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班记下我的名字，问我等候时是否需要香槟酒，现在才七点，只有不到一半的桌子有人坐。

——等什么？我问。

——您不是在等人吗？

——不是的。

——对不起，小姐，这边请。

他步履轻快地走进餐厅，在一张两人桌旁只停了一下，又走到一张软长椅旁，那里可以纵览整个餐厅。看我坐得舒服后，他消失，回来时拿着说好的香槟酒。

——为突破常规，我给自己敬酒。

我的海军蓝新鞋硌脚踝，在桌布的掩护下，我踢掉鞋子，活动脚趾，从新的蓝色手包里掏出一包烟，一个服务生从桌子那边俯过身，伸过来一个不锈钢打火机，打火，火量足够点着香烟。我不紧不慢地从烟盒里把烟倒出来，他如塑像般一动不动，待我吸上第一口烟，他才满意地站直身子，啪地关上打火机。

——您等人时要不要看看菜单？他问道。

——我不等人，我说。

——对不起，小姐。

他向在我旁边收拾桌子的小工打了个响指，然后呈上菜单，菜单搁在臂弯里，这样他可以指着菜，介绍其特色，颇像奥马拉夫人夸赞衣服的样子。这给了我信心，如果我想在积蓄上挖个洞，至少路子是走对了。

餐馆逐渐有了生机，几张桌子热闹起来，鸡尾酒送上桌，烟点上，这生机来得有条不紊，不紧不慢，这餐馆自信满满，它知道到了九点，自己就成了世界的中心。

我也让自己慢慢恢复生机，不紧不慢品尝第二杯香槟酒，享受小鱼烤面包，又抽上一支烟。服务生回来，我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抹焦黄面包屑和干酪屑的芦笋，主菜是餐馆的特色菜：黑块菌馅童子鸡。

服务生迅速离去，我第二次注意到坐在对面软长椅上的那对老夫妇朝我微笑。男的矮壮，头发稀薄，穿双排扣西服，扎蝴蝶结，眼神温顺，似乎稍一动情便会流泪。妻子比他高出了七八厘米，身着优雅的夏装，鬈发，笑容温和，她看上去像是置身世纪之交，正招待主教用午餐，之后便要去领导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游行示威。她眨眨眼，像是招了招手，我也眨眨眼，也像是招了招手。

小铜盘里的芦笋带着一丝炫耀来到桌边，笋尖排列整齐，根根长度一样，互不叠合，上面精心洒了一层黄油面包屑和意大利果仁味羊奶干酪，干酪烤成焦黄色，脆皮，冒泡。领班将它连同银叉、银匙一起呈上，又磨碎一点柠檬皮放在盘子里。

——祝您胃口好。

我胃口是好。

我父亲哪怕挣了一百万，也不会到“美丽时代”来吃一顿。在他看来，餐馆是渎神的浪费行为的最高表现。在你的钱可以买到的所有奢华里，餐馆最难让你感受到奢华。一件毛皮大衣至少可以在冬天穿，可以御寒，一根银匙熔化后可以卖给珠宝商，餐馆的牛排有什么用？你切开它，咀嚼它，咽下它，擦擦嘴，把餐巾扔到盘子上，如此而已。芦笋不是一样吗？我父亲宁可把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带进坟墓，也不愿把它花在一顿华而不实的饭菜上。

可对我来说，在上等餐馆吃饭就是最大的奢侈，是文明的最高境界。文明是什么？文明不就是知识分子超越生活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和生存）带来的烦恼，进入精神的空灵世界（诗歌、手包和美味佳肴）吗？这种体验远离日常生活，哪怕生活中的一切完全腐朽，一顿美食也可以使精神焕发生机。如果有一天我名下只剩下二十块钱，我会把它用在这里，享受这无法典当的优雅的一小时。

服务生拿走芦笋盘子，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喝第二杯香槟，决定去一趟卫生间，清醒一下。我把左脚伸进海军蓝鞋子里，右脚摸索，却找不到鞋子，我飞快地胡乱搜寻了一圈，眼睛在餐厅里四处打量，脚拇指在桌子下面开始更有规律地画圈摸索，同时不至于改变坐姿。无果而终，我俯下身去。

——可以吗？

坐在餐厅另一边的那位系蝴蝶结的绅士站在我的桌前。

没等我开口，他就轻松地弯下腰，又直起身来，手掌托着那只鞋子。他弯下腰，以摄政王呈上玻璃鞋的礼仪小心地把鞋子放在面包篮后面，我一挥手，把它扫到桌下。

——谢谢您，我真是太粗鲁了。

——一点儿也不。

他回头朝自己的桌子打了个手势。

——如果我和我妻子盯着您看，请原谅，因为我们觉得它们美极了。

——对不起，它们？

——这些小圆点。

就在这时，我的主菜来了，泪眼绅士回到自己的座位，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切鸡肉，可没吃几口，我就知道吃不完。块菌的浓香溢出碟子，熏得我脑袋发晕，只要再吃一口鸡肉，我肯定会吐出来。在我的坚持下，他们拿走了一半，可我还是确定自己就要吐了。

我只想快点儿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便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全丢到桌布上，没等服务生把桌子拉开便站起来，碰翻了红酒杯，可我不记得自己点过红酒。我从眼角看到服务生正把蛋奶酥送到那对老夫妇桌上，像女权运动领导者的妻子挥了挥手，不知是何意。在门口，我和一幅画里的野兔打了个照面，像我一样，它四脚倒挂在一根钩子上。

到了门外，我朝最近的巷子走去，靠着砖墙，小心地吸了一口气，心想这是报应吧。如果我吐了，父亲在天上会带着忧郁的满足瞪着那堆芦笋和块菌，他会说，瞧瞧，这就是你的知识分子的优势。

有人把手放在我肩上。

——亲爱的，你没事吧？

是那位像女权运动领导者的老妇人，她丈夫保持礼貌的距离，用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我。

——我想我是吃得有点儿过头了，我说。

——是那个糟糕的鸡肉，他们还挺自豪的呢，我觉得太难吃了。你是不是想吐？亲爱的，想吐就吐吧，我可以帮你拿帽子。

——我就快好了，谢谢您。

——我叫哈皮·多兰，这是我丈夫鲍勃。

——我叫凯瑟琳·康腾。

——康腾，多兰夫人说，好像她认识我。

多兰先生看没什么大问题，便慢慢凑上来。

——你常来“美丽时代”吗？他问我，好像我们不是站在小巷子里。

——我第一次来。

——你刚到时我们以为你在等人，他说。我们要是知道你是一个人吃饭，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罗伯特！多兰夫人说。

她转向我。

——我丈夫觉得年轻姑娘愿意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不可思议。

——呃，不是所有的年轻姑娘，多兰先生说。

多兰夫人笑了，假装愠怒地瞪了他一眼。

——你够坏！

然后她转向我。

——至少可以让我们送你回家。我们住在82街和公园大道那边，你住在哪里？

我看到巷口有辆车慢慢停下来，很像是劳斯莱斯。

——中央公园西211号，我说。

贝拉斯福德。

几分钟后，我坐在多兰家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往第八大道开去。多兰先生坚持让我坐中间，他小心地把我的帽子支在膝盖上，多兰夫人让司机打开收音机，我们三人享受了一段快乐时光。

看门人皮特打开车门，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多兰夫妇没有注意到。大家相互吻别，许诺再见面，然后劳斯莱斯离开了，我挥挥手。皮特有点儿尴尬地清了清喉咙。

——对不起，康腾小姐，格雷先生和罗斯小姐好像还在欧洲。

——是的，皮特，我知道。

我在市中心上了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各种不同肤色的脸孔与各种不同款式的衣服。百老汇慢车往返于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之间，在戏院区经停两站。周六晚上，这趟车是城里最平民化的运输工具，一本正经的、穿着时髦的和疲惫不堪的全都挤在一起。

在哥伦布圆环站，一个穿工装裤的瘦高个儿上车，他长胳膊、短胡楂儿，看上去像是乡村棒球联盟已过当打之年的投手。过了一阵我才想起来，他就是前天在地铁站碰掉我手提包的那个乡巴佬。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车厢中间。

门关上，车子起动，他从工装裤口袋里掏出一本黄色的小书，打开折页，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那声音像是从阿巴拉契亚山那边扫荡过来。等他念了一两段，我才知道他在读《登山宝训》。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令人敬佩的是，这位“牧师”没有抓吊环，车厢前后摇晃，而他仅靠抓住这本小小的正义之书保持平衡。你觉得他可以这样读福音书，一直读到贝里奇站，再返回来，也绝不会摔倒。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这位“牧师”在做一件令人敬佩的工作，他话语清晰，满怀深情，抓住了《圣经》钦定本中那些诗歌的精髓，用重音强调每一个“他们”，似乎他的生命有赖于此，称颂基督教这一核心悖论——羸弱者将依靠它而获得胜利。

不过在周六夜间的百老汇慢车上，你只会环顾左右，心想这家伙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父亲去世后不久，罗斯科伯伯有一次带我去港口附近他喜欢的一家饭馆吃饭。他是个码头装卸工，心胸宽广，行事笨拙，适合去航海——那个世界没有女人、孩子或社交礼仪，只有干不完的活儿，兄弟关系早有规范，不必言说。带上刚刚失去父亲的十九岁的侄女外出吃饭，他当然很不自在。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我已经有了工作，在马丁格尔夫人的公寓楼里有了一间房，他不必为我操心，他只是想知道我一切都好，看看我还需要什么，然后一言不发地切猪排，他乐意这样，可我不想让他这样。

我要他给我讲从前的奇闻趣事，讲他和我父亲怎样偷治安官的狗，把它塞到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讲他们一路跟着走钢丝的江湖艺人看表演，结果被别人在离城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找到，原来他们走错了方向；讲他们一八九五年来到纽约时，马上跑去看布鲁克林大桥。当然，这些故事我曾经听过很多次，差不多一样，但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我从没听过的故事，也是他们初到美国时发生的。

当时纽约已经有了不少俄罗斯人，有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也有莫斯科人；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在一些小区，商铺的招牌是俄文，卢布和美元一样通用。罗斯科伯伯回忆道，在第二大道，你可以买到一种叫“瓦特鲁什卡”的奶渣饼，一点儿不比在圣彼得堡内维斯基罗斯佩克特大道上买到的差。他们到纽约几天后，付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我父亲问罗斯科要剩下的所有卢布，把这些钞票和自己的钞票一起放到一个汤锅里烧了。

罗斯科伯伯想起我父亲的所作所为，动情地微微一笑，说，回想起来，他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不过这总归是个不错的故事。

那个周日，我也许想了很多我父亲和罗斯科伯伯的事，想他们坐上货船离开圣彼得堡，来到美国。当时他们二十出头，对英语一窍不通，一到纽约就跑去看布鲁克林大桥——世界上最大的悬索桥。我想到温柔的人和怜恤人的人，想到得佑者和勇敢者。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洗了澡，穿好衣服，刷牙，然后去地地道道的奎金-黑尔公司办公室，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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