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了点头。

——好好做，成交。

周五，我提前步行去上班。

广告在《纽约时报》《每日新闻报》和《要闻邮报》上已经登出三天，要求申请人今天上午九点来康泰纳仕大楼。我和泰特的“薪水赌注”很快传开，每次我经过大厅，几个小伙子便有节奏地吹起口哨。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责怪他们。

此时，第五大道上的楼房仍像是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的——又像豆茎一样消失在云中。

一九三六年，法国伟大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详细介绍他第一次纽约之行。他描述了第一次见到纽约时的激动之情，他像沃尔特·惠特曼一样，不仅歌唱人性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歌唱摩天大楼、电梯和空调，歌唱锃亮的钢铁和反光玻璃。他写道，纽约有这样的勇气和热情，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被送回建筑工地，重新打造出更伟大之物……

读了那本书，你再沿着第五大道行走，抬头仰望那些高楼大厦，你觉得任何一幢大楼都可能把你引向那只下金蛋的母鸡。

不过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另一位来到纽约的人感受却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名叫约翰·威廉·沃德的年轻人。早上大约十一点半，他爬到哥谭镇酒店十七楼的窗台上，立刻被人看到，楼下聚集了一大堆人，男人停下脚步，手指钩着搭在肩上的大衣，女人用帽子扇风，记者忙着记下大家说的话，警察清理人行道，觉得随时……

但沃德只是站在窗台上，考验记者、警察和群众的耐心，人们开始怀疑他，说他既没有勇气活下去，也没有勇气结束痛苦。至少，在他于晚上十点三十八分跳下去之前，他们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纽约市的地平线也给了他一些跳楼的勇气。

康泰纳仕大楼的大厅还是空荡荡的，不过人很快就会多起来。我穿过大厅，走向电梯，这时，保安托尼向我挥挥手。

——你好，托尼，什么事？

他的头朝大厅一边摆了摆，在镀铬的皮革长凳上坐着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手里拿着帽子，他们胡子拉碴，垂头丧气，看起来像是被上帝遗忘了，来到鲍威利布道所听布道只是为了混一碗汤喝。看他们的样子，估计就连那种用玻璃纸包好、在廉价杂货店出售的小道消息，他们也一无所知。我思忖着，要怎样低三下四地求马卡姆小姐，她才会答应让我回去上班呢？

——我们一开门，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了，托尼说着，又偷偷补上一句：左边那个有点儿气味。

——谢谢，托尼。我要带他们上楼。

——好的，康腾小姐。没问题，对其他人您看该怎么办呢？

——其他人？

托尼绕过桌边，打开楼梯口的门，门口挤满了男人，体型不一，神色迥异，有些和长凳上的那两个差不多，看着像是坐在开进曼哈顿的货车后厢里来的。还有一些像是退休的英国男仆，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黑人，他们看上去有的狡猾，有的精明，有的粗野，有的善于逢迎。他们两两一组绕着楼梯坐在台阶上，一直延伸到二楼转角处，视野的尽头。

一看到我，坐在第一级台阶上一位穿着得体的高个子男人就站起来，立正行礼，好像我是进入营房的司令官。没过一会儿，坐在台阶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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