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诗婕原文刊载于《智族gq》二〇二〇年五月刊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就因为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当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概念，对我也是。那时我二十三岁，见过一些悲惨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个人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离开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在极其平凡、遍布枷锁的日常里，偶尔闪现的各类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十五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一百七十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黑色——那种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矿结合而成的黑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清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别如此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因为术后无法再承受劳力工作，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农历鼠年还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来回地走，观察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工人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川渝地区的人有洗澡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非常拥挤的时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还有管道工，因为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

对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伴随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

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活。这是他最擅长，也最愿意书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立着，三十九个小时，他不敢吃饭，因为没法上厕所——厕所也站满了人。

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姑娘满脸泪水，站崩溃了。

“我依然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命运层次。”他指的是这个国家三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今天仿佛哪里不同。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工作。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承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还是围绕打工生活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觉”。

2019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朋友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经历，后来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阂”——“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书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比赛的奖。颁奖词肯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

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但是写故事很弱。

“他说得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概念，“我全是凭感觉写的。”

凌晨三点，列车开始穿越秦岭。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十六年的矿洞生活——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暗中挺进几千米。

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南疆的喀喇昆仑山某处，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定离开。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赌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尸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因为这段记忆挥之不去，某种牵挂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怀念这种感觉。

宿命感

秦岭腹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据说国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材。现如今当地人已不准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季分明。柿子在树顶冻成黑色的干。

车前经过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那个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道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风俗，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消息总是散播在各类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心里异常地悲伤。可还是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轰鸣中度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放工后的生活却出奇地安静。

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宁静的生活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每天下班后，陈年喜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读多了，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离开工地时都被丢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觉自己活着”。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满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与诗的作者见面。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个人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搭档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力量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愤怒的表达，现实生活中，陈年喜几乎从不发怒。“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概括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赏是欣赏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朋友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导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代替“农民工”的称呼——“让新工人留在城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觉得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荡。为了每场二千元的辛苦费，陈年喜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知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积蓄，赖以谋生的本领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诉。

“陈年喜，”孙恒苦笑，沉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过去，孙恒离开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将目标改成了“帮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复杂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参与创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三十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

“我越来越理解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那个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

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八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酒店入住率却不到百分之十。他的工作是接待来自各地的领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尔老板出席活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定，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工作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回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一首诗即便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稿费不过三两百元。“非虚构写作”则不同，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报告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标准衡量他时，他承认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

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白如何采访，这不是他擅长的技能，“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到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类资料，以此替代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抽烟抽得很凶。

从前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努力地组织，却时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想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

为了找回写作的感觉，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仿佛痛苦更能激发表达和书写的欲望。电影里姜武扮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常常互相伤害，互相取笑，互相攻击，“就能说出那种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朋友疏远了他，很难厘清具体的缘由，“人家觉得你可能和从前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特别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火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书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

“我是生活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练，但匮乏体验，对现实世界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初说起，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工人们会觉得，我比你们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承认，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写打工生活，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活，“当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那个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作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

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活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游行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

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地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解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创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讨厌所有的巨型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