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

我的话引得外公微笑起来，或者也许是因为“捣蛋鬼”回来了。

“理查德·费曼，”我说，“理查德·费曼博士。”

“他怎么了？”

“他只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挑战者号会爆炸？’对吧？但答案永远不会是‘因为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挑战者号爆炸了，一些小孩会因此受到启发，长大后成为工程师，发明更安全、更耐用的航天器推进系统’，甚至‘因为人类和他们发明的东西总是倾向于失败’或者‘坏事时常发生’。常见的解释总是这样的：‘因为天气太冷，所以o形圈变脆、失效，燃料从燃料箱里泄漏出来并且起火，导致火箭加速到箭体结构难以承受的程度，所以才分崩离析。’答案总是和日期、名字和数字有关。对费曼来说，知道这些已经足够，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查和确认各种细节。”

“问题出在固体火箭助推器，”我的外公说，“不是燃料箱。”

“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但眼中疑似愤怒的闪光已经不见了，一滴泪水滚过他的脸颊，他又把脸转向窗户。我站起来，从盒子里抽出一张面巾纸，想帮他擦眼泪，但他把我的手推到一边，自己拿过面巾纸。

“我很惭愧。”他说。

“外公……”

“我对自己失望。我这一辈子总是半途而废，人们喜欢对你说，要充分利用时间，然而当你老了，回头看看，却发现你做的所有事无非是浪费时间，到头来手中积攒了一大堆没有开始做或者从来没做完的事，还有你全心全意地努力去做却没能持久的事，以及你拼命想摆脱却一直困扰你的东西。我对自己感到羞愧。”

“我不为你羞愧，”我说，“我为你骄傲。”

他又做了个鬼脸。这一次是在说，我对羞愧的认知——我们那一代将自白作为一种自夸工具的人对羞愧的认知——不过只能填满半个开心果壳。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说，“你得承认。”

“是吗？”他抹掉那滴泪，团起面巾纸，“我走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我授权给你。你尽管可以用它解释一切，给它赋予某种意义，用上你那些花哨的比喻，理清整件事的时间顺序，不要像我这样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就从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开始，1915年3月2日，那天晚上有月食，你知道月食是什么吗？”

“地球的影子落在月球上。”

“没错，这非常重要，我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就从那时开始。”

“听起来有点像个老掉牙的开头。”我说。

他把纸巾团朝我的头上丢来，它打在我的脸颊上弹了出去，掉到地板上，我弯腰捡起来。它里面的东西可能是我外公一生中的最后一滴眼泪。出于对他的观点——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每个人的人生——的尊敬，我把它扔进了门旁的废纸篓。

“那么，”我说，“你去了诺德豪森。”

他摇摇头，但他会改口的，我俩都知道。

“没错，该死的，我去了诺德豪森。”他的语气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沮丧，就在那一刻，我明白——我对此一无所知——诺德豪森曾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我心里某个休眠已久的部分仿佛突然睁开了眼睛。

我是被一群习惯压抑自己情绪的沉默的成年人养大的，听说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大话精”“喜欢吹牛的艺术家”和“花花公子”（总之从外公谈论我父亲时的表情来看，他就是这个意思），但大部分只是听说而已，而且在我面前他显然称得上少言寡语。我也知道，外婆早年间的脾气很坏，内心既古怪疯狂也诗意浪漫，但那些日子已经消散如烟。自我记事以来，我的家人们就倾向于隐藏情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感受。

因此，出于年少的叛逆，我喜欢诗歌，喜欢火热和疯狂的东西，追过的女孩基本上都崇拜兰波、派蒂·史密斯和席德·巴雷特之类的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叛逆期过去很久之后，我也习惯于压抑自我。七十年代末，我进入青春期，那是最放荡不羁的一段时光，后来步入成年，正值“复原运动”高涨，主张救赎在于分享经历和感受，如果拒绝分享则意味着会受到诅咒。那天下午，在外公的床前，我开始忍不住怂恿他多给我讲讲诺德豪森和那个年轻金发男人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时至今日，在多数情况下，我依然相信），沉默意味着黑暗，倾诉则会投下光亮。秘密就像肿瘤，叙述则是明亮灼热的放射线，用照射给予治愈。所以，“把心事说出来”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就发现，说起诺德豪森时，外公的语气十分痛苦。

我不由得想起我那个喜欢说大话、甜言蜜语、巧舌如簧的父亲，因为逃税，他经常被人起诉，是进出法庭的常客，有过好几段婚姻，相比之下，外公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沉默总让我觉得可以依靠。难道举国上下吵吵闹闹二十年，把心事说出来就能提高国民幸福感吗？最近我在《科学美国人》上读到，发掘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的古罗马城市赫库兰尼姆时，考古学家意识到，古城废墟的重见天日，破坏了只有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的文物古迹。至于放射疗法，一本医学教科书上说，它比病灶本身的破坏性还要大。总而言之，大多数时候，在正常的生活中，最好与人分享你的想法，向你爱的人表达爱意，请你伤害过的人原谅你，并且面对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指出他们伤害了你的事实。遇到需要说出来的事情，言辞胜于沉默，但假如你的经历是言语无法表达的，还是不要讲出来的好。

“我还是来一点汤吧。”外公说。

我走进厨房，拿出冰箱里的特百惠保鲜盒，倒了一碗我母亲做的鸡汤，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同时，撑开床上餐架的支腿，用409清洁剂擦干净，叠好一张餐巾，在餐巾上放了一把勺子。我发现盐和胡椒瓶很像小猎狗，一只白色，一只黑色。有时候他喜欢往汤里面加一点黄色的以色列油煎面包块——他称其为“杏仁”——为了给他多增加点热量，于是我拿了一些放在小碟子里，搁在餐架上。汤热好之后，我把碗放上餐架，端着餐架来到卧室，鸡汤是金黄色的，胡萝卜、芹菜和洋葱像是镶嵌在黄金上的宝石，表面还有一层闪光的金色油脂，冒出的热气中有一丝柠檬的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外婆。实在是太好闻了。

我帮助外公坐直身体，把餐架架在他的身体两侧，餐巾塞到他长t恤的领口里。

他俯身过来，脸和鼻孔沉浸在热气中，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拿起勺子。我看着他把碗里的大部分东西喝完，汤的味道似乎让他放松了下来。

“好了，”他放下勺子，“韦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帝国男爵。”说完这一长串名字，他用意第绪语骂了一句什么。

“洋葱？”我问。

“这是你外曾祖母喜欢说的，意第绪语的骂人话，意思是‘他应该被埋进土里，和洋葱一样’。”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拿起那本三十年前从沃尔基尔监狱图书馆偷来的《火箭、导弹和太空旅行》，“在维利·莱的书里，你……呃，有人把冯·布劳恩的名字涂掉了，不止一处。”

“是我，”他面无表情地说，“可是没用。”

他往汤里撒了几个“杏仁”，又喝了一勺，齿缝间传来面包块被咬碎的嘎嘣声。

“还有……我记得你不愿看登月直播，还跑到外面去了，可人类登月不是你一辈子都希望看到的吗？”

“是啊。”

“这跟你对冯·布劳恩的看法有关系吗？”

“是啊。”

“这么说，一定发生了什么才让你……？”

又一勺鸡汤进了他的嘴，他咕咚一口咽下去，警惕地直视着我的眼睛，向我的逻辑推断发出挑衅。

“因为那天早晨，当你骑着那辆摩托车的时候，根据你的描述，在那一刻，你好像觉得自己和冯·布劳恩……”

“志趣相投？”

“是啊，然而后来……”我说，他放下勺子，依旧谨慎地盯着我。“你似乎又非常讨厌他。”

“非常讨厌。”他表示同意。

“为什么？”

小时候，当我不愿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外公视之为一种懦弱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特别的语调重复我刚刚说过的话。对我来说，那种声音就像华纳兄弟动画片里梅尔·布兰克给傻乎乎的寻血猎犬、西藏雪人和其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角色配音一样，但我外公大概觉得他的声音和语气更像小朗·钱尼扮演的《人鼠之间》里的伦尼，总之，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结结巴巴、缓慢低沉又故作幼稚。

“一定发生了什么。”他装痴卖傻地说。

我等待着。他拿起勺子，端起碗来，似乎打算把碗底刮干净，我决定在母亲下班后立刻向她邀功：他喜欢汤！我让他喝掉了一整碗。

他“当啷”一下把勺子扔进碗里，对一个如此虚弱、用了麻醉性药物的病人来说，这个动作可不是一般的剧烈。他把碗推开，后来我在碗沿上发现了一片没有吃干净的碎屑。

“你想知道诺德豪森发生了什么？”他用一贯的急躁刺耳的语气说道，“自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