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回乡路

我拉拉杂杂地记录下它们,这是我的春节回乡路,也是许多人的回乡历程。

2019年1月30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省绥阳县这座黔北小城,已经有了浓浓的新年气象。

早晨起来时,十二背后旅游区所在地温泉镇双河村天还没亮,远山的峰峦和山脚的双河客栈笼罩着重重的雾气,雾气偶尔被吹开的地方,依稀望见青山苍翠。一夜小雨,水泥地上一摊一摊地汪着水渍,倒映着乌瓦木格的建筑群和彻夜未熄的灯火。

客栈前台的姑娘还没有上班,但门开着,这是客栈服务的一贯风格,方便客人进出和求助。我把房卡放在了桌上的电脑键盘上,带上门,匆匆赶往村里的客车点。昨晚已经沟通过了,第一趟回县城的班车六点半发车,先到先上,满员即走。

我将乘坐的由遵义至重庆西再倒车中转西安的火车晚上八点发车,按说时间还十分充裕,但眼下是回乡客流高峰期,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昨天下来参加景区春节活动就在路上堵了三小时。更何况,火车票一票难求,手里的票还是半月前网上抢的,错过了,连改签的机会都没有了。

绥阳—遵义—重庆西—西安—丹凤—峡河,这是我此次回家过春节的路线图,与往期不同的是增加了重庆西的转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往日遵义直达西安的车次停运了。

在遵义打工提前几天回家的表哥听说我也将转车,急得在电话里直叫,他与我的乘车路线基本相同,从重庆西转车重庆北,打车花了一百多,差几分钟上不了火车。我告诉他,我比较幸运,这次是同站转乘。

要提及的一点是,从2017年1月,我结束了四海为家的矿山打工生活,开始了在贵州绥阳县这家新开发的旅游区营销中心的文案工作。多少年打工生涯里,回乡的节点和事由各不相同,但归心似箭的急迫心情永远是一样的。

从绥阳至遵义的国道上,返乡的车流急急撞撞,像一阵阵波浪奔涌。从车牌看,它们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不同省区的不同地区。

邻座的当地青年说,这些都是成功的年轻人,他们在外面挣到了钱,有了事业,车是他们的回乡工具,更是身份颜面,只有那些混得不如意的人才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和高铁的,多数也不如这些自驾的有出息。我看到有一些车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急迫或路况不熟,它们撞车了。

车窗外的细雨一路沥沥不断,两边的田地里,油菜、白菜、小葱碧绿如茵。这是南方人最值得让人羡慕的地方,一年四季绿菜不断。

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大力投入,十万大山的贵州早已不复往日模样。城市的规模与灯红窗碧自不必说,路途的农舍建筑一律是别墅式的了,虽然样式千差万别,格调不一,但面积都很阔绰。

偶尔几幢古旧的木板式黔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夹杂其间,作用似乎只在用以唤醒人们对这片土地过去的记忆与想象。

我弄不清遵义高铁新城在遵义市的哪个方向,好在客车站与火车站只相距了二百米的距离,一会儿就到了,也好在我只背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电话里家里年货已买齐,我不用再劳神费力,只负责吃就行了。

候车室人潮如海,一部分人抢了座位,一部分人只能站着或坐在随身的行李箱上。车站的座椅从来没有够用过。

车站是一个回归和出发的地方,车票如一件信物或暗号,人们用它与下一个人或故事接头。年关的时刻,似乎每个人背负的接头任务都格外沉重。

刘鑫是陕西安康人,算是我同省不同地区的老乡。陕西人习惯把老乡称作乡党,我至今弄不清“乡党”一词的由来和确切含义,党者,即同党、同志,党同伐异,大概是比老乡更亲近可靠的一层意思。乡党,是陕西人称呼老乡的专用词,别的省份没见用过。

刘鑫告诉我他三十五,看着三十不到,显年轻。安康是陕西的南国,鱼米之乡,水土养人,岁月的风尘在环境和人面前就变得迟滞一些。他在贵阳打工,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2018年6月入职。此前,在广东、江苏都混过。

遵义至重庆西,车程近三小时,他讲了一路,也许是服务工作的长久熏陶,他特别能说话,从他的家庭一直讲到工作以及将来。

刘鑫只读到高二就辍学了,以他的成绩原本是可以上大学的,但高二那年,家里出了变故,故事的开头是喜剧,后来变成了悲剧。那一年,刘鑫家的房子被拆迁了,修高速公路,国家一下补偿了三十万。十八年前,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几辈人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钱是壮胆物,有了钱,人的心就变得大了,不安分了。刘鑫的爸爸和几位村邻商量修发电站,那时国家上下都鼓励创业。村子旁有一条大河,水量丰沛,白哗哗地日夜流过。

本来刘鑫的爸爸也不懂发电站的事儿,起因是他在甘南的白龙江上给福建老板打过工,算是有点儿见识。福建老板在白龙江上修了许多发电站,入了网,国家每度电补给两毛多钱,一天一夜发十万度电,就是两万多元,钱哗哗地往包里回流。这是一劳永逸的事业。

但村旁的河水远没有白龙江的流量和落差,这就需要修坝引流。大家请来了省里的专家,勘测、论证、设计、施工,用了一年多时间,集资花去了一多半,电站也建成了一多半。接下来要买发电设备,就是机组设备,集资人没一个人懂这方面的事,他们半辈子懂的只有庄稼。

悲剧就出在这里,他们通过一个熟人,联系到广东一家工厂,说是这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类设备。厂家也派来了人,考察了电坝,同意供给机组设备,但要一半现钱,余下的,可以边发电边给付。大家背水一战,把几十万一下子打到了对方的账户上。接下来,故事的下文如一些人所料,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家里赔光了钱,刘鑫也无法继续上学了,退了学,开始南下打工。这也差不多是陕南无数青年选择的路。

车厢内水泄不通,空调的热力加上人体散发的、嘴巴呼出的热气使车厢热若蒸屉。人们脱了外套、敞开了衣扣。车厢外面的世界已经黑透了,一闪而过的是家家灯火、公路上飞驰的车流。人们打起了瞌睡,有一些人在甩扑克,有一些人在低头看手机,一闪一闪的屏光映着神色各异的脸。我发现行李架上堆积的多是拉杆箱、双肩包这些,已几乎看不到十年前的编织袋、布包裹这些了。这是物质丰富和生活前行的实证。

我和刘鑫各要了一桶方便面、一袋乌梅干。在我翻钱包时,刘鑫抢着扫了收费微信二微码,替我付了。

刘鑫说,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出去了,父母年龄都大了,家里的山坡地再也种不动了。他打算在县城租个店,办一个现代型酒吧。他说,在外面闯了十七八年,钱也没挣下多少,要说收获,就是还说得过去的调酒的洋手艺。这是每天数百只酒瓶甩出来的,有时把胳膊甩得差点儿要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