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开始，亨利·马蒂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放弃传统绘画，发展出一种新的艺术技巧。他把涂上各色水粉颜料的纸剪成碎片，然后把不同的碎片拼合安置在一起，创造出图像。他先用大头针固定这些元素，然后用胶水，通常是直接贴到墙上。他不再使用画架和画布。他的主要工具从画笔变成了剪刀。

这种综合了拼贴和镶嵌的方法，是在一些限制条件下诞生的。七十岁的马蒂斯视力严重恶化，这是一个因素。此外，在1941年的一次重病之后，他开始用轮椅，并且常常被迫卧床。有一天，他想到在房子里建造一个“花园”，往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繁茂的树叶和果实。这是一次合作：马蒂斯让他的助手在纸上涂色，因为他已经没办法亲自完成作品了。

其结果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一种混合的风格，比他的绘画还要抽象得多。他继续利用一直在描绘的元素：自然和人的形象。但是突然之间，另一种能量和一种不同的语言出现了。

纸上的图像和画布上的相比，更简单也更粗糙，但它需要艰苦又复杂的工艺。你还是能看出画家的技艺和审美，但它们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追溯这种新方法和早期绘画之间的关系，就会意识到存在一个转折点，或者说迈出了激进的一步。

对于马蒂斯来说，剪纸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而且是一种新体系，用于思考和拓展形状、颜色与构图的可能性。这是对他艺术策略的一次重新思考。这位画家说：“这次旅程的状况百分之百不同。”马蒂斯把这种被他称作“剪刀作画”的新方法比喻成一次飞行。

一开始，马蒂斯的新方法遭遇了不信任和怀疑。一位评论家认为它最多算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消遣”。就连艺术家本人也不确定。对他来说，剪纸在一开始只是一种练习、一种实验。他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走上了一条未知的路，到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对他而言，这段时间尽管有困难，但仍被紧张而高产的工作填满。渐渐地，马蒂斯完全接受了这种方法。直到他去世，这仍然是决定性的一步。

去年，就要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在伦敦看了一场展览，主题就是马蒂斯最后的创作阶段。我看见了一系列情感丰富、大胆、题材广泛的图像。我观察到一场发生在正空间和负空间之间的惊人对话，开始理解空白如何能像寂静一样承载意义。

纸上那些图像的基本效果让人震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它们明白地展现出接缝和裂纹。这些图像真的是被剪成了碎片，它们传达了一种解构、一种近乎暴力的破坏行为。然而它们既协调又平衡，表达了新的开始。每一幅图像，先被剪切，然后被重构，让人想到某种临时的、悬浮的、脆弱的东西。它唤起了其他的排列方式、其他的可能性。

我在展览上漫步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在某个时刻感到有必要改变方向、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在疯狂冲动的驱使下放弃了一种视野，甚至是一种艺术身份，以此来获得另一种视野和身份。我想到了自己用意大利语写作的经历：这是一个同样曲折复杂的过程，和我的英语作品相比，也产生了相似的粗糙结果。

马蒂斯的方法多少有点像我正在做的事情。这些碎纸片就是词语，别人已经做了定义，只是由我来选择和排列。我试图用一堆杂乱的元素重铸出连贯的东西。

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是一种破坏行为，是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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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直接用意大利语写的第一本书。它在2012年秋天有了雏形，以一种私人的、片段化的、自发的方式出现。我刚刚搬到罗马，在那之前几乎一直在美国生活。我能说意大利语，但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用法。我想掌握这门语言。我在一个笔记本上用意大利语做关于意大利语的笔记。我记下新的单词、要学的语法规则、打动我的词组。我用通常的方式写下这些东西，从笔记本的第一页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填满整个笔记本。

与此同时，我从最后一页开始，倒着往前写另一类笔记，记下的不是语言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深入到意大利语之中的体验。那些笔记都是仓促间写下的，一系列评述挤在笔记本的末尾，我几乎都把它们隐藏起来，哪怕是在自己面前。

这些笔记逐渐变成了句子，句子又变成了段落。这也是一本日记，一气呵成写下的日记。我一直在用意大利语写另一本日记，在那里边描述我的日常生活、我对罗马的印象。但是在这儿，我只描述自己在语言冲动的刺激下产生的情绪。

到了春天，已经写满了的笔记本，头和尾相遇了。我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把前一个放进抽屉。我继续学习意大利语，但不再从后往前记录想法。接下来那个秋天，我又拿起第一本笔记，发现它是个思想的大杂烩，大约有六十页，全都杂乱无章。那时候我只用意大利语写过一点点东西，还拿给几个人看过。但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笔记本里的内容。

以下是最后一页的几行笔记，这也是最早写的：

语言如浪潮，时而泛滥，时而低落，无法进入

用词典阅读

失败

永远在我之外的东西

重读笔记的时候，我几乎立即瞥见了一条线索、一种逻辑，甚至是一整条叙述线。有一天，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含义，我在较早的内容上做了笔记。我看到一些灵感有待发展和分析。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章节和标题。我能感觉到一种节奏、一个结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知道第一个笔记本上的内容将会成为这本书。

需要更多的空间。我买了一个记事本，从十一月到次年五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把一个点子整理成文，直到完成最后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写出过任何东西：迅速、有远见、几乎提前知晓前面的每一步，也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尽管也有辛劳，但这一次写作的过程顺畅而直接。一切都异常清晰，除了核心元素、议题本身——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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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定义这本书呢？这是我写的第五本书，但它也是一本处女作。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它基于一种缺失和匮乏。从书名开始，它就暗示着一次拒绝。这一次，我拒绝接受那些已知的词、那些我本该拿来写作的词。我在寻找其他的词语。

我认为这本书既犹豫又大胆。它的文本既私密又公开。一方面，它源自我写的其他书。主题说到底并没有改变：身份、异化、归属感。但是它的外皮、内容、躯体和灵魂都经过了变形。

这是一本旅行之书，但我得说，它更多地是一场内在的旅行而非地理上的旅行。它讲述了一次连根拔起的过程、一种迷失方向的状态、一次探索。它讲述了一段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疲惫的旅程。这是一次荒诞的旅程，因为旅行者从未抵达她的终点。

这是一本充满隐喻的记忆之书。它讲述一场搜寻、一次胜利、一场持续的失败；讲述一段童年、一次成熟、一次进化，或许是一场革命；是一本爱之书、苦痛之书；它讲述一种新的独立，也伴随着一种新的依赖；讲述一次合作，也讲述一种孤独的状态。

这本书和我其他的书有所不同，它是第一部植根于真实生活经历的作品。它不是虚构作品，只有收录的两个短篇小说除外。我把它视为一种语言自传、一幅自画像。在这里似乎可以引用娜塔丽亚·金兹伯格的一句话，她在《家庭絮语》的前言里写道：“我没有虚构任何事。”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虚构了一切。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意味着从零开始。它来自虚空，每个句子似乎都从乌有中来。为了获得和掌握这门语言而付出的努力，与创造的过程非常相似——神秘又不遵从逻辑。这种获得并不真实，它也是一种虚构。语言是真实的，但我吸收它、使用它的方式似乎是虚假的。刻意寻得、通过学习获取的词汇始终显得很反常，就好像赝品一样，尽管它并不是。

通过学习意大利语，我再次学会了写作。我不得不采取新方法。每走一步，语言都在对抗和约束。同时它又允许反抗和超越。我再引用一句金兹伯格在《家庭絮语》说的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书，但它肯定是我唯一一本在绝对自由的状态中写的书。”

我的这门新语言虽然更受限、更生涩，但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和成熟的视角。这就是我目前继续用意大利语写作的原因。这本书里对自由和限制之间的矛盾关系着墨颇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我更愿意进一步探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并对自传的问题做个澄清，这个问题已经纠缠我许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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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写作的目的是隐藏自己。想远离我的作品，退到背景中。我更喜欢躲在句子之间，以经过伪装的、间接的方式存在。

我在美国成为作家，但最早的小说设定在加尔各答，我从来没有在那座城市生活过，它也远离我更熟悉的、从小长大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需要与创意空间保持距离。

开始写作时，我认为写别人的事是更体面的。我担心自传材料缺乏创造性价值，就我的情况而言，甚至是懒惰的体现。我担心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体现。

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成为主角。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另一个主人公。我以第一人称在书中出现，坦率地谈论自己。有点像马蒂斯的画作《蓝色的裸体》，一组经过剪贴、重新拼合的女性形象，我在这本书里暴露无遗，被一种新的语言杂乱地拼贴在一起。

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别人对我的评论了。但我知道有些读者认为我是自传体作家。就算我解释说我不是，他们也不相信。他们坚持这么想，说我有印度血统，我笔下的大部分角色也一样，这让我的作品明显具有自传性质。要不然他们就认为所有用第一人称写的故事都是真的。

自传性的文本是由作者自身的经历塑造的，在这样的文本中，作者的真实生活与书中的事件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每个作者都倾向于描述他所熟知的世界和人。但自传性的作品会更进一步。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是罗马人，因此他把很多长篇和短篇小说设定在罗马。他写的很多角色也都是罗马人。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自传性的呢？我并不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