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见什么‘我们’啊，”我说，“只有一个爱管闲事的老蠢蛋，假如他还有屁股，应该往他屁股上踢几脚。”
“德文，你这是在恫吓我，”埃弗里特说，“我也许该重新打开这部摄像机，录制一些额外的控罪证据。”
“我也许会抢过摄像机，把它插到你的屁眼里。你女儿花我从这儿赚到的钞票的时候，倒没什么问题嘛。”
“德文，有什么麻烦吗？”休伯特从吧台边走过来，招呼道。
“这个男人为《国家地理》工作，”我告诉休伯特，“他们在录制一档关于原始社会的节目，宣称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猿猴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遗失的一环。”
“他在撒谎。”埃弗里特注视着休伯特的球棒，急忙辩解。
“这还只是带子的一部分，”我说，“这个混蛋还打算将《国家地理》不要的部分卖给‘道德多数派’组织。他们要关掉这个地方，仿佛这家酒吧是个有毒垃圾场。”
“我们这儿不准录影。”休伯特一边说，一边从埃弗里特手里抢过摄像机。
休伯特取出录像带，将带子浸入他喝了一半的“终结者”。休伯特又划着一根火柴，点着录像带，将带子扔到地板上。五秒钟后，这盘带子就变得像是一团黑色的“吉露”牌果冻。
埃弗里特开始往门外走。
“德文，你永远别想再见到我女儿。”他发出毒誓。
罗德尼从吧台下面拿出了一个喇叭，宣布说现在是一点四十五分了，想喝最后一杯的人最好现在就要。只有寥寥几个人还要喝上一杯，大多数顾客现在要么是身无分文，要么是醉得不省人事。我想要在最后演奏斯蒂夫·厄尔supsmallid="filepos298588"/small/sup的《大夜班》和德怀特·尤卡姆supsmallid="filepos298736"/small/sup的《一千英里之外》，但那位在一摊呕吐物上瞌睡了一小时的顾客突然抬起了脑袋。他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个打火机，将其点着。
“《自由鸟》。”他咕哝着，重新将脑袋放回到那摊呕吐物上。
我想，为什么不呢。罗尼·范·赞特没有加里·斯图尔特、斯蒂夫·厄尔、德怀特·尤卡姆那样的才华，但他把自己拥有的才能用到了极致。莱纳德·斯盖纳德乐队从未摒弃他们的南方音乐之根来获得什么“全国性影响力”，这使得他们的音乐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却是坦诚和锋利的。
于是，我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了滑棒，开始了大概是我一生里第一百万次的漫长独奏。我仿佛进入了自动驾驶状态，任由手指拨动吉他弦，思绪却早已翱翔到别处。
几颗脑袋从桌子上抬起，凝视着我。叽叽喳喳的交谈停止了。彼此争吵或者爱抚的爱侣也都停了下来。每当《自由鸟》奏起，总是这个样子，仿佛范·赞特不知用什么方法找到了一条进入他那些昏昏沉沉的族人内心的管道。不管真相是哪一种，总之顾客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仿佛在思考什么。也许只是音乐缓缓升腾的力量。也许是一种对范·赞特的歌词描绘出的那种自由的渴望，一种对人们放下负担的需要的认可。也有可能，在有些时候，当你与音乐及歌词产生联系，就足以让你真实地感到摆脱枷锁，自由翱翔于天际。
我演奏完《自由鸟》，罗德尼打开酒吧里的每一盏灯，甚至包括他在天花板上安装的几个“约翰·迪尔”牌拖拉机上拆下的远光灯。场景酷似某部吸血鬼题材电影里的最后一幕。人们开始嚎啕啜泣。他们盖住眼睛，在桌子底下匍匐，最终拉着昏迷不醒的同伴，冲向房门，奔入外面的夜色（这是他们的目标）。
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我没有卸下电吉他，也没有拔掉吉他音箱。相反，我弹奏起埃尔维斯·科斯特洛supsmallid="filepos301212"/small/sup的《等待世界末日》的前奏。科斯特洛曾经试图成为第二个后期的佩里·科莫supsmallid="filepos301420"/small/sup，可他的头两张专辑充满了愤怒与悲伤。在妻子和孩子离开我的最初日子里，我倾听科斯特洛的音乐，这帮助了我。不是很有用，但至少有一点。
哈尔趴在鼓架上，已经睡着了，波波和那个身穿紫色工作服的胖女人一起走向门外。萨米依然躺在地上，所以我在独奏。
我记不清所有的歌词，所以除了副歌部分，其余时间我像是在念叨天外方言，可现在是西卡罗来纳的凌晨两点，许多事情都毫无意义。你所能做的，便是拿起吉他，然后演奏。这正是我此刻所做的事情。我现在弹奏着一些普通的吉他乐句，尽管算不上是一名歌手，可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尽管“最后的机会”酒吧此刻已经人去屋空，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将最初和现在合为一体，我提高了音量，空啤酒瓶被震下桌子，远光灯一闪一闪，有如闪光灯一般，不管屋外的夜色中沉睡着何种狂兽，它会被我的乐声唤醒，我已经准备好了，等待它的下一步行动。
作者“罗恩·拉什”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