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尔基尔监狱，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是由犯人自行支配的，可以去娱乐室玩乒乓球、棋牌游戏，听唱片和收音机。外公服刑期间，监狱长瓦莱克自掏腰包，为犯人们添置了一台“菲尔科”牌新电视，摆在收音机旁边，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看拳赛。乒乓球的损坏率超过了补给率，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唱片机通常用于播放波尔卡音乐或者葡萄牙语教学节目，棋子、纸牌和骰子经常缺少，犯人们只好用瓶盖、软木塞和黏土自制一些来代替。有一次，《大富翁》的棋盘丢了，不知是谁在一块松木板上重画了个棋盘，还调皮地把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换成了大西洋城，给所有房产打了五折。虽然电视信号很差，屏幕上有许多雪花，但许多犯人仍然对着拳台上幽魂般的模糊人影看得津津有味。

一些充分利用过娱乐室各项功能的囚犯会选择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其中的很多人加入了祷告小组或者每周研经小组。大部分人都会发展出自己的爱好，比如画水彩画或者油画、雕刻木头鸭子、建造鸟舍、把金属片折叠成餐巾架、用车床制作桌子、照顾家畜（尤其是马）。我外公自然也有他的爱好——组装和修理收音机，在那个被称为“小屋”的维修室里，除了一台海利克拉夫特斯短波收音机，还有一个收音机修理台。

来自沃尔基尔周边城镇和村庄的人会把坏掉的收音机带进监狱，获得廉价的修理服务，那些出现各种有趣问题的收音机最终会得到令其主人满意的修复。其实修理起来也简单，只需找出坏掉的零件，用合适的工具加以更换，然后逐一排除各种故障即可，对外公而言，这多少是种慰藉。这些问题比每天晚上外公躺在床上思考的那些烦心事要简单得多，在他的梦里，令人苦恼的麻烦事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无线电维修室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在米罗华公司制造的机械世界里，问题能被找到、故障能被排除、收音机能被修好，有时用一根棉签、一条铜线和一滴焊锡就能轻松搞定，而且他总是喜欢闻被烙铁烧软了的焊锡的甜味。

即便是斯托奇医生出现在维修室的那些夜晚，外公也能容忍或者忽略他的存在。斯托奇会戴上耳机，在角落里的海利克拉夫特斯收音机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会收听巴西国家广播电台、莫斯科电台和德意志电波电台；密切关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观测进展，收听世界各地天文观测者与气象观测者的讨论与概述。他与千百万孤独的爱好者一同沉浸在纵横交错的电波中，也由此联结在一起。

外公来到沃尔基尔的第一年，十月的第一个周五晚上，哈伯·格曼晃进了维修室，因为他平时根本不会来，外公立刻猜出他是来找麻烦的。格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冲我外公点点头，他剃着板寸的脑袋歪向一边，深陷的眼窝里透出幽光，仿佛遗失在沙发垫夹缝里的十美分硬币，他盯着角落里的斯托奇医生，靠在门边，心里不知在盘算些什么。

格曼慢吞吞地在屋里转悠。他几乎做任何事情都慢慢悠悠，从容不迫：卷一支香烟，拉出一把椅子，吃光一碗墨西哥辣椒肉汤，舔干净勺子；守卫让他干点什么，他就拖拖拉拉。他的懒散带着冷淡的违逆，也有一种伺机而动的捕食者姿态，像一条懒洋洋的鳄鱼，冷漠中透着危险。

“格曼，”我外公说，“过来，瞧瞧这个。”

格曼停住脚步，不紧不慢地转过头来，他距离斯托奇医生只有两三英尺，他握了握拳，指关节咔咔作响，听起来好似一连串的爆竹。

我外公举起一只花哨的金红相间的盒子，这里面曾经装过两打“罗密欧与朱丽叶”雪茄。

“没法抽烟，”格曼指指自己的嘴巴，“嚼着口香糖呢。”

“不是雪茄。”

格曼的眼睛眯得更窄了，他走到维修台前。

“把他叫过来干什么，蠢货，”另一名囚犯对我外公嘟囔道，他二战时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做过无线电技工，“他愿意找纳粹的麻烦就让他去呗。”

“什么东西？”格曼问。他的左胳膊上有象征着海军陆战队与日本人打岛屿战的文身——绿树和海岛图案，左肩上印着蘑菇云标记，蘑菇云上写着“长崎”，海军陆战队第十师曾在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废墟中巡逻。

“这是个收音机，用雪茄烟盒做的。”

这是外公一整晚的心血，格曼出现在小屋的五分钟前刚刚做好。外公原来打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监狱长的孙子西奥多，那孩子对科学感兴趣，开朗直率，不惧怕监狱和里面的囚犯，也不怕他祖父。思念子女的囚犯们都很喜欢他，纷纷把自己制作的火柴棍埃菲尔铁塔和罐头跑车送给他。

我外公把雪茄盒收音机交给格曼，格曼掂了掂。“挺沉。”

“里面有一节1号电池。”

外公打开电池盖，给格曼看电容器和线路之间的电池，他拿出灰色的小耳机，格曼把耳机塞进破碎得不成形的右耳的耳孔里。外公给他演示如何开关和调台，格曼让他调到“教会广播”，我外公照办了，格曼咧开嘴笑起来。“嘿，”他说，“雪茄盒里的收音机，真漂亮。”

然而格曼没有按照我外公的想法继续留在那里玩他的新玩具，他找到一个凳子坐下来，耳朵听着广播里面的布道，眼睛却盯着斯托奇医生的后脑勺，残缺的耳旁漏出牧师谴责罪人的宣讲声。接着，他突然站了起来，拔出耳塞，把细细的耳机线在三根手指上缠了缠，撸下来放进雪茄盒收音机侧面的暗盒，把收音机搁在凳子上，他身体里的怪兽蠢蠢欲动。

格曼悄悄靠近角落里的斯托奇医生，我外公急忙开口提醒他，但就在那一刻，牙医的肩膀绷紧了，他猛然回头，直视着鬼鬼祟祟的格曼，和他手腕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了个照面。格曼蹲在斯托奇医生旁边，假惺惺地搂着他瘦骨嶙峋的肩膀，嘴巴贴到他的耳朵上，嘴唇动起来，说了很长一段话，每隔几分钟就捏几下斯托奇医生的肩膀，他的声音很低，至于究竟讲了什么，对三十年后的我外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说完之后，格曼松开手，站起身，低头看着斯托奇，带着牧师般的微笑。“怎么样？”他提高声音问，“你觉得没问题吧？”

斯托奇在哭，嘈杂的广播声从海利克拉夫特斯收音机的耳机中泄漏出来。

“阿尔弗雷德？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那个可怜的家伙呢？”外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