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后，为了宣传我的第二本书，我去佛罗里达的科勒尔盖布尔斯参加读书会，那时的books&books书店离现在的店址有段距离，店面只有几百平方英尺，墙上刷着粉红色的灰泥。空间狭小对我来说倒并不是问题，但这意味着没有太多的空间放置折叠椅，假如超过一个祈祷班（十多个人）的犹太老年人都来参加你的读书会，势必要争抢座位。那段时间，出现在我的读书会上的人并非全然陌生，其中一些我还认识。那天晚上，书店里来了几个认识我外祖父母的人：在巴尔的摩帮我外婆补牙的牙医、在丰塔纳村与我外公做过邻居的女士——她做的霍恩哈达自动贩售机风味奶酪通心粉让我外公印象深刻（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外公在申克街的老朋友，还有mrx的前销售总监。

我读大学时曾在福布斯大道上的老加斯廷酒吧参加诗歌朗诵会，一些爱开玩笑的朋友建议我到时候要不时地从书页上抬起头来，与听众“进行眼神交流”，结果就是我无法集中精力关注手中的文本，经常忘记读到哪里，以至于让观众觉得你是个不可理喻的怪胎，让你感到崩溃。假如到场者不多，你的精神就会被抬眼看到的空椅子打垮；假如到场率居然还算体面，就会被一张张脸上的皱眉头、打呵欠和隐隐的不悦扰乱心绪。在一次又一次的停顿中，我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恐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冒出一连串的“所以”，或者重复刚刚说过的词，或者一句废话，或者一声叹息。所以，来科勒尔盖布尔斯之前，我就在所要朗读的文本中的不同位置标记了四五个适当的词，用来提醒自己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抬头；与此同时，我还向上帝祷告，让我在抬头与观众眼神交流时看到的恰好是心情舒畅状态下的他们，或者至少是善意伪装下的他们。

那天晚上，在books&books书店，第二次抬头时，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萨尔泽多街和阿拉贡大道交叉口的门边，她友好地回头看我，但看眼神明显是在打量我。她目光锐利，眼神冷静但并不冷漠，那是一双画家的眼睛，我暗忖。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向上挽成一个松散的发髻，皮肤黝黑，鼻子和颧骨的轮廓很有特点，外公认为她的颧骨像凯瑟琳·赫本，但我觉得更像安吉莉卡·休斯顿。到了第三次抬头时，我发现她已经走了，我觉得我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砸碎了。

当我给书签名时，她并没有再次出现。牙医告诉我，我外婆的牙齿很糟糕；前销售总监说，我外公对模型的细节过于吹毛求疵，惹人厌烦；还有几个人向我道了句迟来的“节哀顺变”；然后我和米奇·卡普兰告了别便离开了。我住在庞塞德·莱昂大道的一家酒店——更像是个漂亮的汽车旅馆——我打算慢慢走回去，还没走过一个街区，就有人来碰我的胳膊，我听到一个女人叫我“迈克”。

“我就觉得可能是你。”我说。

站在“奇迹一英里”的人行道上，我们握了握手，但是她说“不”，所以我们又互相拥抱了一下。她的身材是我外公始终喜欢的沙漏形状，但感觉要比看上去瘦，肩胛骨松垮地吊着，好像披在身上的两块布，身上一股浓郁的橘子和丁香味道。我想起外公说，萨莉喜欢喷“鸦片”香水。

“我差点没敢来。”松开我之后，她告诉我。她从背包风格的红色皮包里抽出一张纸巾，擦干眼睛，我也问她要了一张纸巾。“可如果不来，我会恨自己的。”

“刚才我以为你走了。”

“我确实走了。听你读了几句之后，我就去喝了一杯咖啡。”

“哦。”我说。

“不是说你读得不好，但我是视觉动物，用听的欣赏不来。”

“啊。”

“老实说，我可能有点聋。你饿了吗？想吃东西吗？”

她带我去取车——庄严华贵的驼色奔驰280，后窗玻璃角落里贴着一张褪色了的惠普公司的停车贴，车厢里浓浓的一股“鸦片”香水味，还有被阳光暴晒的皮革味，以及一丝刺鼻的汽油味。萨莉开车带我去了一家声称她喜欢的古巴餐厅，但当我们到了那里，她却不满意自己要的炸鱼。我点炭火烤乳猪的时候，她本来说，管他呢，她也要吃猪肉，但没等侍者走到厨房，她就把他叫回来，说还是吃鱼算了。

“我从小就吃洁食，后来离开了家，吃了五十年的猪肉，可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再想吃了，连培根都不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但这其实是撒谎。我没告诉她，我外公临死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口味改变，我觉得可能与死亡有关，然而对一位我初次见到的老太太说这种事似乎并不礼貌。最后还是她自己得出了和我想得差不多的结论。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是这么说的吧？”她环顾着周围的假砖墙和锻铁吊灯，“我现在一定是在散兵坑里。”

“至少是个你能吃到炭火烤乳猪的散兵坑。”

“你认为上帝会在乎人类吃什么吗？”

“我也希望祂能把时间用在处理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哈，你知道你说话像谁吗？”

她把鱼切成整齐的小方块，拿叉子铲起一些黑豆和米饭，搁上一块鱼肉，叉子都送到嘴边时，却又“叮当”一声把它放回盘子里，直到晚餐结束，她都没有吃掉这口饭。

“我不爱他，”她说，“老实说。”

“没爱过？”

“只差一点点。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两个算是非常投缘的了，我猜，可我们只相处了六个月。”

“我知道，”我说，“时间不长。”

“而且，当你七十二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六个月就像十五岁时的六个星期。然后他就得了癌症。”

“你让他太开心了，假如他不开心，或许不会得病。”

“有意思。你抽烟吗？”

“我在试着戒烟。”

“我也是。”

她叫来侍者，给他五美元，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告诉他，去隔壁的商店给她买包“真我”烟，最后，她还是决定向他讨一支“云斯顿”抽抽。

“muchasgracias,corazón.”

“alaorden,señora.”sup/sup

他拍打口袋寻找打火机，我掏出奥根博尔的打火机，我母亲把它给了我。萨莉注意到了我手中的打火机，把脸扭到一边，吐出一条长长的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