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眨着眼睛，似乎听不明白。后辈恨不得从现在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一个觉醒的民众形象。

不过，从结果来说，我们想要唤醒他、开导他的这种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也通过自身的力量发生了改变，而且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天聚集在明洞教堂的那些人，决定就地彻夜静坐示威。当时还不曾有人想过，这次事件后来会成为促成“六月抗争”火种一直持续到底的一个重要契机，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焦点。夜深了，一部分人离开静坐现场回家，我与后辈也离开了现场。与此同时，我们与张丙万分别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通过听筒听到他的嗓音时，我立刻可以感受到他与之前有了一些变化。

“李兄，可以请我喝杯酒吗？”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叫我“李先生”，而是“李兄”。不过，这并不是我感觉他有所改变的原因。从电话里听到的他的声音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力量与气魄。

“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吧？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你问我去哪儿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明洞教堂。”

他说得非常理直气壮。果不其然，他就在明洞教堂静坐现场，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真是辛苦了。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吧！”

“这有什么辛苦的？在外面抗争的学生们比我辛苦多了。”

我们在市区再次相见时，他不苟言笑地如此回答道。他的着装比上次更加寒碜，脸色看起来也变得更加憔悴，可是眼神却变得闪闪发亮，像换了一个人。

总之，对他而言，在静坐现场度过的那几天算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训练。他身上已经找不到初遇时那种畏缩卑怯的样子了。

他的嗓音中依然难掩兴奋，给我讲述静坐现场的见闻，像是市民们的反应、明洞附近工作的女职工们送来的捐款与面包之类的。他似乎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体会到了莫大的自豪感。我想，或许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般自豪吧。

“可是最后一天有一个投票，决定是继续静坐还是解散，支持解散的一方票数更多。投票之前，大家还说着应该斗争到底，人心真是个未知数啊！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十分失落。”

是为了忘却这种失落感吗？此后，他开始一次不落地参与到后续的示威现场。他已经变身为比任何人都热衷于抗争的斗士。我为了撰写后辈委托的那篇文章，偶尔会与他见面。每次见面，我都感觉他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改变。尤其是“6·29宣言”几天之后，他的那副样子令我难以忘记。

我在塞弗伦斯医院的灵堂门口见到了他。他臂戴袖章，手握方木，守卫在灵堂前。他属于安保组，守护着李韩烈烈士的遗骨以防被抢。

“我？我作为民主市民代表而来。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和大学生一起做事，一起斗争。这不就是民主主义吗？”

他可能是喝了酒，原本面如土色，现在却泛起红光。当然，我现在已经对他滔滔不绝地使用“斗争”“民主主义”等术语不再感到意外。只不过，初遇的愚昧、淳朴与此刻的威风凛凛、攻击性十足，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

“真是如鱼得水。”

和他分开，走在回去的路上，后辈如此说道。我从后辈的话中，莫名感觉到一种讥讽。奇怪的是，张丙万的样子越是以这种形式发生改变，后辈的态度越是冷嘲热讽。他已经不再督促我写那篇报道的事了。

那天之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张丙万。他变得十分忙碌，尤其是总统选举期间似乎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他为了自己支持的在野党候选人而疯狂奔走。

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后的傍晚时分，我再次接到了张丙万的电话。他的嗓音顺着话筒传来，非常急促而且兴奋。

“李兄，你听说了吗？今天白天在九老区厅发现了非法投票箱，市民守着不放，警察想要抢夺，现在乱作一团。他们必定会败选，所以才会这样垂死挣扎。我们的人现在正和警察僵持不下，市民们闻讯赶来，聚集了几万人。我得赶快过去瞧瞧。”

那是他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几天之后，我听后辈说他被捕了。意外的是，不是因为九老区厅事件，而是因为殴打了某派出所的巡警。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在酒馆喝酒时与前座客人因选举结果发生口角，被抓到了派出所。他在那里摘下并打碎了挂在墙上的总统肖像，还殴打了上前制止的警官。他因触犯妨碍公务、暴力行为等相关法律条例的嫌疑而被拘捕。

听说他被捕的消息，我想去一趟他家。可是仅凭一个地址，找到他家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住在上溪洞最贫寒的山坡贫民区，那里的胡同像迷宫一般蜿蜒曲折，同一个门牌号混住着几十户人家。我转悠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终于找到了他的出租屋。刚好有一个看起来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女孩站在大门前，那张脸简直就是她父亲的翻版。

“你爸爸是张丙万，对吧？”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目光中充满警惕，突然跑回了家。孩子跑进了角落一间背靠院墙的黑漆漆的屋子里，依然警惕地看了看我，然后爬向墙角摇晃着鼓起的被子，“妈，有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被子里有人。过了许久，女人掀开厚厚的被角探出脑袋。一个头发乱蓬蓬、脸色很差的女人，蒙着被子看着我，像是一头藏在洞穴里往外看的野兽。她的脸如泡在水里的豆腐那般肿胀，似乎用手一戳就会凹陷进去。而且黄疸很严重，双眼病态尽显。

“您找谁？”

女人有气无力地问道。

“这里是张丙万家吗？”

“有什么事？”

女人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和身旁的女孩一样。

“您是警察署来的吗？”

他们这样想也是不无道理的。我赶紧说道：

“不是。我只是张丙万的熟人。”

“他现在不在家。”

“我知道他不在家。只是担心你们过得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很辛苦吧？”

不过，女人和孩子的眼神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解除警惕。

“您和孩子爸是什么关系？”

“那个……就是熟人。”

女人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突然问我：

“是不是那位写小说的先生？”

“原来您听说过我呀。”

女人随意拢了拢乱蓬蓬的头发，长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我们觉得他不是活在地上，而是活在云上。”

“活在云上？”

“因为他的想法总是很荒唐。”

女人叹息着自己的命运，开始抱怨起来。

“早知道他会这样，当初要离开老家时我根本不会走。他说得好像到了首尔就会改变命运一样……来了首尔，只要踏踏实实做一件事，也不会受这种苦。‘做这个生意会赚大钱’，‘做那个好’，他每次都吹牛说‘只要这次做成了就能翻身’，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已经被骗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努力生活，却不顺利，所以才会那样。”

“他一直是这种追求虚幻梦想的人。这次不知道突然抽了什么风……说要搞什么政治，东奔西走的，结果落得这般下场。说什么改变世界？唉，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怎么改变世界呢？”

我无言以对。孩子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在这样的视线中莫名感觉到一种羞耻。

“本来不打算说这些……可是心里话不说出来不痛快。”

我起身离开时，女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他变成这样，可能先生您这样的人也有责任。我不是怪您，别往心里去。”

我听不懂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这样的人煽动张丙万去搞政治吗？我无以作答，只能退出家门。我沿着贫民区崎岖的山路向下走，路过小卖部时为他家买了一箱方便面和两斗米。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认为能够用这些来补偿她所说的“责任”。

张丙万被捕三个月之后，因缓刑被释放。几天之后，我又去了一次他家。我故意在深夜前往，房间里却只有张丙万和孩子躺在被窝里，他的妻子不见了踪影。他们盖着的，正是他妻子上次蒙着的那床被子。

“夫人去哪儿了？”

“哼，婆娘去哪了我怎么知道？”

他突然发怒，我也不便追问。我猜他的妻子可能已经调理好身体，出去做保姆了吧。

张丙万提议去附近小店喝一杯烧酒，于是慢吞吞地披上了衣服。他走在凉飕飕的夜风中，一言不发。他像块岩石一样蜷缩着身子，默默地走着，那副样子给我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在胡同里的破旧小酒馆，他接连几杯酒下肚之后，终于开口。

据他所说，那是一次事先周密计划过的非法选举，尤其是投票、开票的过程自始至终都由电脑完美操作，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当今军事独裁政权与美国佬的合谋。当然了，我并非第一次听他讲起这些，所以丝毫不觉得惊讶。

“那么，张兄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什么怎么做？什么意思？要斗争啊！”

他回答得毫不犹豫，十分坚决。

“不能相信现在那伙搞政治的。像我这种真正的民众就应该站出来作斗争。您瞧好吧，我会用双手改变世界。”

“斗争固然好，关键是自己单打独斗怎么行。又没有什么组织。”

“组织？您真是说对了，组织很重要。光州抗争中，只有像我这种一无所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底层人死得冤枉。不过，兄的意思是让我成立个组织呢，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张兄没有那么强大的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像张兄这样的人，再怎么单打独斗，又能改变什么呢？”

“简单来说，像我这种无知的老百姓有什么了不起，逞什么能？别跟老鼠一样吱吱叫，老老实实看个热闹，心怀感激地捡点儿别人丢过来的残渣吃吃就行了是吧？”

他提高了嗓门。

“我是说，张兄这段时间也斗争得差不多了，现在是时候静下来看看周围了，也审视一下自我。”

“审视自我？我怎么了？”

他突然喊叫起来。我看到他瞪着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寻常的锋芒。后来回想，那是他对我的最后警告。因此，如果我当时大致整理一下自己的措辞，或许可以避免接下来的不幸。然而，可能我当时怀有一种荒唐的优越感，认为就算他再怎么不爱听，或者不论他那段时间接受过多少政治洗礼，我也能给他几句人性化的忠告。这是我的失误。

“因为在我看来，张兄的情况很凄惨。现挣现吃都很辛苦，怎么能这样置家庭生计于不顾，在外奔波呢？民主主义也好，运动也好，可是家人眼下连口吃的都没有，到了饿肚子的境地，张兄应该先顾好自己比较好。正如张兄所言，您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苦力，像您这样的人即便因为呐喊民主主义而坐了牢，谁又会理解你呢？别说理解了，别人可能都会骂你是个疯子吧？”

这番话说得太重了，我在说完之前已经感觉到了。真不该说这最后一句。不出所料，他踢翻桌子，腾地站起来大喊：

“真让人忍无可忍，操蛋玩意儿！”

下一瞬间，我挨了一巴掌，向后仰倒。他抽了我的脸，我来不及叫出声，就已经倒在了酒馆的地上，冰冷的液体哗哗浇到脸上。

“现在看来，你完全是全斗焕的走狗吧！喂，你小子，知道我上次坐牢时的那个检察官怎么说吗？和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你和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让我喝口凉水清醒一下，是吧？别胡扯了！该清醒的不是我，而是满肚子墨水的你！你前段时间向我们家丢了几包方便面，谁稀罕呢？在你眼里，我张丙万会接受你的同情，对你说一句‘先生，谢谢您了！’？我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人吗？别搞笑了！你小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小说家？哼，小说家这等货色早去江南那片的包间里，听那些卖春陪酒女的故事了，吃错什么药了，来我们这种地方晃悠呢？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要找小说素材，去别的地方打听吧！明白了吗？”

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别说回答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擦一下脸上流淌着的湿漉漉的酒水，只能自始至终地听他说个没完。虽然遭遇这一切很无奈，奇怪的是，我却丝毫没有生气。我反倒有种微妙的感觉，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是这种结局。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我当时被泼了一脸啤酒，听着劈头盖脸的侮辱性话语，甚至有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他最后说道：

“什么别人怎么看？你小子，你们才该四处看人脸色，吃个痛快，好好生活！你这独裁政权的走狗，美国佬的奴才！”

他哗啦一下拉开酒馆的门，走了出去。破旧的玻璃门打开的噪声像是为他的话尾画上了一个感叹号。冷风从敞开的门外无情地灌进来。我看着他头也不回地沿着酒馆前肮脏的胡同离去的背影，他有点摇晃，却以整个身体顶着陡坡上贫民区冰冷的夜风，勇往直前。突然，他开始唱歌，响亮的歌声回荡在胡同里。

“五月！如果那天重来，我们的胸口会涌出鲜血……”

他接着举起双手握紧拳头，大声呼喊：

“鲜血！血！血！”

“哎哟，这可怎么是好？怎么喝好了就不停地挥拳头？”

酒馆大婶这才大呼小叫地跑了过来。

“我看先生您很文雅，宽宏大量多多担待吧。有学识的人忍让一下吧，能怎么办呢？他最近可能不太正常。听说老婆跑了……”

“夫人跑了？”

“您不知道吗？已经有十来天了。丈夫被关押的那段时间已经等得够辛苦了，放出来之后也看不到什么改变，反倒比之前更加狂妄，可能忍不下去了吧。虽然轮不到我说三道四，可是女人能忍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了。养家糊口都困难，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又搞政治又搞什么的，结果被关进监狱，哪个女人会喜欢呢？”

听了老板娘的话，我无言以对。

“他现在真是每天做白日梦！”

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他妻子上次面带绝望说出的那番话，同时想起他所说的“用我的双手建立一个新世界”。总之，那是我那年最后一次见到张丙万。

几天前，也就是两年之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张丙万。巧合的是，正是在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明洞大街。

现在依然如此，我每次踏上明洞大街，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像是重返萦绕着旧日恋情的回忆的场所。我下意识地寻觅那些回忆的痕迹，距离那年6月已过去了足足两年的时间，明洞大街上的热情退去，光彩不再。不过就在几天之前，我又看到了大街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交通瘫痪的情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路边停着加了铁丝网的丑陋的警用押运大巴，戴着头盔的战斗警察们列队而立。我拨开人群，从缝隙中挤进去之后才知道明洞中心区域发生了什么事。战警们正在把举行“反对拆摊”示威的摊主们强行拖上大巴。他们被战警拖着，依然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保卫生存权！”“贫民也是人，凭什么杀人拆摊？”等标语胡乱散在地上。人群中有一个男性摊主的样子令人十分惊讶。他用铁链紧紧捆绑着自己的身体，然后与自己的小推车绑在了一起。他的小推车上虽然只是稀稀拉拉地摆着几个苹果、橘子什么的，不过假如不切掉他的四肢，很难把他与小推车分开。看到他的脸的瞬间，我十分意外。那人正是张丙万。

“天呐，真恐怖。这个人怎么这副样子？”

一个年轻女人咋舌叹息道。那真不是一个人该有的样子。他被拖倒在地上的样子，不禁令人联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拉车牲口。奇怪的是，与其他摊主不同，他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瞪大双眼，像是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修道者一般，没有丝毫反抗，任由拉扯。我感到全身一阵战栗。他现在不是被拉，反倒是自己主动在拉。他全身伏地，以自己的力量拉拽着全世界的重量。我不知道他将去向何方。

现在，这篇无聊的文章该收尾了。虽然迟了些，我也算是遵守了为他写篇文章的约定。当然，张丙万如果读到这篇文章，绝对不会满意。不过，我只能以这种方式书写。正如他所言，我这个满肚子墨水的破烂小说家能力有限，但事实又是如此，能怎么办呢？最后一件事——虽然只不过是画蛇添足罢了，我还是决定说一说——当初打算在杂志上刊载张丙万的故事的那位后辈，如今已经入职某知名女性杂志社，是一位相当活跃的记者。

六月抗争：1987年6月10至29日，韩国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1985年8月1日，以首尔政府名义组建的便衣逮捕组，大多数有武术底子或特种兵出身，镇压示威者时戴白色头盔，穿便服，与普通警察进行区分，因而有了“白骨团”的外号。

朴钟哲：1987年1月被警察拷打致死的大学生。

坪：土地或房屋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李韩烈：韩国学生运动家。1987年“朴钟哲拷问事件”之后，李韩烈呼吁查明真相，在6月9日举行的集会中被催泪弹击中，于一个月后去世。

1987年12月16日，首尔市九老区的几个选举管理委员在投票截止之前就把选举投票箱搬上了卡车。他们用面包、水果等物品遮挡着箱子，却被一位女性市民识破。附近居民闻讯赶来，围住卡车。当天下午，愤怒的居民们又闯入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发现了另外一个投票箱和毛笔、印章若干，非法选举证据确凿。

江南区为首尔的富人区，夜生活比较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