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上午要挨饿了，医生。”他说，人情味消失殆尽。

“所以你总说那句话？”

“说什么？”

“就是你经常说的那句‘千万别惹牙医。’”我说。

“我说过吗？”

“当然，你经常这样建议我们，”

“不过是一条常识而已，”外公说，“我从不给人建议。”

我在记忆中搜寻可以批驳他的反例，想起他也常说“别把吹风机搁在浴缸旁边”“不用创可贴伤口好得更快”，还有关于杜宾狗的“常识”——“他能嗅出你害怕的味道。”

“这么说，你讨厌建议。”我说。

“不是讨厌，而是觉得建议没意义。”

“好吧。”

“他们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让他们瞻前顾后，浪费许多时间，七嘴八舌，指手画脚，最后他们还是得按照原计划去做。如果你给他们提建议，假如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他们会埋怨你。”

我很想问问浪费他时间的“他们”指的是谁，但这个“他们”可能泛指所有人类。

“所以，无论牙医想对我做点什么，我都应该说‘好的’？”

“随你便，反正每天都有人死在牙医诊所。”

“可怜的斯托奇医生，”我说，“你后来对他好一点了吗？”

“我可没有对他不好，我只是不和他说话而已，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希望任何人找我说话，这就是我的计划。”

对此我并不惊讶。

“是啊，不过，那个叫哈伯的家伙不是折磨了他好几个月……”

“一年。”

“然后你搬到了他隔壁，在这之前，斯托奇医生就受欺负、被人叫‘纳粹’了，连那些对待其他囚犯不错的警卫都会虐待他？”

“岂止是‘不错’，”

“而你，人高马大，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所以斯托奇医生和你套近乎，希望你能维护他？”

“狠角色。”外公咂摸着这个词的味道，不置可否。

“我敢打赌，他想和你交朋友，听起来他需要一个朋友。”

“没错，”外公说，“是这样。”

他闭上眼睛，出了一会儿神，我觉得这天下午的谈话可能已经结束了，快要四点钟了，护士四点半会过来值班，但这时我外公睁开了眼睛，神色痛苦，药劲过了。

“在沃尔基尔的每一次违规行为都会导致你的刑期延长，比如打架、和其他囚犯争吵，延长的刑期非常可观，通常是好几个月，打一架就得多坐几个月的牢，仅次于越狱得到的惩罚，他们叫越狱‘翻过那座山’。假如屡教不改，假如对哈伯·格曼那样的混蛋动手而导致严重后果，就会把你送到格林海文或者奥本监狱，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中的监狱，最坏的人待的地方。我坐牢时你母亲十四岁，她在巴尔的摩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和台球室老千住在一起，房东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太太，苦苦盼着我出狱，而你外婆……”

“我知道，”我说，“很抱歉。嘿，我不会怪你的，外公。”他看着窗外，那只叫作“捣蛋鬼”的松鼠坐在篱笆顶部，面向常春藤，背朝喂食器，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样子，又似乎是灰心丧气。“你该吃药了。”

“我不想吃。”

“来吧，我真的很抱歉，好吗？来吧，你需要吃药，外公。”我又叫了他一声，模仿《小熊维尼》里小驴咿唷的声音，然后又用达斯·维德的语调重复了一遍，可他还是看着窗外那只一点都不想搭理他的松鼠。“你想就着什么吃？”我说。

他终于扭头看我。“冰镇啤酒。”

“真的吗？可以吗？”

他无力地挑起一边的眉毛，仿佛在说：那他妈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去了厨房，打开一瓶多瑟瑰啤酒，倒在塑料杯里一些。那时我刚去加州不久，墨西哥啤酒对我而言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我犹豫了一下，把塑料杯里的啤酒倒进一只高身玻璃杯，举起酒瓶，往玻璃杯里添满酒，晃了晃杯子，这样外公吞药的时候就不会喝到一大口泡沫。我郑重地端着啤酒杯走进客卧，不知怎么，我非常期待看着他享用啤酒。

他把氢吗啡酮药片搁到粗糙的舌面上，就着一大口啤酒吞了下去。

“棒极了。”我说。

他闭上眼睛，表情既满足又庄重。“嗯。”他说。

“感觉不错吧？”

“很好。”

“再来点？”

我再次把杯子递给他，他慢慢地吸了一大口，还给我杯子。“够了，”他说，“谢谢你，去吧，亲爱的，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啤酒，看着他舔嘴唇，复杂的苦味流连在他的舌尖，引起悠长的共鸣。

“斯托奇，他是个讨厌鬼，”他说，“我一定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