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这些宏伟背后都是很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20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具体的常识不清楚，但本质是很清楚的。他付出了努力和身体的代价，参与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参加一次游行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旗帜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旗帜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要……不能要。”最终还是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对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别的城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二十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工作，住在皮村——一个聚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接合部，因为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嘲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脸红，说话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了解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类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个人权利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出色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猎奇性质和人们的歧视成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好像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欣赏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脱开了刻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利，理应属于所有人。回想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感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渴盼自由、情感和尊严的人。后来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尊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读书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父与子

“儿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数字，看穿灰太狼可笑的伎俩。但还看不见这些人间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附近一个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工作，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别的工友害怕，他伸手抹掉了，实在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手机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失，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定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房屋检尺超用”（把房子所用木材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分），罚款二千五百元。二十六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束手无策。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屡次拜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定认罚——卖掉家里耕地用的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很多年后，他感到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还是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绩出来，三科共计一百九十八分，离分数线差两分。发送成绩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一百九十八改成了一百九十九。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仿佛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出现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感传递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表情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初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

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大白净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觉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交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笔记》。后来，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纪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安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

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孤独。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一千五百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结着远方，联结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白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格卖掉老槐树。它曾陪伴三代人长大。合同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开始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看望那棵死树。远远地，它像一副咖黑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午，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面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是很容易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目睹了这对夫妇的几次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沉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感的诗歌。

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着表示赞同。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清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黑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泥土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

祖辈们为了防范畜生毁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带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离峡河村常青组有七百八十米。

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午，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到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咸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还是抵不住饿。”（《一包方便面的记忆》，2016年）

据传，祖上是参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因为位置足够偏僻，后来就不走了。这里是全国收成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三百斤麦子，麦子质量也不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候层次丰富，尤其是春天，山花烂漫。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离开了大山，来到城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

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本地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孤独》，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渴望能娶一位城里姑娘为妻，借此离开农村。为此，他持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

90年代，城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经商，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相信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谋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三十八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袋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到浑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工资，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会。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就不穷了……”（《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不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流浪的双手，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死亡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泊，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面对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如果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这首诗名叫《爱人》。结婚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发表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

书霞从前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不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拜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打扮一下自己。书霞感到这话是种冒犯——“怎么打扮？”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黑色皮夹克和黑色棉裤，黑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倔强，“再打扮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觉得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的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实在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总感觉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参与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书霞对我说。她没有工作，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料理农田，即使如今务农根本无法带来收入——“如果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平日背过身地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因为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因为爱情。结婚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觉得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浪费的事情”。

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命运的馈赠

山的对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会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变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东西治感冒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靠拿手工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觉”。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大夫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目前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

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很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感冒。

其实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开始，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二百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朋友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

离开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脑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们：弟弟也是尘肺病，四年前一起在矿上干活，持续咳嗽了一个月，检查结果直接到了一期尘肺，现在在家靠拉三轮车为生；另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去医院吸氧也救不了了。

最近一个是妻子的表弟，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他为此写下一篇缅怀文章，叫《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了。陈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论终于得到了验证。最后，他想到孩子，还有三年才大学毕业，他决定今后每年只给孩子一万块钱。“差多少自己去打工，”他说，“我一定会出现丧失劳动力的时间，我必须有一点儿积蓄，也让他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通话在他拿到诊断报告的两个小时后，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还没有告诉妻儿。电话里，他平静地诉说确诊的过程，像是在诉说午饭吃了什么。冷静的语气让人吃惊。那通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尔出现短暂的沉默，大部分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活的见解，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克制与体面。最终，我还是问出了那个想问的问题。

“你曾经哭过吗？”

“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也是一个春天，4月，天气暖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入夜了，他坐在被窝，没有开灯。他以为这次陷入了人生的黑暗。几个小时前，医生交给他颈椎的ct扫描，以判决的语气告诉他，手术刻不容缓，不做很快就会瘫痪；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一半机会他将瘫在手术台上。

他努力回想，从第一天到矿山，直至跑遍了整个中国，“九死一生”。到处找活计的日子里，人像流浪狗一样居无定所。在飘雪的腊月天，他和工友挤在废弃的厕所里过夜；在低矮的矿洞，他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坚持十几个小时的作业。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让后半生不那么匆忙。而现在一切宣布无效，昂贵的颈椎手术成为矿山留给他的遗产。

命运的馈赠真是残酷。想到这里，他号啕大哭。“这所有话没办法对任何人说，”陈年喜在电话那头说了很久，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个人面对命运的不甘，我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能理解一个男人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放下电话很久，我还在回想他说的话。那次脊椎手术成功了，他赌赢了。

如今的肺病好在还有时间。“未来日子多长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要继续写下去。“必须按照节奏往前走，不可能出现奇迹。”

我想起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周书霞正往炉子里添后山捡回来的柴。柴被砍成小块，黑乎乎的，我以为是炭。陈年喜笑答，炭很贵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

一个珍贵的时刻。陈年喜、周书霞和我，三个人齐声背完了整首诗。这对夫妇的脸上挂着微笑，背到末尾，他们感叹，写得真好。冬夜，窗外的雪是白居易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