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一动不动地坐着，却并未惊慌失措。显然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不打算听她讲她和另一个男人的事。他不愿为难她，也不想自找伤害。但她既然开了口，他也没法顾左右而言他。于是他问了个问题：
“是fai告诉你的？”
苏昂摇摇头。
“哦……”伏地魔的名字横亘在他们之间。“不是说好了不告诉你嘛，”一种极为窘迫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君子一言……”
“不是每个人都是君子。”
“我是吧？”
“你当然是。”
她伸出手去，试图将他后脑勺上那簇永不屈服的头发压平。一股突如其来的感情涌上心头，近似再一次坠入爱河——与自己的丈夫！这种便利令她既欣慰又惶惑。爱自己的战友，真的合乎情理吗？荷尔蒙消退之后，还能有真正的爱吗？她又想起艾伦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理论，那种言之凿凿的自以为是，把个人命运当成普适真理，假装理解自己并不理解的事物。
如果艾伦和alex都错了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定义爱？定义又怎能优先于存在？为什么爱不能有许多种类，就像曼谷路边摊上的汤面？为什么长久的婚姻中就不可能有爱呢——以一种更具象也更实际的形式？也许爱就是在生活中有一个盟友，是一起说没有意义的废话，是毫无怨言地打扫浴室，是把对方沙拉里的紫甘蓝和甜菜根挑走，是为了让另一半睡个懒觉而自己早起带孩子，是发现婚姻出现问题后，仍选择看到对方身上值得爱的东西，而不是打着爱情已死的名义直接离开。对，不是烈火，不是闪电，不是多巴胺的分泌，不是未经反思的廉价情绪。也许所谓的“退化”其实是一种退化——正因为浪漫之爱本身的单薄，它才选择了身我更新，退化为一种更伟大而深刻的情感。为什么爱就只能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意志，一种选择和能力？
她知道她和平川之间仍存在问题，她也知道他们都远非完美——世上压根没有完美这回事；但他们仍有机会，可以有意识地选择看见和付出爱。最难的部分是确认对方是否也有同样的意愿。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就是无法想象和不是平川的任何人孕育孩子，因为潜意识里，她一直知道平川是那个有意愿做出努力的人。
“不如我们下次来曼谷就住这家吧？”她转过头对他说，“也太棒了吧，躺在床上就能看见郑王庙。”
平川一言不发地牵起她的手，明显地松了口气。一件事因为有所隐瞒，才会显得重要，一旦挑明便立刻失去了价值。他们就这样肩并肩地坐着，手拉着手，面对生机勃勃的河流，像两个剧终后上台谢幕的演员，再次面对台下的观众。她看着周围的人，大多是游客，情侣和家庭，戴墨镜的男人与衣着清凉的女人，浑身散发着新鲜的泰国气息。他们从惯常的生活里脱逃出来，重新经历人生的夏天，既荒诞又平常的旅程。在别人眼里，她和平川也是一样吧。她忽然感到了一种混合着愉悦与悲伤的完满，世界从环绕在她身边的生机中显现出新的轮廓，犹如一场重生的开始。她甚至再次感到了命运那种无情的力量：也许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经历的一切，所有的纠结反复，所有的遗憾哀伤，都是为了湄南河边这一刻的到来。她知道平川也有同样的感受。
当然，从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改变。她没有辞职，没有怀孕，没有放弃生育的计划，没有开始禅修打坐，没有改变名字和身份，也没有离开平川，跟危险而有魅力的男人私奔。不过，在思想和心灵的隐秘之处，她知道有些东西彻底不同了。她不会自欺欺人，以为自己通过了考验，保卫了婚姻，厘清了她和平川之间的所有问题。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复原，有些错误永远无法改正，她的心像一场地震后还未彻底清理干净的废墟，这里那里仍裂着口子，通往一片永恒的孤独与虚空。她知道的确是alex放过了她。幸好他放过了她。他就像她最幽微的欲望和恐惧化作了人形。那样的城市那样的情境里遇到那样的人是一种奇迹，而奇迹是难以抗拒的。这和你听说飓风要来是一个道理，就算害怕担心，你还是想去一探究竟。但也许alex还是高估了他自己，因为奇迹往往就是高潮本身，震撼人心却转瞬即逝，余下的仍是琐碎庸俗而漫长的人生。生活永远不会是持续的惊天动地——真可惜啊，有些人就是不懂或不肯承认这个道理。
但那些自责羞愧再也不会跟着她了，她不会再为自己竟曾想追赶飓风而感到后悔。那样的奇迹自有其价值，她会将它供奉在记忆的神龛，同时也知道它终将被超越、被遗忘；然后她又会迎来新的问题，新的欲望和恐惧。一次顿悟并不足以改变人生，她只是躲过了第一颗子弹，而前路还很漫长。她得学会动态地活着，与她所有的问题共存。
“……消极能力。”她喃喃自语。他们正在讨论实验室里的幸存者，那个有可能成为他们女儿的小小生命。她从未来而来，甚至还没有来，苏昂却已经开始想念她了，就像在想念一个曾经失去的人。她明知不该抱有期望，却仍忍不住和平川讨论她将来的样子——长得像谁多一点，性格活泼还是腼腆，有没有艺术天分，会不会享受孤身，是否像平川那样喜爱花草树木……这一切早已注定，早在他的精子和她的卵子结合的那一瞬间就已板上钉钉——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却仍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能够选择，她对平川说，她最希望他们的女儿能够具备某种“消极能力”。
“什么？”
那是她大学时在一个关于英国文学的讲座上听来的，她告诉他，据说诗人济慈有一个观点，认为诗人应该安于不确定的、神秘的、怀疑的境遇之中，而不急于追究事实和理由——他将其称为“消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