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里，保尔又要了一台留声机。毫无疑问，他在好转。
他的白天安排得满满当当。他自己来换留声机的唱针，摆放他的唱片，做笔记，整理卡片，在出版商的商品名录上做标记。他让弗拉迪把他带到图书馆去，当弗拉迪跟那些图书馆员在书库里做着种种幕后交易时，他整个下午就留在阅览室，抄写百科全书上的条目，寻找关于欧洲各大音乐会的无数剪报，查阅男女歌手的职业生涯资料，还有在世界各地新上演的歌剧的消息。他有一个专为索朗日·加里纳托而做的卷宗，从第一次听她唱片的时候起，他就觉得建立这样一个卷宗是势在必行的。
他于五月份给那位女明星写了一封信，特地让他母亲帮他做了拼写方面的订正：
亲爱的索朗日·加里纳托：
我叫保尔，我住在巴黎，我是您的歌迷。我最喜欢的是《费德里奥》《托斯卡》和《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但我同样也很喜欢《后宫诱逃》。我八岁了。我生活在一辆轮椅上。我熟悉您几乎所有的唱片；我还缺一些，因为有一些很难找到，比如1921年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我会找到的。假如能得到您签名的一张照片，那我就不胜荣幸了。
保尔
我非常欣赏您。
本以为这封信就那样有去无回了，但是令人惊喜的是，在七月份，女明星寄来了一张她穿美狄亚戏装的照片，照片上有她的题词：“深情地致保尔，索朗日·加里纳托。”另外还有一张简短的字条，手写的，最后一句是：“你的信让我很感动。”
得把这张照片镶在框子里，摆在留声机上面。
你能想象，玛德莱娜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保尔开始慢慢康复，他常常沉浸在他的思绪中，但那是在听莫扎特或斯卡拉蒂的曲目时，他又有胃口吃饭了，脸色也好了许多，而从图书馆到唱片店，他的日子过得也很充实。玛德莱娜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要跟他好好地谈一次，以求识破始终让她大为痛苦的那个奥秘。
“您应该让他好好地清净一下，”蕾昂丝说，“您知道富尼埃教授说什么来着……”
他说，就应该“别去理他，那孩子”!
玛德莱娜强压住怒火，让人去买阿拉伯糕点杏仁饼了。
安德烈对此情境有些担心。他显然为保尔感到高兴，但既然孩子在好转，他是不是该继续他的教学了？但是，对他那段最后经验的回忆让他畏惧。
眼下，玛德莱娜对此只字未提。安德烈整天都在精心修饰他无偿为《巴黎晚报》写的文章。女子体育、公共阅读、男性时尚、圣卡特琳娜……他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涉及了众多话题，希望儒勒·基约多最终能为他安排一个真正的岗位，就是说，享有一份工资。
而《晚报》经理从来不跟他谈这个，不过他也不会忘记随口祝贺他几句：“您昨天的短文很好!……假如小猪们不把您吃掉的话，我们就为您做点什么!”基约多很满意他的工作。当然还没到为他付钱的份儿上，但很满意。
而安德烈，在他要求得到一份报酬之前，会那么白干着，一直干到年底，但是年赏已经过去，一月份到了(“您关于三王来朝节的文章，太宝贵了!”基约多这样称赞说)，转眼，已经是四月份了(“太棒了，您关于家政学的那篇杂论，妙不可言，哈哈哈!”)。安德烈看到了夏季的临近，再过几星期，他就将在日晷上转上整整一圈了。一年的周刊专栏，却没见上司有过一个表示表示的举动。
至于那家报纸本身，也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他不得不忍受同行们的敌视和恶意。
然后，就在七月末的一天，一个稍稍比别人更来劲的工会代表揪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拉到地下室，给了他一顿暴揍，打得他跪倒在地，呼吸困难，连连呕吐。他只觉得胸脯就要开裂，在那些小工的怒目直视下，他好不容易爬到了门口，最年轻的那个工人还往他面前的地上啐了一口，正好吐在了他的衣服上。
这就是往火上添加的一滴油。
回到佩里顾家的府邸后，他总觉得心中有一股无名怒火在燃烧。他被剥削了。这就是他的感受。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词语，上帝知道，他根本就不想跟那些人有一丝一毫的瓜葛，但是，他感觉，在上一年里还有些像是为新闻记者生涯所允诺的东西，到了今年春天，似乎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诈骗。
安德烈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转悠，一脚接一脚地往墙上踢。他开始感到身上发热，老虎窗几乎不带来什么空气流动，他整夜整夜地流汗，觉得房间比平常小了不少，家具很老式，衣服很旧，走廊尽头的那个波兰女人，尽管当他一星期两次去拜访她时，她都表现得很柔顺，但她从晚餐到睡觉，一直都在不停地唱歌，而且唱得有些跑调，见鬼，再也不能那样继续下去了，他写好了他的辞呈。不过，你原本就没有工资，还需要辞职吗？
他穿上外套，大步前往报社，径直敲响了基约多办公室的门。
“啊，您来得正好，我正要找您呢!请您告诉我，一个每日都发的专栏……您想不想试一试？”
安德烈惊呆了。
“只有一栏……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边框。而且，发在第一版!”
“什么样的专栏呢？”
基约多显得有些焦虑。
“您瞧瞧，马西在写经济，佳尔宾在写政治，弗朗迪迪埃则写其他随便什么。但还没有人来关注……大街上的人，您明白吗？那些买《晚报》的人特别想有人来为他们写写大街上的人们。您为什么认为社会新闻让他们感兴趣到了这一地步？因为恰恰正是这些事，会随时发生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
安德烈做了一个含义很含糊的动作。
“社会新闻，那有的是……”
“显而易见!不过我脑子里想的可不是这个。但是，那样一个专栏，要高高在上地说出人们低低在下想着的事。”
“是不是可以认为，那应该是一种诙谐的短文？”
“假如您愿意这样认为，但那往往是一些糟糕的诙谐，因为人们更喜欢抱怨，这谁都知道!而我们，就得有点儿格调，正因为如此，我想到了您……”
“格调……”
“绝对!让读者们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想象那些所谓更聪明的人心里想的其实是跟他们一样的事，这会让他们身心愉悦。但是，要想有人读，就必须写得简单。这是个剂量的问题。”
安德烈有些震惊，琢磨着这一建议背后究竟有什么圈套。
“付钱吗？”他问道。
“嗯……不太高。情况是……”
安德烈对情况相当熟悉，他得知，不应该把报纸的情况跟报社老板的情况混为一谈。等到有一天，当基约多不得不解雇他家中的印度支那裔仆人时，他恐怕还以为是遇上了危机呢。
“付钱吗？”
安德烈为他的大胆而自豪。基约多立即发飙，就仿佛有人要拔掉他的一颗牙，他最终嚷嚷起来：
“是的，这一次，是付钱的!”
“多少？”安德烈重复道，确实很带状态。
“每栏三十法郎。”
“四十。”
“三十二。”
“三十七。”
“好吧，这样，就三十三。但是小心，嗯，我要的是一个很棒的……专栏!”
他肩膀那么一甩，腰那么一扭，就转过身去，这似乎表示，他有些不快，但在他的身上，这一符号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对他的这件事很满意。
“哦，还有，”他补充了一句，“您得找一个名字，嗯!”
“怎么还要找？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名字啊!”
“这个，您先听我的。无论如何，您得为您自己找一个名字，且不管那是不是您的真名……”
基约多凑近过来，以一种私下里吐露隐情的口吻对他说：
“一个笔名。所有人读了之后都会这么想，那是一个权威人物写的，但他并不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别忘了，读者都是爱占星算命的，总之，您就选一个会让他们联想到高级智慧的名字吧。”
就这样，八月初，在《巴黎晚报》的第一版上，出现了署名为“凯洛斯”的第一篇专栏文章：
一个配得上这个名字的人
十四年前，整个国家处在了战争总动员中。全体法国人民站立起来，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准备度过一个充满深彻悲剧的历史阶段。人们经历了无名的巨大牺牲，四十个月之后，狂热让位于混乱，命中注定的怀疑与焦虑的时刻来临了。那时，民族把它的命运交到了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手上。一个总是搞错，总是只赞同他自己的意见，总是疑心重重，经常凶残无情，行为如暴君，倾向如独裁者的人。当形势有利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想法简单的人变成了伟大人物。克雷孟梭先生的头脑中只有一个纲领，嘴巴上只有一个词：“对内方针，我打仗；对外方针，我打仗……俄国背叛了我们，我继续打仗，我一直继续到最后一刻。”
这很简单，而这，恰恰是英勇的法兰西人需要听到的。
再过几天，克雷孟梭将迎来他八十八周岁的生日。一张照片，不久前拍摄于旺代地区的雅尔河畔圣万康，显现出一个精力依然充沛的老者的稳步行走。
当我的目光渐渐投向这些统领我们的权威人士时，他们会显得平凡、轻率、苍白无力、极易凋萎。而人们会受到诱惑，就像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紧握着手中的灯笼，问道：“在法国，难道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肩克雷孟梭了吗？”
自从那次可怕的误会后，玛德莱娜对待古斯塔夫的态度就一直没有恢复到自然状态。她选择了在他们间的寒暄客套中什么都不改变，企图以此来强调，那次事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一年后，她依然还是觉得有些尴尬，尤其是当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送去一个简短的亲吻，同时说，你好，古斯塔夫时。
此人真的是一个斯芬克斯，玛德莱娜绝对不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给她送来报告，小口小口地喝咖啡，用他那双蓝得有些可怕的眼睛死盯着她……而在房间的另一端，保尔正沉浸在他的那本《意大利歌剧的故事》中。他让玛德莱娜了解到种种日常杂事：
“劳尔-西蒙先生遇上了一桩麻烦事。我建议我们可以帮他一下。能在董事会成员中多一个信任者，从来不会是一件坏事……”
玛德莱娜也微微一笑，表演出一种默契，但她分辨不出这一默契中的真正含义。她在他递过来的材料上签字。有时候，茹贝尔会给予一些解释，他可不愿意人们日后指责他没把信息传达到位。于是，他开口说：
“我可不愿意拿种种细节来烦您，玛德莱娜，不过，现在正是调整重建您资产的大好时机。”
玛德莱娜做了一个手势，我明白，当然。
“国债再也带不来任何回报，这在未来是不会有什么改观的。‘重建’，这就意味着，要抛弃一些弱势项目，而代之以一些更有利可图的产品……”
“很好，是的，是个好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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