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女演员又讲了两个故事，然后在夜总会管弦乐队奏出的一阵狂响音乐中，在此起彼伏的喝彩浪潮中，她悄然淡出。不管她是谁，这漫长的搞笑是她惯用的手法。

那广播员带有一种怪异的英国口音，要求听众在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凌晨一点整进入电台，听更多沙莉·格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演出的喜剧录音。克利夫关掉收音机，但是那个喜剧女演员活泼的声音在他耳畔挥之不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快乐。夜总会的群众爱她，她肯定非常有名。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他收听了全部节目，他调整了他的工作时间，这样他还能听星期四的节目，那节目持续了十五分钟多一点。互联网对这样一个喜剧女演员竟然一无所知。就这样，他听着笑着，进入了新的一年，被那声音，被那节奏迷醉了。弗农·麦基森可能很欣赏这位喜剧女演员的表演，因为他重新为这台老飞歌接了线路，把焦点放在电台调节器的这个点上。他对莎莉·格伦充满怀想，想知道她死于何时？她来自何地？但是，为什么这些录音带竟是从地球的另一头播送过来的？这同样是一个令他思忖的谜。

他从他的便携式电脑里查到，吉佐地区仅有一个短波电台。在那里，他联系到的那个人用僵硬的英语说，他的电台不广播喜剧节目，但是有一个住在附近岛上的日本老绅士，作为业余爱好，在政府的微薄资助下，一天二十四小时管理一台修整过的、二战时期留下的装备。克利夫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联系到了松本先生，他是第三个轮班的播音员及电台业主，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详细地谈了他对老式广播设备的热爱。

最后克利夫找到一个机会，问了他们凌晨一点钟广播的喜剧节目。

松本先生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们有最便宜的广播成本。”

“我不懂你说的。”

“你提到的节目是一个系列，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喜剧女演员的丈夫用四十八盘磁带，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录制的。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谈论它们的电话，大概每周四到五个。我们一遍一遍地播放它们，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了。”

“人们没听厌它们？”

那人再一次笑了起来：“我们有广泛的听众，多半是偶然而来。再说，笑话好比是傻乎乎的朋友，你每年至少可以见上两次面而不会觉得太多。”

当克利夫问松本先生是怎样得到这些录音带的，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

“说起这事还真有点奇怪。大约在二十年前，我去看望住在西弗吉尼亚的姐姐。她有一台老旧的真力时收音机，想修复它，于是我找到一个在当地经营商店、名叫弗农的人。他是个瘦骨嶙峋的金发小伙子，个子非常高，和我一样，对无线电历史非常感兴趣。在我客居我姐姐家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天天见面。几年之后，弗农以股票基金的形式寄给我一万美金，用以广播他母亲的喜剧剧目，最终我们数字化了她的旧磁带。两年前我试图联系他，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在继续问下去之前，克利夫先得坐下来。“真的？他母亲是喜剧演员？”

“是的，我们将永远广播这些节目。我的儿子正在接手电台。谁知道这些出自纽约的科帕、蓝天使以及芝加哥的切兹帕里的笑话能够流传多久。甚至还有来自康科德的。”

克利夫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听到的广播中没有提到这位喜剧女演员的真名，她不叫塞尔玛，是吗？”

“当然。她的艺名是莎莉·格伦，但是她是弗农·麦基森的母亲塞尔玛。顺便问一下，你从哪里打电话来？”

“俄亥俄，离莎莉住的地方不远。最近，在我买下弗农的一台收音机时，我见到过她。”

“不。那不可能是同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生于1917年。”

“正是她！”

松本先生激动起来，当他用日语向电台里的其他人呼喊时，他的声音抑扬起伏。“她的头脑还清楚吗？你觉得她能够接受采访吗？我会很乐意与她通电话的。也许是几次长谈，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需要规划一个明年开始启动的超高频电台。”

“我认为她行，但是我不能保证她是不是想这样做。”

“你是她的熟人。如果你为我们安排好这事，在采访中我会提到你，谈论一点关于你的事，比如你是怎样遇见她的。我将每年播放两次。”

“我没把握。”

“你确定？我能使你出名。”松本先生开玩笑地说了这句话，但是克利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兜了一个圈子。

好几天，他试着打电话给塞尔玛·麦基森。接下来的星期六，他驱车去了布卢沙弗特，早晨十点钟，他在那幢老屋前面停了车。草地该割了，这地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屋子的护墙板上有更多的油漆脱落。他敲了敲门，没人来开。于是他在车里坐了很久，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方向盘，显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他决定绕到后面去，步入一个挂着烂拖把和锈镀锌铁桶的门廊。此刻，他觉得自己简直在犯傻，这妇女九十八岁，说不定已经死了。他想起在他姑姥姥的葬礼上他母亲对他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老人死了，便意味着一座图书馆烧毁了——一阵令人沮丧的失落感，使他从头到脚打了个寒颤。

但是当他再次转回这幢屋子，只见一辆大轿车停在他的车后，一位大约六十五岁的妇女扶着塞尔玛·麦基森走下车，进入阳光之中。那老妪向他挥手。“喂，你好，”她说，“但愿你来不是为了要回买收音机的钱，我赛马输得精光了。”

“不，夫人。我只是想耽搁你几分钟，问你一些问题。收音机性能很好，正如你说的那样。”

当车的后门砰的打开的时候，塞尔玛·麦基森用一只布满斑点的手拉住克利夫的手臂。“看看你能否帮一下比尔先生，让他从那个低座位上出来。那是我丈夫。他曾经也是身体挺拔的，他能够自己移动。”

他走到路边，从车里直直地拉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身穿蓝斜纹布裤和一件厚毛线衣。他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回头脱口而出：“你不是告诉我你们离婚了吗？”

老头看着他妻子，摇起了头。“你跟他讲了那个老人和亡故孩子的故事？”

“这是个玩笑，孩子，”塞尔玛对他说，“你难道听不出什么是玩笑吗？莫莉是我的女儿，我另外还有两个活着的孩子，弗农是我们唯一失去的孩子，他生前一直心脏衰弱。”

一进屋子，比尔先生就坐进一把摇椅，好像立刻睡着了。当莫莉去厨房的时候，塞尔玛和克利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后来，他边喝咖啡，边解释他是怎样发现她的喜剧节目，它们又是怎么被广播的。他猜想，知道自己的节目还在被人们聆听，她一定会十分惊讶。他告诉她，因为有可能采访她、谈论她的演艺事业，松本先生不知有多么兴奋和激动。

克利夫说话的时候，塞尔玛的蓝眼睛和他对视着，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她摇摇头说：“孩子，这些节目，我们在弗农那台特殊的收音机里听了十年。他花了整整一年修整这台收音机，再花两年时间找到某个人，让我上了广播，所花的时间比我做节目的时间还长。听他的收音机很有趣，但后来这件事渐渐失去了新鲜感。弗农去世后，我就不想再听任何东西。我和比尔先生还能背出这些节目，而弗农，他是如此爱我，他深夜里播放这些磁带，我们能够听到他一个人自个儿在楼上大笑。他活着的时候，总是爱问我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节目，他会告诉我，我本可以很有钱，很出名，等等。最后我告诉了他真相：他降生以后，我是多么爱他，于是决定再生下安妮、查克和莫莉。”

克利夫靠在有花饰的沙发上。“他想让你出名。”

“我猜是这样，”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有一次他告诉我，无线电信号如何在空中到处蹦跳，我的声音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登陆。他说这会持续好多年，哦，有一天夜晚他是那么一本正经，倚在我身上，像小时候那样。”说到这里，她把头转向克利夫，靠得更近了，她苍白而布满皱纹的脸和她年轻的眼睛是那样的不相称。“他告诉我，一些信号会怎样直上太空，奔向各个星球。某天我的一个笑话会擦过冥王星，继续穿越到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远远超过我们视线所及。有时我会想，我们发出的声音永远不会真正停止，然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出名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你希望我对那个电台广播员怎么说呢？”他问。

塞尔玛转身面向她的丈夫，他睁开眼，对她使了个眼色。“你可以告诉松本先生，”她说，“他已经掌握得够多的了，尽管不是最好的我。”

克利夫的脸沉了下来，他注视着地板。“他说他会在采访中提到我的名字。他会讲述我怎样发现你并和你取得联系。”

塞尔玛向后缩起身子，轻拍着他的肩膀。“克利夫先生，如果你想出名，那么到你自己的院子里去，对着天空喊叫你的名字。”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很生气。桌子上有他妻子留下的便条，说她去邻镇一个生病的姨妈家过夜。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阵子，感觉像是得了流感，所以他走进“男人洞穴”，想打一个盹。但是这个他曾经耗以大量时间的空间，此刻似乎在谴责他，他不忍去看它一眼。突然，他用拳头把那个麋鹿头猛击到地板上，把它推出后门，摔到阶梯下面的院子里，它落地的时候，腾起一股鹿的头屑和松散毛发的烟雾。向立陶宛致敬的牌桌是下一个，接着是令人讨厌的驴子，被他扬臂抛入黑暗之中，然后是可怕的人体模型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个小时之后，房间里除了那台收音机，什么都没有了。他在厨房里找到一瓶家具用蜡，把收音机的外匣全部擦了一遍，然后把它调到一个庆祝法国手风琴节的电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一直站到双腿发酸。调高音量之后，他转身出了后门，经过令他尴尬的废物小丘，一直走到篱笆，然后在树丛边缘的漆黑阴影中止步，从这里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只是一阵晃动的鸣响。他仰望夜空，星星像是涌聚的鱼群，一股银色的信号之流。

“喂，”他大声叫喊，“我的名字是克利夫。”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swift，1989—），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卡吕普索，一种起源于西印度洋群岛、临时编唱的小调，常以讽刺时事为主题。

斯佩德·库利（spadecooley，1919—1969），美国西部著名摇摆舞音乐人。

科帕、蓝天使、切兹帕里都是当时著名的夜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