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

浮木 杨本芬 第2页,共2页

整整走了三天,终于走到了永宁镇。

见到哥哥的那一刻,我都不敢相信哥哥瘦得如此厉害,他已筋疲力尽。我赶紧接过哥哥的担子。

那时我还没工作,带着两个孩子靠丈夫负担。哥哥没住几天就自己找到一个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小水大队落户当农民。哥哥有时会被生产队派到县城挑石灰,哥哥到县城总会给我挑担棍子柴来,足有七八十斤。

哥哥很快写信告诉母亲,他到了江西,在江西落户当农民,不打算回湖南了。半个月后的一天,杨宽从湖北赶来我这里,说妈妈要他来找哥哥。

哥哥带着宽弟另找了一处——黄田公社弯里大队——落户,那里离县城六七十里地,田多劳力少,正缺青壮年劳力。

弯里大队部是栋很大的房屋,内外三进,大大小小有几十间房,还有天井、大厅、堂屋,雕梁画栋。深山老林中有这样的房屋实在少见。后来得知,这里清朝时出了一个武举人,这大队部原是武举人的老家。

这座大屋住着七八户人家,奇怪的是,大都是单身汉和老两口,没儿没女。据说这山里的人喝了山里冰凉的山泉,不怀孕。也不知是否有科学道理。

山里的田土稀稀散散落在七梁八沟中,田很小,蓑衣、斗笠地却不少。每年栽一季水稻,产量低,大约每亩四百多斤。平时老表们上山砍竹子,砍树,劈成柴火挑到街上卖钱做零用。种的稻谷不够,就靠地里的红薯充饥,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难得吃几次荤腥。

哥哥和三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上山砍木伐竹。要是遇到阴雨天山里雾气笼罩,十米之内看不清人。即使是大晴天,太阳也迟迟不能从树梢中升起。天黑得早,傍晚时分暮霭飘浮在半山腰,蚊虫叫个不停,真像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写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

哥哥和三弟还有一项劳动就是挑石灰。山民们砍下嫩竹子,浸在石灰水里造纸,这也是当地农民一项收入来源。

一日,三弟和哥哥挑着石灰快到目的地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随即大雨倾盆。忽然一声霹雳,震得大地都在发抖,一个鲜红的火球直朝三弟滚来,幸亏三弟飞快躲开,否则就会触电身亡。这种极少见的球状闪电在地里乱滚,看得人吓出一身冷汗。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姗姗来迟,但也迅猛袭击了这闭塞的山村。首先有两户人家被下放到了弯里大队,一户据说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独自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另一户是对年轻夫妻,据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这里劳动改造,身份类似于劳改犯。

接着,大队里唯一的年轻老师被揪出来了,其罪名就是他的名字——“王者兴”,这不明摆着是要恢复封建制度吗?接着又有两户人家被揪了出来,一户是从浏阳来此地落户已有数年的人家,另一户是大队会计。据说前者是地主分子家庭,后者是贪污犯,都被揪出来,抄了家,被五花大绑地捆着在毒日头下晒。大队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成了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革委会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就是破“四旧”,“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也没什么固定的标准,反正前清武举人的雕花木床被砸掉了。

哥哥的“底细”暂时无人知道,带着侥幸心理战战兢兢活着。不承想一年后,意外地接到湖南那边学校来的平反信,还催促哥哥回去,说将重新为他安排教职,并补发一年的工资。

哥哥就回去了,他被调到一所中学任教,补发了四百八十元钱。哥哥立刻从中抽出一百五十元寄我,那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哥哥回去不久即再次返回,接走了宽弟。

1977年,一日哥哥从学校一路气喘吁吁跑回来,杨宽正在田里做事,哥哥在田边大喊:“杨宽,莫做了,莫做了,恢复高考制度了,你赶紧去照个半身相,报名参加高考。”

杨宽头都懒得抬,说:“恢复高考,跟我何干,一个初中生,种了十一年田,以前学的都忘光了,还考大学,不要去丢脸。”

哥哥说:“机会难得,一定要去。还有两个月复习,你基础好,记性又好,说不定就考取了。连试都不试,怎么晓得考不起呢?”杨宽犟着就是不动,哥哥又气又急,走到田里把杨宽拽了上来。“走,去屋里换身衣服去照个半身相,全身好多泥巴。”

杨宽说:“不换,要去就这个样子去,否则我懒得去了。相照得再好,考不上还是考不上。”哥哥几乎是押着杨宽去照了相,又陪他去乡政府报了名,实在是怕他打退堂鼓。

后来杨宽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全公社只考取他一个。毕业后分在一所中学教书。

哥哥和我们谈起家常时,总离不开会说:“今生做对了一件事,就是逼着杨宽考了大学。”

哥哥后来就在中学教书到退休。

为陪伴母亲,哥哥选择了提前退休。那年母亲七十四岁,而哥哥也由壮年进入老年。时光就是如此不由分说,充满一种残酷的魔力。

生活是苦涩的,是孤独和寂寞的。哥哥生活中只剩下一个内容,就是陪伴母亲,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周边连个志趣相投、能说上一点话的人都没有。哥哥英俊儒雅,永远不失彬彬有礼的风度,为人有几分矜持,骨子里则是过分的忠厚老实。

哥哥对于母亲,可以用一个“顺”字来概括。母亲的一言一行,即使是不对的,哥哥也不反抗,能顺则顺,从不因了自己的言行而伤害母亲。

八十岁以后,母亲体力大不如前,此时的母亲才算真正老了。冬天的晚上,哥哥帮母亲铺好被子,早早上好两个汤婆子,一头一个,把被窝焐得热烘烘的。母亲睡下,从心到身都是暖和的。

年龄大了,天不从人愿的地方便增多起来,一个晚上母亲要起床四五次小便。刚刚才入睡,睡暖和了,又得起来。哥哥为母亲准备了一个塑料桶当夜壶,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走进母亲房间,看看母亲,再把塑料便桶提走,倒掉,洗好,放在茅房里。

我每次回家探亲,几点钟到,头天就告诉母亲,哥哥会在107国道一个岔路口的小站接我。

到了那天,哥哥是睡不成午觉的。母亲一遍一遍地催着哥哥去接我。母亲对哥哥说:“你慢慢走,到那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总不能让之骅等你,大包小包的东西,没看到你,她会着急的。”

哥哥说:“是四点半到,我四点动身就足够了,未必我走不过蜗牛。”

一贯通情达理的母亲,在这件事上显得十分固执。最终哥哥总是依了母亲。宁愿委屈自己,两点多钟就出发去接我,在小站坐上两个小时。

某年探亲回乡,一早起来,太阳灰蒙蒙的,午饭之后天上的乌云就忙着拱来拱去,你追我赶。慢慢地,天黑下来了,白日如夜晚。气温骤降,一阵狂风刮过,瓢泼大雨便哗哗而下。风猛力地呼啸着,吹得树枝发疯般摇来摆去。一家三个人,站在堂屋中间,望着门外风的呼啸、暴雨的肆虐,被这老天的威严震慑了。

哥哥说:“风轻是吟,风大是啸,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肯定又要吹落很多树叶在屋顶。这屋周围没树不行,不能挡风;有树也麻烦,下一次雨,刮一次风,就要请人上屋扫叶和检漏。”

他一副愁肠百转的样子。

母亲说:“今天你三弟是不能回来了。”哥哥说:“当然不会回来,住在学校里还安全些。”母亲说:“今天早些吃晚饭,早点上床睡觉。打雷,电视怕是看不成了。”哥哥说:“我把插头拔掉了,怕打雷打坏了电视机。”

母亲往厨房走去,哥哥立马跟了过去,每次母亲炒菜,哥哥一定会帮母亲烧火。我也跟了进去说:“我来烧火。”母亲说:“你是客人,还是哥哥烧吧。”我说:“我的手艺虽不如妈妈,今天还是我来炒菜吧,妈妈在旁边做个监工。”哥哥立马起身,在堂屋里拿把靠背椅进来,这是母亲的专用椅,上面垫了一块厚厚的海绵垫。哥哥把椅子放在自己身旁,说:“妈妈,做监工要有些派头才像,起码要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做事。”

菜很快炒好了,苋菜一碗,嫩竹笋炒鸡蛋一碗,梅干菜蒸腊肉一碗,菠菜汤一碗。吃罢晚饭,雨仍下个不停,风仍然刮个没完。母亲说:“没有电视看,早点上床去看书。”

睡到半夜,感觉脸上有冰凉的东西,用手一摸,是雨水,透过蚊帐滴落下来。我推醒母亲,母亲打开灯,摸摸脸上,也有点湿。

母亲说:“是屋顶漏水了。快去拿脸盆接漏,楼上放了谷,打湿了就麻烦了。”

我麻利地走进厨房,拿了三个脸盆,母亲递过手电筒,我便把三个脸盆抱在胸口,腾出一只手扶着木楼梯,一步一步地爬上楼,打着手电筒,在楼上寻找漏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把三个脸盆摆好,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哥哥听到声音也起来了,开亮了电灯,去各个房间检查,居然发现电视机位置有很大的雨漏下来。哥哥说:“糟了,电视机打湿了。”想将电视机挪开,一下没挪动,我怕他闪着腰,赶紧说:“不用挪开,不用挪开。拿把伞撑开,盖在电视机上。”又拿块干布将电视机抹干。

这一接雨,把瞌睡全弄醒了,睡意全无,三个人站在堂屋里,眼睛向各个角落投去。哥哥说:“这生活有味道吧,够刺激吧,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请老三来扫树叶检漏。”

第二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进木窗子,温柔地洒在尚还潮湿的地上。树木经过一夜洗礼,青翠欲滴,空气甜丝丝的。樟树上的三个喜鹊窝被风刮下来了,满禾坪落满了鸟窝的棍子,棍子上爬满喜鹊的白色粪便。几只大喜鹊站在樟树上叽叽喳喳悲惨地叫着,呼唤它们的孩子。

我和哥哥捡着鸟窝棍子,打扫着场院。哥哥悄声说:“真要想办法搬出去,我和妈妈都老了,一刮风,一下雨,对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就是不忍心对妈妈讲,妈妈太喜欢这里了,不想委屈她老人家。”

捡完鸟窝棍子,哥哥去后屋空地上扫树叶。这是围着房子的一条通道,有一米多宽,一边挨着房子的地基,一边挨着山坡。山坎很陡,坑洼不平,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红的绿的树叶。树叶上雨水未干,在阳光照耀下泛着辉光,踩上去滑溜溜的。坎上的树叶迟早还会掉到屋顶,干脆把它们扒下来,一起扫掉。哥哥一只脚踏在坎上,手里拿个竹耙子,尽量伸长胳膊去扒那些树叶。扒着扒着,这山坎忽地朝下一沉,是滑坡了。

哥哥被埋在一大堆泥巴里,直起腰子却动弹不得。坎上露出的新土面,面目狰狞。要是再来一下滑坡,非将他活埋不可。

哥哥开始喊人:“救命,快来人啦,救命啊。”不忍心大声喊,怕吓着我们,喊得那么斯文,我和母亲在坪里根本没听到。幸亏母亲去厨房拿火钳,好像听到哥哥的喊声,连忙跑过去看。

我和母亲到屋后的时候,哥哥脸色煞白,像根树桩样戳在一大堆泥巴里,正用双手一把一把地抓着泥巴往外丢。哥哥看见我们着急的样子,笑着说:“莫急,莫急,用锄头把泥巴扒开,我就出来了。”母亲笑骂道:“坎要垮了,还不晓得跑。”哥哥说:“我怎么晓得坎要垮。等我发现时,我就在这泥巴里了。”

我和母亲奋力扒着泥巴,终于把哥哥解救出来。哥哥腰以下的衣服上沾了厚厚的一层泥巴,他边走边跳,想把泥巴抖落,样子十分滑稽。

母亲去世后,我每天和哥哥通电话,把哥哥当成了母亲,尽诉记忆中母亲的点点滴滴。哥哥对我说:“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硬要想开些,妈妈不希望总看到你哭哭啼啼。”

没了母亲,我便没了回家的强烈愿望。2016年我回了一次家,放下行李冲上二楼,对着母亲遗像大哭一场。

一日早晨,我起床去哥哥屋里,他不在,我便下楼去找,正碰上哥哥拄着拐杖——中过一次风后他腿脚就不利索了——左手拿着一个不锈钢大茶缸。我问他:“这么早你干吗去了?”

“那个店的饺子味道不错,我想买碗饺子你吃。”

这次回家,我对哥哥认真讲了一件事。我说:“哥哥,我们迟早是要死的,就像你说的,没有不散的宴席,只是不知你先退席还是我先退席。”

哥哥说:“我是老大,按部就班也应该是我先走,这没得商量,谁也不能抢先。”

“如果是你先走,我不会回来送你,我不能目睹你离开的场面。我没看到你走,心里还始终能有个念想:我湖南还有个哥哥。哥哥,我是认真的,到时你不要盼望我回来啊!”

一日哥哥打电话给我:“之骅,今天我写了四个大字,准备粘在墙上。你猜,四个什么字?”“我还真猜不出来。”

哥哥说:“努力活着。”

我说:“哥哥,写得好,我们都应该好好活着。”

到了2017年,哥哥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卧床,出门只能坐轮椅了。哥哥真正感觉到人无法与疾病抗衡,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他自知生命不会太长,过了一日少一日,又每一日都过得很不容易。那不是过日子,那是一种挣扎。

哥哥一生爱干净,他是油性皮肤,喜欢洗澡,洗澡时间还长。夏天,母亲老开玩笑,你们洗澡一定要抢在哥哥前,哥哥洗个澡像杀头猪那么久。

卧床之后,连洗澡都成了奢侈,这对哥哥打击很大。幸亏哥哥头脑清醒,能和我交谈,我每天给他打电话。

2018年4月上旬,我因膝盖半月板损伤引起疼痛,听了一个医生的话做了微创手术,这手术害得我痛不欲生,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天天望着天花板,这小小的手术带来的痛苦像拉橡皮筋样拉得老长老长。

正在这时候,4月29日收到侄子发来哥哥去世的噩耗,身体的疼痛与心灵的疼痛让整个人都木了。我竟然没怎么哭,只在家人群里发了一个消息,你们以后不要再提大舅舅。

人生之难,并非全是吃饭穿衣和日常开支,精神生活也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当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时,那刻骨铭心、椎心泣血的感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斯人已去,只留下他的一些字迹,搬到镇上去的那年,我回乡探望,哥哥为我写了一首诗:

喜妹妹回家

一年一度老章程,

仆仆风尘万里行。

重游旧地乡情笃,

喜见新居笑语频。

扫地除尘迎骨肉,

捕鱼割肉宴亲人。

太平盛世风光好,

阖家团聚乐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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