲到我的房间里去。整个晚上,我都觉得我父亲没有笑,母亲笑得很勉强,马里安诺频繁哈哈大笑,他妻子科斯坦扎虽然笑得不多,但都发自内心。或许,我父母不像安吉拉和伊达的父母那么开心吧,我让他们难过了。他们的朋友对两个女儿很满意,而我父母对我很失望。我很愠怒,愠怒,愠怒,只要一看见我坐在桌边,他们就高兴不起来。我母亲看起来真严肃,而安吉拉和伊达的母亲看起来多漂亮、多高兴啊。那时我父亲正在给她斟酒,礼貌而又不失分寸地和她交谈。科斯坦扎家境富裕,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现在是个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老师。她非常优雅,我甚至觉得,我母亲都在偷偷学着她穿衣打扮,我也会不自觉地模仿她。这个女人怎么会选马里安诺这么个男人来当丈夫呢?她衣服上的装饰亮晶晶的,颜色很衬托她的气质,让我挪不开眼。前一夜我还梦见她了,她像猫一样,用舌尖温柔地舔着我的耳朵,这个梦给了我一点安慰,身体的舒适感让我醒来时很安心。
一起吃晚饭时,我就坐在她旁边,我希望她对我的正面影响能把她丈夫的蠢话从我脑子里赶走。可是那些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的头发让我看起来像一根高粱、愠怒的脸……我想对安吉拉耳语,说些脏话来调整自己的心情,但同时我又很难受。我们刚吃完甜点就抛下闲聊的父母,跑进了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直截了当问伊达:
“我的脸很难看吗?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我变丑了?”
她们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回答说:
“没有啊。”
“你们说实话。”
我察觉到她们有些迟疑,过了一会儿,安吉拉才说:
“有一点点,但不是外表在变丑。”
“从外表上看,你很漂亮,”伊达又强调一遍,“你只是因为忧愁,显得有点儿难看。”
安吉拉一边吻我,一边安慰我说:
“我也经常这样:我一发愁就会变丑,过去就没事儿啦。”
-7-
忧虑和变丑之间的关系,出乎预料地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人会因为焦虑而变丑。安吉拉和伊达是这么说的,只要焦虑没了,你就会重新变美啦。我很想相信她们的话,努力回到无忧无虑的生活,强行让自己开心,但这不奏效,我脑子里总会突然乱起来,那股执念又涌上心头。我内心对一切都产生了敌意,很难用虚假的善意抑制下去。我很快就明白,那些担忧不是临时的,或许那根本就不是担忧,而是渗透到血液里的坏脾气。
在这一点上,安吉拉和伊达并没有骗我,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撒谎,她们一定没对我说谎。她们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她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可能是马里安诺之前说过类似的话,让她们平静下来了,因为我们脑子里装着很多从父母那儿听来的观点。可毕竟安吉拉和伊达不是我。她们家没有一个像维多利亚那样的姑姑,她俩的父亲也没有说她们长得越来越像姑姑了。一天早晨在学校里,我猛然感觉,我没法再回到以前我父母喜欢的样子了。残酷的马里安诺可能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了,我的朋友也会丢下我,去寻找更适合她们的人,我会变得孤孤单单。
我无比沮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痛苦席卷而来,我不断在双腿之间摩擦,用快感消除我的痛苦,这能让我轻松一点。但通过这种方式消除痛苦,实在让我很屈辱,事后我会比之前更沮丧,有时候还会觉得恶心。我之前和安吉拉一起玩耍,留下一些快乐的回忆。我俩面对面躺在我家的沙发上,双腿交叉在一起,电视机开着,我们静静不说话,也不用交流,我们把一个布娃娃放在胯部中间,蹭来蹭去,身体自然纠缠在一起,挤压着放在我们中间的布娃娃,它看起来很活泼,也很幸福。现在不同往日了,我不再觉得那种快感是令人愉快的游戏。事后我会出一身汗,感觉自己越来越丑。我的顽念一天比一天强烈,我不停地审视自己那张脸,在镜子面前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
事情有了让人惊讶的进展: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了自己脸上的缺陷,我想弥补这些缺陷。我认真观察我脸上的线条,一边想着怎样让自己更好看:只要我有这样的鼻子、眼睛和耳朵,我就完美了。那都是一些细微的瑕疵,也让我忧伤,让我自艾自怜。你真可怜!我心想,你真不幸!有时我突然会对自己产生强烈的激情,以至于有一次我对着镜子亲了亲自己的嘴唇,我难过地想,恐怕再也没人愿意亲吻我了。我开始采取行动,渐渐地,我不再每天对着镜子自怨自怜,而是觉得自己是一块好材料,只是被某个笨拙的工人弄坏了,需要修补一下。无论我是什么样子,我都是我,我得自己来维护我的容貌、身体和思想。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想用母亲的化妆品来美化自己。我母亲把头探进我房间里,笑着说:“你看上去就像狂欢节的面具,你得画得更自然一点儿。”我没反驳,也没为自己辩解,只是用尽可能温顺的语气请求她:
“你教我化妆吧?我要像你一样化妆。”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妆容。”
“我想画成你那样。”
她听了我的话很高兴,夸了夸我,然后很仔细地给我化了妆。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小时,我们开玩笑,哈哈大笑。她平时都很安静端庄,但跟我在一起时——只有跟我在一起时——她会马上变回小女孩。
我父亲突然拿着报纸进来了,看到我们在玩闹,他也很高兴。
“你们真漂亮啊。”他说。
“真的吗?”我问。
“当然,没见过这么亮眼的女人。”
说完他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星期天他一般都会读报纸,然后再学习。这时房间里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就好像我父亲露脸只是一个信号,母亲用通常那种带着疲惫的声音问我:
“你看了放在盒子里的照片?为什么啊?”
她的语气既没有指责,也不是忧虑。我默不作声,原来她察觉到我翻了她的东西,她发现了我试着刮去马克笔的墨迹。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虽然我竭尽全力忍住不哭,最后我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妈妈,我哽咽着说,我想……我以为……我觉得……但我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不知所措,眼泪啪啪往下掉。她没法让我平静下来,只是脸上带着微笑,很温和地说:“根本不用哭啊,你只要跟我和你爸爸说一声就行了。你随时都可以看照片,你为什么要哭呢?冷静一点。”我抽噎得更厉害了。最后她拉着我的手,平静地问我:
“你在找什么?你在找维多利亚姑姑的照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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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明白,我父母已经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肯定已经商量了很长时间,没准还向朋友征求过意见。我父亲肯定很后悔难过,极有可能是他让我母亲说服我,让我相信我听到的那句话是别的意思,并非我想的那样。事情肯定是这样,我母亲的声音的确太适合劝说人,挽回说过的话,她从不发火,也不会不耐烦。比如科斯坦扎总是在开她玩笑,说她在备课上花太多时间,还要浪费时间改那些无聊的小说,有时候整页都得重写,她总是不急不躁,很温柔地为自己开脱。她有时会说:“科斯坦扎,你有大把的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而我得辛苦挣钱养家呀。”她说这些话时很柔和,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恨。所以还有谁比我母亲更适合弥补错误呢?我心情平复之后,她像往常一样,用平静温柔的声音说了两遍,我们很爱你。然后她跟我说了一些之前从没说过的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能有今天,那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努力。她低声说:“我不是在抱怨,我父母把能给我的都给了我,你也知道他们多么和善,这套房子就是在他们的资助下买的。但你爸爸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很不一样,他从小到大都过得很艰苦,他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只能赤手空拳攀登一座高山。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未来还需要继续努力,总是会有暴风雨让你落入深渊,只能从头再来。”最后她终于提到了维多利亚,暴风雨是打比方的话,会让爸爸落入深渊的暴风雨就是她。
“她?”
“是啊。你爸爸的妹妹是个很爱忌妒的女人,不是一般的忌妒,简直到了害人的地步。”
“她做什么了?”
“她不择手段,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从来都不肯接受你爸爸的成功。”
“也就是说……”
“她无法接受你爸爸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学和大学的努力刻苦,他的聪明才智,他创造的生活,他的学位和工作,我们的婚姻,他研究的东西,他受到的尊重,我们结交的朋友,还有你,她都无法接受。”
“连我也无法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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