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那些夜晚令人生畏的呵斥声，我心里一直对广全叔保持着某种疏离，似乎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他是个不听话的、可能给家人带来麻烦的“坏孩子”。那时候的我尚不能理解，即便是最亲近的家人之间，亦会出现难以消除的隔阂，甚至，我们对待亲人的包容程度，有时还不如对待一个陌生人。有那么几年，广全叔几乎成了全家的矛盾中心，不仅是老舅，大家说起他来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捶胸顿足，他是这个完美家庭中的不和谐者，或者直接说吧，他几乎成了全家人一起用力隐瞒的秘密。渐渐地，人们的呵斥、哀叹变成了漠视和遗忘，广全叔的名字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大家口中，而我也有20多年都没再见过他。奶奶的葬礼上我才听说，广全叔离了三次婚，如今50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童年记忆中的那些呵斥也大多来源于此。广全叔干干净净，不说一表人才，但在农村也算得上相貌出众了。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为什么，他就是无法像所有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成家、生子，这些村里人看起来天经地义、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事，在他的人生中屡屡成为越不过去的坎儿，而他又一直用沉默和试错对抗着所有人，及至如今人到中年，他依旧紧闭着自己内心的那扇门，好像也从来没有谁认真地试图走进去。
广全叔的花篮与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摆放在奶奶棺材的两侧，看起来是很重要的位置。他的几个兄弟现在个个出人头地，有做生意的，有在国企当干部的。与他的兄弟们站在一起时，讷口少言的广全叔，以及他的肤色、眼神、穿戴，竟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像只有他始终停留在最初的起点，而他的兄弟们、他的乡亲们却早已跑出去很远。
这是那个总被长辈训斥的广全叔吗？
我只看到他，每天都是最早从村里赶来，天还没亮，已经在帮忙搬东西、扫院子；又是最晚回去，直到人潮散尽，独自把这一整天的狼藉全部收拾干净，第二天一早再来。红白喜事向来是农村最重要的社交场合，即便是在夜以继日的哀乐声中，即便四周充斥着肃穆的挽联、花圈，葬礼上依然弥漫着荒诞的喧闹甚至笑声。唯有广全叔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人们七嘴八舌的时候，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偶尔凑过来听一会儿，从不插嘴，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有一次我走到他身边，刚要听听大家的谈话，广全叔立刻站起来，示意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赶忙请他坐下，他却说要去干活了，笑眯眯的一双眼睛看着地，脚下迅速地离开了。
到底怎样才能将记忆中那个常年被大家排斥和看轻的“坏孩子”与眼前这个任劳任怨的中年人联系在一起？广全叔一生没犯过什么大错，用老舅的话说，甚至老实到了“憨”的程度。他既没能力像他的几个弟兄那样走出农村，去挣钱、当官，去折腾出一番新的生活；又不能忍受重复他父亲的一生，像所有的庄稼汉子那样，春种秋收、娶妻生子。广全叔这大半生所遭受的一切，无非来源于人们对这种难以被归类的人生的排斥。在那个传统的北方农村，祖祖辈辈的人们年复一年地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代代沿袭着约定俗成又根深蒂固的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亘古不变的生命节奏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对重复、安稳生活的崇尚，那些有出格之举、打破常规的人，在这里显然是不见容的。如今，即便是在号称最开放包容的一线城市，我们依然难以接受所有的离经叛道之人，可以想象，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勤劳、沉默，又倔强到固执的广全叔，就这样数十年地背负着自己一生最大的罪过。
奶奶的葬礼上，广全叔是最忙碌的身影，却又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人，他没有大嗓门的呼喊，也从不跟谁套近乎，那些省城来的客人，他更是一步都不会靠近的。广全叔似乎早就给自己圈定了一个世界，他的世界一如乡村的夜晚，一成不变又静得出奇。他大概早就坦然接受了自己平庸无能的人生，此外的生活、他人的好福气，他既不奢求也不羡慕。如今这个村里大部分人都在外做生意，多的是在大城市生活的老板、大款，但即便是最落魄的时候，广全叔也没有开口找过他的哥哥们，靠着卖力气，总归也能生活下去。
广全叔辗转过很多地方，打过很多种工，不过都是为了糊口。广全现在在哪儿干着？我听到爸爸问他。又看到他低着头，笑眯眯地说，在一个大厂子里当苦力，稳定呢。话里没有一丝苦楚，甚至有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
村里人说老舅妈最近“糊涂了”，这么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子，她居然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老舅全家的孩子都发达了，在县城的、在省城的，还有在北京的，只有这个最没出息的广全叔，这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遭人嫌弃的儿子，还守在村里陪着他的糊涂妈。
宏明妈
奶奶的墓地在村里一处高高的土坡上，离祖坟有点远，是不久前才选好的新坟。坡下面不到百米远的地方，有两处相依为命的小土包，那是奶奶生前的好朋友，两口子离世已经快十年了。如今他们前缘未尽，竟又以这样的方式再续。
随着爷爷工作单位的变化，一家人在县城搬过好几次家，性格内向的奶奶却几乎跟所有邻居都能成为朋友。现在的住处附近，有好几个与她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天气好的时候，她们常常坐在一起聊天、打牌。我陪着奶奶去过一次。在她们的社交圈里，奶奶并不是中心，偶尔轻声慢语，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听，跟着大家一起开心地笑。大家却很喜欢奶奶似的，那一天，看到奶奶走过来，人群中笑得最爽朗的那个老奶奶从身后掏出两张小垫子，重叠着给奶奶铺好，让她坐到自己身边。后来我问奶奶，为什么她给你两张垫子，别人却一张都没有？奶奶哈哈笑着，知道什么又不告诉我似的。
出殡那天一早，几个老奶奶互相搀扶着前来祭拜。看着她们静静地抹泪，爸爸膝下一软，泪如雨下。
村里当然也有奶奶的好朋友，我见过其中一位。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儿子叫宏明。于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村妇女一样，这个奶奶几乎一生都被大家叫作“宏明妈”。几个月之前，我跟爸爸一起回村看过宏明妈，她家是一个宽敞的农村小院，院子里晒着刚摘下来的花椒、辣椒，一进门奉着一张黑白的男人照片，那是宏明爸，已经走了快20年，宏明妈也就这样一个人守了这空荡荡的院子20年。我们给宏明妈留下一些过节的礼物，并不贵重，却都是奶奶亲手挑选又一一嘱托过的。临走时，宏明妈硬要塞给我们一包自己炸的花生米，还有一把自己扎的小扫帚。爸爸怕她劳累推说不拿，她拉着爸爸的手，凑近他问，村里的东西，你嫌不好？又笑着将那些东西推了过来。
宏明妈瘦瘦高高的，穿一件洗得见白却很整齐的西装，还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镜，在农村妇女中实属罕见。年轻的时候，爷爷在县城工作，每个礼拜回村一次，奶奶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在村里，一边种地、做农活，一边照顾家庭、拉扯几个孩子。宏明妈也差不多，据说她男人不爱干活，庄稼地里、自己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宏明妈一个人在忙碌，如今鼻梁上的那副眼镜，多半就是年轻时摸黑做针线活带来的。
听说这两年宏明是红人了，十里八村的红白喜事，都是他带着自己的厨师、帮厨在张罗。操劳了一辈子的宏明妈，如今也可以享享清福了。奶奶牙口不好，喜欢吃软的、甜的，只要有熟人顺路，每次宴席过后，宏明都会嘱人捎来一碗软糯的甜米——如今只是那些碗，都已经在我们家摞成了小山。从县城到村里不过十几里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受限于各自越来越沉重的身体，奶奶和宏明妈这么多年其实很少见面。两个农村妇女，也不会用手机，很少打电话，就是隔着这一袋花生米、一把小扫帚，还有一碗碗甜米，年复一年地遥遥相伴着。
奶奶走的前两天，宏明妈特地从村里赶来，那天奶奶精神很好，两人聊了很久，临走时奶奶下床将她送出去，还一起走了很远的一段路。那一天，奶奶刚做完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件衣服，那是一件藏蓝色碎花的小棉袄。我至今仍不忍想象，她当时究竟是如何挨过那几乎将她吞噬殆尽的病痛，又是怎样用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完成了在她看来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任务。奶奶这一生，不知为自己的孩子、孙子，以及一切有血缘没血缘的亲戚朋友做过多少衣服、纳过多少鞋子。她常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只能做点这些没用的事，我却不知道，哪里还有超越这些琐碎平凡之物的爱。
在做好了那件小棉袄、送走了宏明妈之后，奶奶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在床上昏睡一天一夜，凌晨时分便与世长辞。而这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离去，其实她自己心里早就有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奶奶跟宏明妈说，我身体不行了，我走的时候，你来给我穿寿衣吧。
宏明妈果然来了。放在奶奶棺材下面的那些小桌椅，都是她亲手做的。出殡那一天，院子里喧闹至极，一阵阵呼喊紧接着一阵阵悲号，人们各司其职地沉浸在这最后的繁文缛节之中，忙碌、繁杂几乎覆盖了悲伤本身。宏明妈静静地不发一言，整个上午，她一个人在里屋默默叠着纸元宝，白色的、金色的，几乎铺满了整张床。我看着埋首其中的她忽然意识到，在这漫长的人生中，奶奶与宏明妈互为彼此的镜子，她们那样牵挂对方，也许就是对另一个自己的惦念。如同一生中的所有时刻那样，她们如此柔软又如此坚强，奶奶临走前缝好的最后一件小棉袄、宏明妈仍在不断折叠着的纸元宝，正是她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是唯一的爱的方式。在那些被寂静与枯燥覆盖的日子里，作为被规训的农村妇女，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本事，唯有缄默无言地持续付出。到最后，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能改变，那么就去忍耐、去承受，正如她们一直所做的那样。
宏明妈没有跟我们一起送奶奶的灵柩下葬，在农村，那并不是女性被允许出现的场合。按照习俗，整个下葬的过程都不可以哭泣，否则，故去的人便难于安宁。这场最后的告别中，除了人们的轻声耳语，就只剩下空气中火焰呼呼燃烧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沉默如谜的呼吸，又像是坚硬而沉重的顽石，压在人们心头。我感到窒息，不是因为哀伤或者痛苦，而是为这沉默与安静。漫天黄沙中，我想起了大姑，想起她生命中曾经一望无际的孤寂，又想起广全叔，想起老舅家那些一成不变的夜晚。他们是如何用一生面对这黄沙，他们是怎样挨过了这无尽的死寂，他们又可曾有片刻感到过窒息？
葬礼结束时，有个阿姨问我，你还记得娜娜吗？娜娜是她女儿，跟我同岁，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阿姨告诉我，小时候我偶尔回村就会去找娜娜，还常用突兀的普通话说她：你看你，脏兮兮的。阿姨说这话时当然没有一点责备，她知道那是童言无忌。我有点羞愧地看着她，不知该作何回答。是啊，我并不喜欢这里，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渴望热闹、光鲜、灯红酒绿，我几乎没有真正关心过眼前这些人的命运，甚至并不认为他们与我的生命有何关联。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断裂中，我们彼此血脉相连，却又几乎素不相识。似乎直到此刻，我才第一次与这陌生的亲人、遥远的故乡相遇，可这相遇又注定是极其短暂的。
“千万不要回头”，当我们最后离开时，村里的叔叔阿姨们不断叮嘱着，这是整个葬礼过程中最为严厉的规则。也确实回不了头了——眼前的残阳正在急速坠落，它又一次横亘在我们之间，仿佛早已知晓，这相逢已是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