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袭击羽毛梳公司的总裁并接受提审后，我外公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保释金高得吓人，除了一台价值二十五美元的反射望远镜和一辆1949年产的克罗斯利轿车之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典当换钱的财产了。

在那一个星期里，他给我外婆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他谎称去了别处，没告诉她自己被捕的事。我外公的律师舒尔曼派人到东五十七街的车库里取走了他的克罗斯利轿车，开回新泽西州的家里，并且嘱咐司机告诉我外婆，她丈夫要乘火车到外地紧急出差。

进拘留所的第四天，我外公再次给我外婆打电话，根据前一年八月他出差时的记忆，他告诉我外婆，他正待在汽车旅馆里，窗外就是散发着臭味的萨斯奎汉纳河；当地有一家意大利馆子，那里的意大利面搭配的是一种名叫“青酱”的绿色酱汁；为了推销产品，他冒着酷暑奔波了一个下午。从入职那天开始，他就讨厌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在，他失去——亲手毁掉——这份工作之后，那些出差的日子竟然也蒙上了一层浪漫的怀旧色彩，他甚至想念起那个推销产品时长篇大论的自己，还有曾经拜访过的饰品店的漂亮柜台。想起那个他曾极力讨好过的埃尔迈拉的药剂师的妻子——她先是买了一盒发夹，在我外公举起镜子给她照的时候，她又多买了两盒——身穿灰色囚服、斜倚在拘留所里那台只能打不能接的投币电话上，我外公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他从来没考虑过把真相告诉我的外婆，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他担心她得知真相后会崩溃。这是他当时说服自己隐瞒妻子的理由，也是三十二年后给我的解释，虽然我觉得它并不能让我完全信服，但我外公绝对不是那种通过说谎为自己开脱的人，更不会逃避责任。与我外婆不同，他似乎无法从谎言中找到乐趣和解脱。尽管外公是个恋家的人，并且以自己的方式默默爱着我们，但他本质上是个隐士，宁愿独自忍受痛苦。如果搞砸了什么事，他会自己收拾烂摊子。与我外婆不同，他不相信虚构和假装，但对自我倚靠的坚信不疑让他更愿意把事情藏在心里，而且精神科医生多年来一直告诫我外公，尽量避免让我外婆听到任何坏消息，这正与他喜欢保守秘密的性格契合。如果说外婆总是担心天会下雨，那么外公就是那个时时刻刻都会把雨伞带在身边的人。

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么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外公倒愿意在拘留所多待几天——悔悟与反省恰恰是隐士们追求的理想状态，而且再也没有比囚室的钢制小床更适合忏悔的地方了。遗憾的是，外公时常幻想出外婆精神崩溃的样子，搅得他心神不安，最讨厌求人——尤其是那些会不计回报地提供帮助的爱他的人——的他也不得不拜托舒尔曼律师联系他的弟弟。

自小就颇具学习天赋的雷叔叔二十三岁就成了拉比，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我的这位舅公就对上帝的神圣意图产生怀疑，辞去了在巴尔的摩西北部讲道的职务，我外公被捕的时候，雷叔叔穿梭于埃尔迈拉半岛，依靠在台球室赌球和打扑克，日子过得很滋润。为了筹集到哥哥的保释金，他需要一周的时间、一批送上门的财神爷，以及“无望之望”在海厄利亚跑马场排名第五。

我外公带着足够的钱走出托姆斯拘留所的大门，他用这些钱理发刮脸，买了公交车票，为我母亲买了她喜欢的糖果，在帕特森车站下车后，给自己买了咖啡和甜甜圈。外公事先已经请舒尔曼律师（他对我外婆自称“与您丈夫的公司有工作往来的律师”）告诉外婆，让她上午十点半到公交车站接他。

可十一点一刻还没见到外婆的影子，于是他用仅剩的十美分往家里打电话。

“我到了。”他说。

“哪里？你到哪儿了？”

“帕特森，公交车站。”

“帕特森。”外婆重复道，从她的语气判断，她应该听说过帕特森这个地方，但二战结束后才从法国来到美国的她很不擅长记忆这些陌生的地名。

“舒尔曼没告诉你吗？”

“舒尔曼？舒尔曼是谁？”

“律师。舒尔曼。”

“舒尔曼是律师。好吧，我明白了。”听起来她似乎把各种要点记到了纸上：帕特森，舒尔曼，律师。“现在请告诉我，你又是谁呢？”

外公立刻意识到，尽管他一再试图保密，外婆还是知道了真相。很久以后，他才得知外婆是从《每日新闻》上得知他被捕的消息的。

“听着，”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

“是吗？到底怎么回事？”

“亲爱的，我知道我做了可怕的事，但麻烦已经解决了，我发誓，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一定很担心。”

“哼，我才不担心呢，”因为她的法国口音，外婆说讥讽话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卖弄口才的感觉，“每当我开始担心的时候，就想象你从飞机上跳下来，忙不迭地把你的高级发夹推销给纽约宾厄姆顿那些不梳头的女士们的样子。”

我外公羞愧地皱起眉头，为了骗过我外婆，他利用自己的移民妻子对美国地名的不熟悉，让舒尔曼告诉她，他要去宾厄姆顿搞推销，然而外婆像往常一样识破了他的花招。发现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善于观察细节、发现真相、分辨谎言和怀疑一切的妻子，外公不知道他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本事在他的老家——费城南区——还是很吃得开的。

“亲爱的，”他央求道，“我刚刚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现在又脏又累。我在帕特森的公交车站，求求你，快来接我吧。”

“你吃饭没有？”

“吃了一个甜甜圈。女儿怎么样？”

“上学去了。”

现在不是周末，也不是晚上，我母亲当然应该在学校，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但我外公没有多问。

“你吃的那个甜甜圈，”外婆说，“它有多大？”

“多大？就是普通的甜甜圈那么大。亲爱的——”

“你吃饱了吗？”

“当然。”

“很好，这么说你完全有力气自己走回家了。”外婆说完就挂了电话。

外公恳求一个去托伦顿探亲的士兵借给他十美分，用借来的钱又往家里打电话，可听筒中一直传来忙音，原来我外婆早已把话筒从叉簧上摘了下来。为了避免尴尬，当着那位士兵的面，我外公假装打通了电话，装模作样地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露出得到妻子原谅后如释重负的表情。电话机退币时，他故意大声咳嗽，掩盖住硬币掉出来的声音，偷偷把它装进口袋。外公用这十美分登上开往霍霍库斯的巴士，在谢里登大道下了车。

他在谢里登大道周边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之间徜徉了许久，打量着肮脏的草坪、新种植的树苗和排成长蛇阵的货车车厢似的房屋。过去下班回家时，他都是以四十五英里的时速从这里一掠而过，并没有发现它们的可憎之处；现在他却看到这些房子朝四面八方无序地蔓延，原以为不会因时间或钢铁工业而改变的玉米地、果园、橡树和山核桃树也全部被夷为平地。越是往家的方向走，我外公就越是不安，他担心终有一天，这样的房子会盖到他们家旁边，破坏他那座位于绿色山丘顶部的白房子周围的环境。

虽然知道焦虑无济于事，沿着“长蛇阵”回家的外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房子、妻子和女儿被丑陋的新房屋包围的画面，当他终于拐到通往家门口的那条铺着砾石的县道上，发现道旁的风景一如往昔，苹果树和玉米苗安然无恙时，恐慌才逐渐消失，但他不确定自己和家人将来是否会被丑陋的建筑大军淹没。

据我所知，二战时期，在法国陷落后，还不到十八岁的我外婆未婚先孕，怀上了我的母亲，里尔郊外的圣衣会修女收留了我外婆。她在里尔城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中出生长大，家里经营马匹和毛皮生意，声名显赫。听说我外婆怀上了天主教徒的孩子——即便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个年轻英俊的医生也无法令他们满意——家人与她断绝了关系，是年轻英俊的医生的家人安排修女们收留了她。我母亲出生后不久，我外婆的家人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在那里遇难。由于为抵抗组织成员治疗伤口，年轻英俊的医生也死在了纳粹党卫军的枪口之下。

我外婆在戏剧、诗歌和手工艺方面的兴趣一直为家人所不齿，修女们却既富有同情心又懂得审美，为了养活自己，她们制售花环、开垦果园、养殖蜜蜂，还在草地上放养绵羊。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给我解释了什么叫作“幸存者的负罪感”，她举了自己母亲的例子：与圣衣会修女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外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家人遇害后，她再也没有真正快乐起来。

我外祖父母的农场位于新泽西州霍霍库斯郊外，占地十一英亩，没有修女和绵羊，却有草地和苹果园。入住第一年的冬天，我外公参照一本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上的说明，制作了几只蜂箱。1952年底到1954年底，我外婆第一次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妻子出院后，外公租下了这片土地，他希望住在那里能让外婆想起当年在法国乡村度过的快乐时光。

虽然农场出产的苹果像石头一样干瘪坚硬，比起采蜜，特意订购的法国蜜蜂更喜欢四处闲逛，但自从看到农庄——尤其是它的复杂装饰、玫瑰花丛和新刷的白墙——的第一眼开始，外婆就明白了外公的用意。第一次从新泽西州的格雷斯通精神病院出院后，她就处于一种脆弱沉默的状态，好似一只试图在勺子上保持平衡的鸡蛋，此后的二十八个月，她和外公在农场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心满意足的日子。不再有天使引导她向公交车上的乘客们透露关于她的预言。她不再一次次地长期禁食，她的皮肤曾苍白得发亮，如同给予她庇护的圣衣会修女所信奉的耶稣基督的圣光。她找到了工作，在著名的造纸厂剧院为三部剧担任主演，还在百老汇重排的《啊！荒野》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1957年春天，那匹无皮马再一次带着嘲讽的笑容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我外公在羽毛梳公司怒火大爆发那个星期之前的某一天，外婆的老朋友无皮马突然回来找她，在前院的那棵粗壮的山核桃树上住下了，但我外公始终不清楚无皮马返回的具体时间和确切原因。后来他才想起，有那么一两次，我外婆突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好像在抑制某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他记得她的身体在压抑中瑟瑟发抖，脸上挂着强自保持太久而显得异常僵硬的微笑。我外公只知道，无皮马决定住在山核桃树上的那座树屋——树屋是外公送给我母亲的十三岁生日礼物——里之前，已经在周围转悠了好几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回到山丘脚下，外公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棵山核桃树。最初的房主是个奉行自由性爱主义的基督徒，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就种下了这棵树，如今已有六十英尺高。盛夏时节，它的枝叶充分舒展，树冠像儿童画中的大树那样，是用绿色蜡笔涂抹出来的圆形，带着夸张的梦幻色彩，我母亲把隐藏在枝干之间的树屋想象成她的大帆船和堡垒。我外公发现，树底下有一块焦痕，四条锯齿状的黑色条纹，沿着树干向上延伸，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爪印。

树屋上的瞭望孔仿佛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眸，紧盯着我外公绕到房子后面，看着他朝厨房入口走去。他们从来不走房子的前门。我外公拖着脚步踏上后门廊的最后三级台阶，脚下的木板是去年夏天刚换的，以前的门廊地板已经被虫子蛀坏了，带着近乎希望的野蛮劲儿，外公拆掉旧地板，换上了新的。我母亲给他递钉子，帮他固定（就是坐在上面）他亲自切割、打磨和粉刷过的板条，外公还在木头上雕刻了哥特式的花边，这套木工活是他在另外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上学来的。焕然一新的地板踩上去有种坚实的感觉，虽然和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门廊不属于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他的财产，但在那些年里，外公的志向不在于购置产业，从而获得“拥有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错觉，把租来的房子维护好，延缓它的老化、防止它被烧毁就已经能使他心满意足了。

春季的下午依然透着严冬没来得及带走的几丝寒意，而房子的后门敞开着，厨房里飘出洋葱、香叶和煨红酒的味道，起居室的唱机播放着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厨房窗玻璃上蒙上了一层蒸汽，后面是外婆的模糊身影，她厨艺高超，握住锋利的赛巴迪刀的红木手柄时，从来不知道紧张为何物。五十年代初，第一次入院之前，她是waam电视台《家庭烹饪》节目的常驻嘉宾，教巴尔的摩的家庭主妇（当然是那些有电视机的家庭主妇）做法国菜，还短暂拥有过自己主持的晨间栏目《法式烹饪》，每周播出两次。sup/sup

“我回来啦。”外公走进厨房。

正在搅拌蛋液的外婆抬起头，手伸到背后，解开围裙，她做了头发，戴上了珍珠项链，因为穿着黑色的低领毛衣，喉咙和衣领之间的珍珠格外显眼，仿佛吸走了她皮肤上的所有热量，发出炫目的光芒。沉默无言中，我的外祖父母像一对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在情势的感染下——暂时和解的恋人那样重归于好，以后有的是时间数落对方的不是。

“校车把女儿送回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外婆说。

外公脱掉鞋子和西装，摘下领带，脱下衬衫和袜子，解开袜带，外婆帮他脱掉内裤，拉着他走进浴室，让他洗净拘留所在他身上留下的味道。

洗热水澡是一种享受，但外公没有在喷头下过多停留，当他走进卧室时，外婆已经在床上伸展开赤裸的身体，一手托腮，知道他的喜好，她没有摘掉那串珍珠项链。

外婆有一张在佛罗里达海滩穿比基尼拍的照片，那时她四十五岁左右，一看就是个富态的已婚妇女，胸部丰满，乳沟深邃，胖得连膝盖上都出现了肉窝。当时她已经接受了第一代激素替代疗法（hrt），这种方法可以安抚她的情绪，也让身体在激素的作用下变得肥胖臃肿sup/sup。外公获释的那天下午，外婆把他搂在怀中，她的肚子又圆又鼓，小腹上的妊娠纹宛如一道道清澈的水波，她的腰依然苗条，手腕和脚踝也很纤细。外公抬高外婆的双腿，搁在自己身上，站在地板上进入了她，天光逐渐黯淡，珍珠项链给她的皮肤笼上一层银白色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