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此处，母亲的想法──异性间的性带来的愉悦是家庭关系稳固的保证，实际上是基于抽象的层面，而非具体层面。即便男女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件事”，但“就连那件事都没有”的关系又怎么能确定是可信的？这个世界就和什么都不能相信、只能凭靠身体感觉的战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去思索，从朴婉绪在小说《裸木》中刻画的战争时期到现在，我们究竟走了多远，以及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为何非得发生在这种腥风血雨之中。

不断劳动的女性

就像韩国的战后小说，因为战争失去丈夫与儿子的女性被迫出外工作，导致“坚毅母性”成为韩国母亲的代名词，本书中的母亲也一辈子都在工作。曾经是教师的她，辞掉工作后历经课外辅导、换壁纸、驾驶幼儿园巴士、保险员、机构餐厅厨师等工作，最后在疗养院担任护理员。

母亲并没有期待工作得越久、越专业就越能获得肯定，拥有更好的工作条件，领取更优渥的薪资。对只能从事条件和薪资越来越差的工作的她来说，人生只是一条“必须忍受到最后”的漫漫长路。母亲本身很好奇，这究竟是因为年老还是年龄段的差异，但在此似乎需要再追加一项性别的议题，因为她之所以必须辞掉教师的工作，原因就在于她必须独自抚养女儿。

本书中出现的所有女性都在不断劳动。母亲照顾的珍，年轻时在异国留学，为帮助被领养的韩国籍儿童工作，回国后更持续为外籍工人发声，最后却罹患老年痴呆症，落得在疗养院孤单度日的下场。套用母亲的话，就是“将年轻时那珍贵的力气、热忱、心意和时间”任意分享给毫不相干的人。

疗养院的护理员“年轻的新婚太太”，为了工作无法照顾身在其他疗养院的母亲；甚至遭受“你们知道什么是不得不尽的义务和责任吗”的指责的女儿及其伴侣也不例外。身为临时讲师、三十多岁的女儿，忙于参加抗议不当解雇的运动，无法顾及生计；女儿的伴侣则在一间小餐厅当帮厨，赚两人的生活费。

所有女性都处于必须为了某人而工作的处境，而且照顾或辅助某人的那些工作，都让人觉得生产力不足。倘若在母亲那个时代的隐形劳动主要出自扮演家庭内部妻子或母亲的角色，性质属于基层照顾；到了女儿的时代，隐形劳动则属于辅助、代理性质，是专业性不足所致。因此，母亲在看到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无偿照顾、被所有人遗忘的珍之后，一直无法摆脱那种人生可能会成为自己和女儿未来的恐惧。

最近，一位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日渐增多的“酷儿”文学显示出“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在边缘性少数者的生存压力上体现”。根据其说法，这类文本的着眼点“并非lgbt群体的公民权，而是若不借助其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就无法想象他们其实也是一般人的现象”。

本书中，无法达到经济独立最低标准的情侣，她们的故事不也是如此吗？就如同母亲的内心独白：

看到我的女儿受到这种差别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这些。

尽管如此，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非常规的性少数群体能否彻底分开来看？简单来说，女性及女同性恋者曾经在社会经济中拥有过稳定的地位吗？

但请不要误解，这并不是宿命论，而是存在论的问题。在以女性的隐形劳动累积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压制女性身份的户主制被废除还不到十年的韩国；以及在韩国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竭尽一切手段强迫女性担任非正规岗位的环境里——女性被配置在具有必需性但又被排挤的位置上。

对这样的女性而言，异性恋家庭被视为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但对于人生与之大相径庭的女同性恋者而言，不稳定成为她们的身份认同本身。这种不稳定性造成的疏离感，导致她们永无止境地反问：“我是谁？”

所以书中的女儿才会问：“性少数群体、同性恋、蕾丝边，这些名词指的就是我。这就是我，大家都用这种方式叫我。所以不管是家人也好，其他事也罢，他们让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但这是我的错吗？”而女儿的伴侣也才会反问：“您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时是毫无想法与信心的吗？认为我能为毫不相干的人做这些？赚钱对我来说也是件苦差事，偶尔我也痛苦得想死。即便这样，您依然认为我没有资格吗？”

所以前期母亲试图将非常规的性取向与社会经济条件区分开，是针对女儿与伴侣提问的回答，这也证明她们非常规的性取向已构成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为了让在韩国被视为“不一般”的这些人也能被看作“普通人”，借助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反倒成为一种必要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勾勒并主张女性与女同性恋者的公民权，与其执着于通过规训更多人组成能够被明确分类的家庭单位来稳定经济，不如先从改变人们对“家庭”和“个人”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入手。因为如今这些已经停滞、行将腐朽的认知，才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我要再说一次，这不是宿命论，而是存在论的问题，所以故事中改变母亲的终究还是女性、女性的照料与工作。包括珍的人生（将宝贵的年轻岁月浪费在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女儿的斗争（为了他人的事不惜大打出手），还有女儿的伴侣在日常生活上、情绪上给予的支持，都一点一滴改变了母亲。

在为数不多的母女故事中，大多以女儿的视角来看待母亲为主，因此本书这种说故事的方式令人感到兴味盎然。而我们也正需要更多关于母亲自己的故事，所以感受就更深刻了。

所以，即便母亲认为去理解身为同性恋的女儿，是“放弃了我女儿可以光明正大、平凡生活的人生”，但我们是否能够再稍微观望一下呢？因为深知“毫不相干的外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彼此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母亲，也许能凭借顺利完成每天工作的力量，走向“宛如奇迹的谅解”那一步。

最重要的是，母亲深知，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

金申贤京（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