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个晚上，我站在区间快线的华尔街站等着乘地铁回“大众之家”。上一趟车开走已有二十分钟，站台上人很多，戴帽子的、叹气的、胡乱卷着晚报的，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塞得过满的旅行袋，用绳子捆着。因为没有孩子，在战时这算是一个小站。

一个男人从我旁边挤过去，撞到我的胳膊肘，他穿开司米大衣，戴棕色帽子。和所有赶时间的人一样，他转身向我道歉，就在这一刹那，我以为他是廷克。

而我本该更清楚的。

廷克·格雷不可能在区间快线附近出现。他们在棕榈滩待了差不多有一周时，伊芙从她和廷克藏身的浪花酒店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姐们儿，我们挺想你的——大意如此——廷克在靠边的空白处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小小的黑体字环绕我的地址，一路往贴邮票处而去。伊芙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们那俯瞰海滩的阳台，还画了一个标志牌插在沙子里，上面写着：勿跳。附言是：一周后见。但两周后，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发自基韦斯特市的码头。

与此同时，我接到五千页的口授材料，键入四十万字，文字风格和天气一样灰暗。我修补了分裂不定式，改好了悬垂修饰语，坐坏了我最好的法兰绒裙子。晚上，我独自在厨房餐桌边吃涂了花生酱的烤吐司，学习掌握如何出王牌并对付沮丧，啃读福斯特的小说，只是想看看人们为什么对他的作品如此大惊小怪。我总共存下了十四元五毛七分钱。

我爸爸会为此感到骄傲。

那位温文的陌生人穿过站台，站在一个害羞的姑娘身边。他走近时，姑娘抬了一下头，有一小会儿和我四目相碰，是夏洛特·塞克思，坐在我左边的打字天才。

夏洛特的黑色睫毛又厚又密，却有着精致的五官和细腻的皮肤。她要不是表现得似乎这个城市随时会把她踩在脚下，她本可以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今晚她戴了顶引人注目的筒状女帽，帽顶上缝着一朵葬礼上用的菊花。她住在下东区，似乎总是以我为标准来确定应该工作到多晚，因为经常是我到车站后几分钟，她也跟着来了。夏洛特偷偷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显然是要鼓起勇气接近我。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于是从包里拿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翻到第六章。这真是人性中一种可爱的怪癖，一个人更愿意打扰正在谈话的那两个人，而不是正在独自看书的人，哪怕读到的只是一段愚蠢的浪漫史：

乔治听见她到来便转过身来，他一时打量着她，好像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他看出她容光焕发，花朵像一阵阵撞击着她的衣裙。

一阵刹车声淹没了鲜花的碰撞声，站台上的难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为上车而战，我任由他们在我身边挤来挤去。一旦车站如此拥挤，你最好是等下一趟车。

高峰时段，戴小绿帽的列车长很有策略地在站台那边摆好架势，如同处理事故现场的警察，甩开膀子，根据需要把人们往前推或往后拽。车门打开，人群蜂拥而上，夏洛特帽子上的蓝黑菊花如同海面上的漂流物，起伏着往前涌去。

——那边进去一点，列车长喊道，不管高个矮个，一律向前猛推。

没过一会儿，车子走了，留下少数比较明智的人。我独自翻着书页。

——凯瑟琳！

——夏洛特……

她肯定是在最后一分钟折回来了，就像切罗基族的侦察员。

——我不知道你搭这趟车，她虚伪地说。

——每天都坐。

感觉到小谎言被揭穿，她脸红了，这抹红晕倒是她苍白的脸颊急需的，她该再多撒些谎才对。

——你住在哪里？她问道。

——11街。

她的脸色一下亮起来。

——我们差不多是邻居了！我住在勒德洛，鲍厄里东边过去几条街。

——我知道勒德洛在哪里。

她抱歉地笑了笑。

——当然。

夏洛特双手将一大本文件抱在胸前，如学生搂住课本一般。从厚度看得出这是一份合并协议或股票出售计划的草稿。不管是什么，她都不该随身带着。

我任由沉默变得尴尬。

尽管似乎还不够尴尬。

——你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她问。

——我在布莱顿海滩长大。

——天啊，她说。

她正要问布莱顿海滩是什么样子的，或坐哪趟车能去那里，或我去没去过科尼岛，但车来了，这救了我。站台上人还不多，因此列车长没管我们，他们抽着烟，像大战中进攻间隙的士兵们，脸上挂着老练的冷漠。

夏洛特在我身边坐下，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中年女清洁工，头也不抬。她在黑白制服外套一件旧的紫红色大衣，穿的是实用的鞋子。她的头顶上方挂着卫生部的一张海报，不赞成人们不用手帕捂嘴就开始打喷嚏。

——你为马卡姆小姐工作有多久了？夏洛特问。

这是夏洛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说马卡姆小姐，而不是奎金-黑尔公司。

——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我说。

——那你肯定已经是高级职员了！

——绝对不是。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我想她也许终于明白我不想和她说话，她却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马卡姆小姐是不是很不一般哪？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的人，真的非同寻常。你知道她会说法语吗？我听见她和一个合伙人说法语，我发誓，一封信的草稿她只看了一遍，就能记下每个字。

夏洛特突然加快说话速度，我不知道她是因为紧张，还是想在她到站前尽量多说几句。

——……不过奎金-黑尔所有人都特别好，就连合伙人也是！有一次我去奎金先生的办公室找他签字，你进过他的办公室吗？哦，你肯定去过。你知道他是怎样让那个鱼缸装满鱼的，呃，有一条蓝得漂亮极了的小鱼，鼻子顶着玻璃缸，我简直没法移开我的眼睛。尽管马卡姆小姐告诉过我们在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不要东张西望。可奎金先生签完字后，他竟然绕过桌子来告诉我每一种鱼的拉丁名字！

夏洛特滔滔不绝地述说时，坐在对面的女清洁工抬起眼睛，她直视着夏洛特认真倾听，仿佛不久前的某天她也曾站在这样的鱼缸前，那时她也有着精致的五官，细腻的皮肤，大大的眼眸里充满希望，而眼中的世界美好而公平。

地铁到达坚尼街，门开了，夏洛特说话太快，竟没注意到。

——你不是到站了吗？

夏洛特跳起来，可爱地、害羞地挥挥手，消失了。

等车门关了，我才看到旁边长椅上的合并协议，封面上别了张条子“自托马斯·哈珀先生办公室”，上面还有卡姆登-克莱公司一位律师的名字，字写得幼稚、潦草。也许他想利用一点儿学校男生的魅力把这份文件丢给夏洛特去送，这并不费事，她天生容易被诱惑或吓唬。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这两人皆缺乏判断力的表现。不过，如果说纽约是一台有许多齿轮的机器，那么缺乏判断力就是润滑油，能使这台机器为我们其他人顺利地运转。而他们终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自己应得的惩戒。然后，我把协议放回到椅子上。

列车还停在站内，站台上有几个通勤的乘客挤在关闭的门前，怀着希望朝里张望，就像奎金先生鱼缸里的鱼。我的目光转到过道对面，发现那个清洁工盯着我。她忧愁的目光落在被遗忘的文件上，似乎在说，不会是他们两人都受到惩戒，有着好听嗓音和松软刘海的迷人男生，他们会让他来说明情况，而大眼睛的女生将为两人的错付出代价。

门又开了，通勤客涌上车。

——见鬼，我说。

我抓起文件，就在门要关上时，用一只胳膊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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