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火车东站有很多人。保尔非常兴奋。
当弗拉迪抱住他，准备把他举上火车包厢去时，他突然回想起了那一次去米兰的旅行，老天啊，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啊。索朗日曾来车站接的他，他仿佛又看到了成群的记者和摄影师，那旋涡一般飘扬的面纱从火车头喷出的烟雾中显露出来……他有些怕再见到她。
尽管今非昔比，日子得精打细算地过，钱得一分一厘地掰开来花，住的公寓很简陋，邻居脾气很暴躁，噩梦虽变得少了，但始终很暴烈，保尔还是不能说别的，只能说：他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有母亲保护着他，有弗拉迪保护着他，他有两个女人护着他一个，谁又能说比他更幸福呢？
索朗日，很久以来就是独自一人。他有些后悔当初怀疑了她，曾经为之发火，曾经想到……我的老天啊，我们要去柏林了!报刊上的那些标题一一回到了他的脑子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令人担忧，就像在一部历险小说中。他转过头来，目光寻找着他的母亲，却看到了弗拉迪，笑盈盈的，总是那个样子，一想到他有多么地爱她，他那激动的心就揪得紧紧的。
索朗日得知他要来的消息后立即给了答复，她的回复在他出发之前几个小时收悉。是一份电报：“怎么!你来啦!(这里头没有拼写错误，因为文本是由电报员抄写的，他们应该有最基本的专业文凭。)我是多么地高兴!但是没有你亲爱的母亲陪同，唉，这又是多么地可惜!我要求你们跟我住在同一个宾馆，你的护士和你，你们会感觉很好的，那里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最棒的。(索朗日的电报文每个词要付四法郎，但她写的时候根本就不去计算字数，真是令人感叹。)在柏林，发生了很多事，我真想好好地对你说说，但你自己也能看得到。这里，是一个世界，我的意思是，一个另外的世界。啊，我的小匹诺曹，兴许你是来看你的老索朗日死去的，因为她实在厌倦透了，她现在唱得像是一口破漏的锅，你将会失望的。但我很高兴能见到你，我等着你，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快点来吧!”
这是一列卧铺车。旅程十五个小时还多一点。
弗拉迪怀着同样的激动，再次看到了呢绒的吊帘，车用地毯，带灯罩的电灯。还有一个年轻的检票员。但这一位不是波兰人，不过，他仍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保尔得充当翻译。就好像他会说波兰语似的!
“弗拉迪，我给你介……介绍，这……是弗……弗朗……索瓦。对……不起？”
“我姓凯斯勒。”
弗拉迪笑了起来。
“ichbinpolnisch.”她说。
“ichbinelsässer!”弗朗索瓦叫嚷起来。
“nadann，ichdenkewirkönnenunsetwasnäheraustauschen...”
就餐时间之前，玛德莱娜一直没有露面。餐车中，她看到保尔坐在了餐桌前，自己就去坐到了相邻的另一张餐桌前，他们彼此做了几个神秘兮兮的小手势，这很有趣。
保尔瞪大了眼睛瞧着她，微微一笑，对侍者说：
“请……请给我……一杯……波……波尔图。”
他从他母亲的嘴唇上立即就读出：蛮不讲理!
这酒马上就冲上了他的头，破坏了他的胃口。于是，弗拉迪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双份的菜汤、小洋葱鸡肉、奶酪，以及挪威式摊鸡蛋，什么都不能让她害怕。年轻的检票员走过来又走过去。保尔的脑袋轻轻地摇来晃去，弗拉迪把他带回到包厢，但是，在到达边境之前不应该睡觉。为了维持他的清醒，她开始对他说起话来，保尔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急于躺下睡觉。
终于，到了福尔巴克。
好不容易把轮椅抬到月台上，那里人群熙攘，有旅客，有警察，有铁路局的人员。海关关务员并不经常看到像保尔这样的孩子，个头看来不小，腿却很短，应该是疾病所致，或者是坐轮椅产生的后果。“保尔·佩里顾先生，弗拉迪丝瓦娃·安布罗杰维奇小姐。”他在护照上盖了戳。他们回到火车上，海关人员上来检查行李，让他们打开箱子。没有人要求保尔抬一下身子，看看他坐在什么东西上，他们若是非要看的话，就会看见两个硬纸封面的大文件夹了。
玛德莱娜同样也通过了海关检查。“蕾昂丝·茹贝尔夫人。”
关务员稍稍有些疑惑，护照上的照片跟眼前的人不太像，但是，这样的话是不能对一位女士说的，尤其是，她还是乘坐头等车厢旅行的，而且她的神情还那么镇定自若，这点疑问只能留在心中，“请便，夫人，旅途愉快。”
火车重又启动。这一次，保尔根本没听到弗拉迪低沉的笑声，她那懒洋洋的咯咯声，她的喘息声，因为这一切全都没有。年轻的检票员久久地跟她一起待在走道上，说话，倾听她。然后，弗拉迪宣布道：
“no，aterazjużporaiśśćspać.dobranoc，françois...”
“gutenachtdirauch...”
这次旅行真的非同寻常。
索朗日如今不再怎么外出了，前往火车站实在是太困难了。她派了一辆豪华轿车去接保尔和弗拉迪。
佩戴了一个纳粹十字图案臂章的司机，被轮椅的问题给难住了。他以一种滑稽的神态瞧着这个玩具娃娃似的小男孩，他不像其他所有人那样能用两腿走路。弗拉迪把保尔抱到后排座位上，然后，以坚定的动作，一言不发地拎起轮椅，折叠好，塞到车子的后备箱中。
透过车窗玻璃，保尔发现了他的母亲，装扮成了茹贝尔夫人，正在排队等出租车，顿时，他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
法国的报刊只是在纳粹宣传最猖狂的那些阶段才谈论柏林和德国。保尔本以为会在柏林见到一个血与火的城市，满城都由那些暴烈分子所控制，却发现它实际上很是外省化。街道上有不少行人，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太多的士兵，假如他没怎么阅读关于最近局势的报道的话，他还以为自己身处于北欧的随便哪个城市呢。在一栋栋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物上，悬挂着不计其数的带纳粹十字标志的装饰旗，火车站、大学、中央邮局，但是，若不是看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店铺，玻璃被砸得粉碎，上面还涂写有大大的字母，油漆流淌得满墙都是，他根本不会相信自己就是在柏林。
索朗日等候在漫步大道大酒店的大堂，拖动着庞大的身躯，像是一尊神像。
当保尔出现在大堂中时，她发出一记响亮的叫声，让店员和顾客们纷纷转过身来。她把他紧紧地抱在她那巨大而又松弛的臂膀中，大口地亲吻他，就好像要把他给吃了。保尔笑了起来，被重见她的那份喜悦与发现她变化太大而产生的那种忧伤所分享。她那胖胖的脸上化了妆，涂了脂，抹了粉，从近处看，很像是一个狂欢节的面具，那么滑稽，那么悲怆。他为她感到害怕。她还能演唱吗？他回想起她的电报来，“你的老索朗日现在唱得像是一口破漏的锅”。
“你还好吗，我的甜糖宝贝？”她问道，“你至少没焦虑吧？”
保尔放心了。她闻起来比所有人都更香，这始终都是她艺术的秘密。
他们坐电梯上楼。索朗日走路很慢，很重，她的手杖头完全消失在了她巨大的手掌中。她不停地说话，嗓音嘹亮，发出鸽子叫一般的咕咕声，把小舌音r发得比通常要更长，这是她带西班牙口音说话的一天，有几天，她还会带着意大利或阿根廷的口音，对于她来说，这是无法预料的。
“你难道不更想去看一看这城市？啊，勃兰登堡门!得去看看这个，匹诺曹，我就不再去了，我已经看过一百遍了!”
但是，那提议一说出口，她立刻就把它给忘了。
来到了保尔和弗拉迪住的套间后，她一屁股就坐到了宽大的长沙发中，年轻的波兰女郎则忙着打开行李箱、大箱子，把衣服都挂起来，然后冲进卫生间，同时嘴里还哼哼着走了调的曲子，让谁都听不明白到底是哪一首歌曲。
“她始终还是那样子……”索朗日说。
“还……那……那样。”
索朗日开始列数“她的苦难”。她抱怨一切，哼哼唧唧，唉声叹气，那是她的老一套，但是，保尔应该承认，这一次她抱怨得真的很有道理。
将于第二天举行的这场演唱会引发了有关各方的一系列秘密商谈，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敲定各种细节，因为希特勒总理本人将出席，差不多有半个场子的座位将被纳粹党的名流精英所占据，这还不算那些记者、摄影师，也就是说，宣传部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人们会扑向她，提出种种要求、种种问题，必须保证，一切发生得绝对与预料中一样……兴许索朗日早就意识到了，她是在柏林，整整几个月期间让她开心的那一切，现在具有了一种严肃的、政治的意味，因为这里的人可不怎么喜爱幽默。她害怕了吗？保尔感觉到了这一切。
“施特劳斯害了我，你知道……他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头受气，这我能理解他。但我提醒过他，关于我将演唱的曲目，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有时候她会低下声音来，仿佛套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布景的问题更让我伤脑筋……”
当初，保尔看到设计计划时，他就笑了。现在，她递给他看一份复制品图案，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这……这是……什……什么？”
“一床毯子，我的小鸭子。”
这实在很难理解，索朗日看得很清楚。
“这是因为……人们从来就无法保守住布景的秘密，总会有那些个狡猾的小小摄影师，会为了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而从后门透露细节。”
保尔拿在手中的照片，很像是蓝天下的一片麦田，几道本身并不太丑的颜色，但它跟索朗日曾寄给他的那个计划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全被蒙在了鼓里，粉红小兔子。假如按照它原来的样子来，那就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于是，迅雷不及掩耳，嘁里咔嚓地就来了一下子，尤其是，我想唱一些他们根本不想听的东西，而在这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看来，它将会被毁掉，而代之以纳粹党旗帜颜色的花束。”
计策非常机智。
艺术家在他的画布上贴了另一幅画，表现的是一束成熟的麦穗。到时候，只需要在拉开大幕之前几分钟把贴上去的这幅画给揭下来就行，就能发现底下那一幅的真正主题。
“但是，让我伤脑筋的就在这一点，我的小爱心，我本来腿脚就不稳，你能想象我爬到离地面几乎有三米高的地方去揭那幅画吗？”
那可是四个巨大的画幅，得要有精力，有肌肉，而且，还得准备一把梯子，还得不恐高。
“总之，我的拜占庭小心肝(人们有时会问，她是在哪里找到她那些形象比喻的)，我总觉得，我会不得不面对那些黄色的斑点演唱，那可就令人伤心啦!而那个年轻的西班牙人，为画这幅布景还忙得不亦乐乎，我给他写信时又该说些什么啊，我？”
最初的设计曾让保尔发笑，但那是一种巴黎式的笑。而这里，是柏林……只需要再看一眼去火车站接他的那个司机的嘴脸就知道了……一个想法猛地掠过了他的脑子：
“爬……爬……梯……梯子，你看弗……弗拉迪……怎……怎么样？”
索朗日转过头去。波兰女郎正爬在一把椅子上。她没有去叫旅馆服务员，而是自己登高，伸出手臂，去挂窗帘布上一个松开了的小扣环。
德国航空部占据着位于威廉大街不远处一栋庞然大楼中的三个楼层。门楣上覆盖着纳粹旗帜，而两个警卫，直挺挺的如同两根支柱，瞪着家禽场中母鸡一样的一双眼睛，瞧着对面的人。玛德莱娜不得不调动起全身的能量，迈着她希望是又平静又坚定的步子，准备走进去。
从门卫开始，困难就来了。负责接待的办事人员不说法语，他得去找一个人当翻译。
“ihrpassbitte!”
他指了指接待室的长椅子，她便坐了下来，把她一直藏在外套里带到了这里的文件夹拿出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墙上的一座挂钟指着十点钟。
航空部刚刚建立不久，是戈林先生的地盘，他是一个功勋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立下过赫赫战功，他也是希特勒的亲信。玛德莱娜从报刊上得知，这个部门负责对民用与军用飞机的设计与制造进行监督、控制，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她还没有真正找对地方。
“请问……有何贵干？”
找来的这一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说一口差强人意的法语。
“我想见一见艾尔哈德·米尔希元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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