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母亲与女儿的故事。说起母亲与女儿，你可能会想，还有什么新的故事可说呢？因为先前已经有太多讲述家庭的故事了。但我们可以再深入思考一点，关于女儿与母亲，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有关家庭的故事，重心多半放在父亲身上──权威性的父亲、父权制的父亲、辛苦的父亲、年迈的父亲、暴力的父亲、失去力气的父亲……还有那些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斗争、冲突与爱憎。我们熟悉的家庭故事，其实都和父亲与儿子相关。弗洛伊德为了说明儿童在家庭内形成的身份认同，曾提出俄狄浦斯的故事即是这种父子故事的原型。
弗洛伊德也认为，在借由与父亲的关系确立自我的层面，女儿和儿子并没有太大差别，女神雅典娜的诞生神话这个关于父女的故事即能说明。宙斯在听到神谕说第一任夫人墨提斯生下的儿子将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后，就将夫人吞了下去，而当时墨提斯已经怀了雅典娜。雅典娜在父亲的体内成长，然后劈开其脑袋以成人之姿诞生于世。雅典娜聪颖过人，但因为她不是会威胁到自己的儿子，因此宙斯能够给她宠爱。
也就是说，尽管如弗洛伊德所说，在通过与父亲的关系确立身份认同上，女儿与儿子没有分别，女儿却与将会威胁、否定最后杀害父亲，成为家族代表和历史主体的儿子不同，她仅位居父亲的影子之下。
那么母亲又是如何呢？她先是作为女儿位居父亲的影子之下，再通过结婚成为一名男人的妻子，接着通过生育成为母亲，最后成为儿子的所有物（俄狄浦斯的故事），或是被丈夫抓来吃掉（雅典娜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历史悠久，但在审视身处父权制家庭内的父亲、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地位时，却十分适合。
然而，在希腊神话里，儿子能够占有母亲，必须是在他杀害了独占母亲的父亲之后，这与韩国的母子关系有着关键性的差别。在韩国，就算儿子不杀害父亲也能独占母亲。至今大众仍认为，孩子出生后，母亲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事，父亲完全不会去阻碍儿子与母亲的身体接触，女性在丈夫与孩子之间来回，用不同的方式照顾所有人。
人类学学者把东亚国家的这种家庭构造称为“子宫家庭”或“母系家庭”，也就是实际上一个家庭由两种模式组成──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父系家庭”；还有将其排除在外，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为中心的“子宫家庭”或“母系家庭”。
这种家庭制度在韩国形成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嫁到婆家的年轻女性在家中的成员权，是以她所生下的儿子为根基的。因而她对能让自己在新家庭理直气壮的儿子怀有深刻而执着的情感，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如此一来，教养儿子都会变成母亲的责任，父亲自然乐见其成。
因此，韩国社会有无数关于母子的故事，都被刻画成母亲的奉献与牺牲，而“母亲－媳妇”的故事也基于相同理由，充满嫉妒、背叛、愤怒与竞争的情感。
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
在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中，儿子的角色通常缺席或干脆不存在，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唯有这样，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才能浮现台面，发展出令人深思的故事。
若追溯较久远年代里有关母女的故事，有出自作家朴婉绪笔下，为在战争中身亡的儿子哀悼的母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母女的故事偶尔出现于大众文化中，如《蛋黄酱》（曾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电视剧《我亲爱的朋友》《上流社会》等，也都没有儿子出现，才能使母亲与女儿以焕然一新的视角去面对彼此。本书也不例外，它也设定身为叙述者的母亲所生的只有女儿一人。
随着时代变迁，儿子不在场的原因各不相同。倘若朴婉绪时代的儿子是死于战争，那么九十年代后的情况，似乎与始于六十年代的“家庭计划”有关。可倡导“家庭计划”时的口号“养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最终真的实现了吗？当然，实际上我们迎来的是性别鉴定后堕胎泛滥的现象，以及儿子远多于女儿的家庭比例失衡的时代，但有些女性仍会基于不同理由，认为“要生就生女儿”。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中东工作的产业役军（父亲）响应国家政策生下一个女儿，为教育女儿奉献一切的家庭主妇（母亲），还有学业优秀的女儿，这种促成韩国现代化的典型家庭，今日又面临何种处境？
正如“家庭计划”的口号，未生下儿子的母亲内心期待的是“比十个儿子更优秀的女儿”，若女儿学业也优秀就更是如此了。母亲不仅期望女儿在社会上的成就不亚于儿子，同时也期待女儿在婚姻上能够羡煞旁人。对只有一个女儿的母亲来说，女儿必须同时满足她对儿子与女儿的期待，也就是成为“具有男根的女儿”。
我好像让女儿读太多书了。我希望女儿能够尽情读书，可以上大学，读研究生，这样就能成为大学老师，遇上好老公。可是啊，我女儿真是个笨蛋，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最近只要想到那孩子，我的胸口就像是被堵住了一样。
可是我们无法一味苛责这位母亲的无理期待，因为她曾经历只要会读书，阶级就能向上流动的时代。即便是女人，只要会读书就能凭自身力量成功，这样的错觉曾支配了整个社会，但一切变迁得太快。因此，当母亲发现比自己更聪明、懂更多的女儿过着“不像样”的人生时，起初感到惊讶，然后心生厌恶，最后则开始埋怨自己。另一方面，女儿通常会大声宣告，“我不要活得像妈一样”，但在面对与想象有落差的社会时却不知所措，最终陷入绝望。
然而，本书中的女儿却稍有不同。相较于骑虎难下的母亲，女儿倒是很早就离开母亲身边。女儿早早就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从非洲做义工回来后，就径自过起“母亲从未想象过，也没允许过的独立生活”。可是，拒绝当“具有男根的女儿”，却在经济独立上碰到困难──她和同性伴侣的工作并不足以成为支撑独立生活的基础。
因此，对母亲而言，女儿是个“背着放入不明印刷物和书本、坚硬得宛如石块的背包，一整天在全国四处奔波的流浪讲师”，可是“明明是别人的事，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结果她又跑去多管闲事”，“把押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又以要缴房租的名义，和身份不明的女人一起闯进我家，打算让父母丢尽颜面”……女儿不仅不能像儿子一样在社会上成功，还是一名同性恋者，无法平凡地结婚，让年迈的母亲有寄托，是个没有“用处”的人。
虽然母亲经常好奇，女儿和她的伴侣能不能拥有“正常”的性，但问题似乎并不在于非常规的性取向。女儿是同性恋者会成为母亲眼中的问题，其真正原因在于韩国社会不相信“朋友或爱人之类的松散关系”，所以质疑：“这种关系会有未来吗？不是随时都能分手、转身离去吗？”
在信奉“家庭主义”的韩国社会中，能够称为社会安全网的都是以血缘或家庭为主的关系，但它在过去二十年间持续解体、两极化，导致我们的世界化作对每件事都抱持怀疑、无法相信任何人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