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认为写作是一种特权。年轻的时候，她如同一颗油麻菜籽，落到哪里便为存活竭尽全力，生根开花。活着是首要要务，没有余裕用于写作。
退休之后，爸妈来南京帮我带过好几年小孩。妈妈带小孩特别尽心、仔细，爸爸则包揽了买菜事宜。对妈妈来说，带小孩，做饭，整理房间，依然是生活中处于优先级别的事务，虽然那时她已开始写作，但从未生出别人要为此让路的奢念。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的感慨用于妈妈身上也是合适的。
我在《秋园》代后记中写道：“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不止一次我被问道：“这救赎是指什么呢？”
我想，如果母亲人生大部分时光是“活着”，晚年的写作则意味着自救。这是回归人的主体意识之旅，对生命有所觉知而不再是浑浑噩噩。当你诚实地记录和认识自我的生命，那往往意味着更多：你还记录了时代。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的贡献了。
念大学的时候，每次从家返回学校都是一个小小的关卡。县城每天只有一班车到省城，早上六点发车。每到要走的那天晚上，在深沉的睡意中，会感到外面房间轻轻来回的脚步。父母会在凌晨三点起来给我做饭。
暗淡的泛蓝的日光灯，父母在厨房与客厅进出的脚步声，他们在为我做饭，在凌晨三点钟。桌上一大瓦钵热腾腾的香菇炖鸡，电饭煲里焐着米饭，盘中青碧碧的酸豇豆，小碟里盛着红艳艳的辣椒酱，我迷迷瞪瞪，睁着瞌睡的眼，面对这桌凌晨的盛宴。
出去乘车的时候，冬天的凌晨还没有一点点放亮的意思，在街上昏黄路灯的照耀下默默地走着，内心像一根绷紧的弓弦。在汽车启动的刹那，妈妈硬把一小卷钞票塞进我手心：“拿着吧，啊，拿着吧。”
眼泪会在那一刻哗地淌下来。每个临走前的晚上，我会从他们给我的生活费中抽出几张，悄悄藏在枕头下、抽屉里。我知道他们没有钱。我这一走，他们接下来又不知要怎样节衣缩食。然而，他们总是会把钱找出来，在车要开动的最后一刻硬把钱塞给我。
书中的《1984年》让我回忆起了这段生活，回忆这些对我是多么有好处。当我成为这个社会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我的心似乎也在一天天失却弹性，滑向坚硬无情的方向。我要时时警醒自己，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相濡以沫的岁月。我是穷人的孩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秋园》出版后，我和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妈妈：我为你争光了吗？
我：当然。
妈妈：那就好。我想为你争光。
曾经，妈妈不过是囿于家庭囿于灶台、把人生全部期待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母亲，而现在，她可以坦然说出：“我想为你争光。”
八十岁这年，她终于成为一名作家。
这是一个奇迹，无比美好。居然就发生在我母亲身上，我目睹了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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