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就闪烁霓虹惨白。
一只踢向嘴将它封杀，
另一只将肋骨踢软。
霓虹的鞋在清晨熄灭，
野苹果风趣，槭树羞红了脸，
天边的星星像爆米花一样行驶。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独自-少-国王），我在山里放牛时学会了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我对它们很认真。进城后，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岁月都消耗在了歌德、席勒的长篇叙事诗，重音总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或“雷诺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头上像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韵律恶心。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于其中，没费多少力气就能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和我说话，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太爱这些诗了，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无论怎样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二位作家的独到之处。后来，我开始从报纸剪下需要的词，起初并没想到拼凑成诗，只是因为我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我先是惊异于报纸上零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把它们随意铺在桌子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互相认识，因为它们必须分享一块不大的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渐次浓厚起来。
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又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
“国王”在小时候就已植根于我的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出现，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其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与他接近。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
“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我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顾虑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还有——这恐怕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匙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出我内心的残破，看我如何努力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
弗里茨·朗令人压抑的电影《绿窗艳影》中有一句台词：“你进入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无法预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不愿意料之事。
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一些我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就成为这些事物的代言人。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我到德国后，朋友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住所。我离开而亲友们留下的地方，国王又在鞠躬杀人了。他叫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诗歌创作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宣布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时，他不顾自己安危依然不断给我写明信片。出于担心，我希望他和我断交，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因为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经常散步的一条街，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预示某种危险的信号。我抬脚离开之后，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需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义。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必须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没打算填满纸上的空白：“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以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的词加起来表达的内容都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自我忍受之处，包括我们引用它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他死去的日子很贴合这句话的境况，是五一劳动节，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节日。在劳动节这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立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试想，你晚上独坐家中，有人敲门，你开了门，然后就被吊死。邻居们回忆说，当晚他们不只听到一个人的喊叫，但没人去帮忙。尸检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官方的结论是自杀，余下的问题只是：他们原本就计划吊死他呢，还是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抑或是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事先预谋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轻蔑里，或仅仅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朋友的死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葚国王。那是毫无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患癌症晚期的最后日子里，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只能给他盘尼西林。他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把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天亮以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不会因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却不见了，柜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也不见了。她当时的念头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可是那也不需要穿礼拜天的正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庭院从黑暗中浮出，鸡们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泽。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经常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
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着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下来，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院子正中央，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尸检专家。死者被解剖并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葚一样的靛蓝。正如鸡的头上有冠，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葚。他是走入地下的桑葚王。
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地，桑葚王也穿行在字里行间。他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换作首饰。女人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葚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时，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终于明白，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这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直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见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到立式衣架上，好像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里面停留片刻，便会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这东西买得太轻率，我以为自己能坦然面对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让我心烦意乱。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放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层以上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人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连最偏僻的小地方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猎鹿时趁人不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的一位学生的父亲当时在场，所以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生活在死亡威胁下，生命的短长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时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那位四五年后被吊死，却被伪装成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说了这“狩猎事故”时说：“猎人原本的目标是鹿，但鹿却穿透了他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引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也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过一个，成了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通过讽刺挖苦掩饰每个人心中的恐惧。游戏带出了一种活力，每人都把前面的句子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中规中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如此种种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第几次，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道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峰，句子则变成迷宫。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软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它得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和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一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愉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一点欢乐。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文字经他们翻译后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持续大半天，直到脑袋都不知道属于谁了。终于可以离开以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被翻成罗语之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性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岂不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讯问者认为把我将死的时候，都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头脑里，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针对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号写字台前，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刻的。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在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他裤脚和袜边之间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没有，泛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头脑中，所有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其他东西：如象棋子中站着一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的一次，一个夏日午后，刨子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浪形微光，在地板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这光环爬上他的裤腿。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进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发中。我们俩的桌子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更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子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根头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头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头，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头发插曲没有思想准备，从马鞍上被甩出去太远，落得个出丑。我感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一样。他的摧毁练习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除了按部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
头发和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柜子把手上、抽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他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精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用法，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道：“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皮毛扔到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根头发，埃德加说。如果头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根根头发，会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的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塞特，离开罗马尼亚去德国之前，一队秘密警察将他的家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的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都会被剃光头，比如士兵、囚犯、孤儿院的孩子，还有犯了错误的学生。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子们头发的长度——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准留头发，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不只小学生如此，在中学甚至大学，头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理发馆按性别分开，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国王要求男女有别，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
我在翻看童年的照片时，国王也在鞠躬。我从自己每张照片的发型上，能看出母亲当天早上的心情。摄影师很少上村子来。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的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站到村中间的一面墙前，或者院子里的一畦花前，或是教堂边铺满雪的路上，让人给我照相。照片上关于我的信息很少，更多是关于母亲的。从照片可以推断出以下三种状况。第一种：头发的中缝是歪的，两条辫子在耳后高低一样。说明父亲在前一天晚上只是微醉，母亲给我编辫子时心境淡泊，想着自己的事，手指习惯性地动作。婚姻总体可以，生活还能够忍受。第二种情况：头缝和辫子歪歪扭扭，我的头看上去像被挤过，脸颊错位。这说明父亲头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母亲一边梳头一边流眼泪。我成了一块多余的木头，像她常说的，如果不是因为我，她早就离婚了。第三种状况：头缝和辫子都很正，左右脑和脸完全对称。说明父亲前一天晚上回家时是清醒的，母亲心情轻松愉快，也能喜欢我了。不过显示第三种情况的照片很少。因为摄影师只在节假日来，平日里，我父亲在工作时间也会喝点酒，但节假日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大醉一场。他没有别的爱好，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喜欢下棋、打牌、玩保龄球，他也不会跳舞，只是端着酒瓶站在一边看别人玩，直喝到眼睛臃肿，舌头变大，双腿发软。从我的相片也能倒推出他的三种状况，第二天通过梳齿钻进我的发型里。
母亲的情绪从我的头发上显现，或许也是因为她在之前的几年中，被流放到苏联强制劳动的缘故。她在杀人国王的劳动营里待了五年，这五年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她十九岁被流放时，和所有同村的女孩一样梳着两根大辫子，在劳动营却常常被剃光头。剃光头不外两种原因，一是因为长了虱子，二是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从地里偷了几个土豆或是甜菜。有时，头发因为虱子已经被剃光，又被抓住偷东西，这让监管很犯难，因为光头之上没法再剃光头，这和被抽过的脊背上再抽鞭子不一样。光头长时间长不出头发，头发因不像皮肤那么笨，她说。有一张照片上，还是姑娘的母亲头发被剃光，身上瘦得皮包骨，怀里抱一只猫。猫也是皮包骨，和她一样，因饥饿而撕裂的深沉眼睛露出尖锐的光芒。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总会问自己：人类对猫咪的爱何以使得正在挨饿的她与其分享食物？是因为动物拥有她自己没有的毛发吗？猫毛杂乱无章，头发长而怪异，好像部分肉体牺牲了自己用于毛发的生长，它疏离了自己的本质，走进另外一种非自然的物质中。
在德国，新纳粹分子为何无故将头发剃光？他们扛着变了形的头颅，像扛着干涸的或已消失的河床上的一块卵石，四处展示，意识不到这是自我扭曲，自我贬损，自以为是地扮演冷酷的兵痞。在他们野蛮的世界观里，光头成为一种高尚，给身体打上这种烙印以确立自己的归属。在这些鹅卵石脑袋里，个性被剔除，光头下的骨缝里坐着可怜的大脑，凭权力欲的心血来潮调动身体。把身体交给本能，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我找到的有关国王的最早的剪报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一只手中，
站着国王。
坐在雨中，
就是这样。
我走进去，
不为遇到。
另一只手中，
站着国王。
他失败了，
就是这样。
我走进去，
头被剃光。
还有两件重要的事与国王有关：
一、祖父不再理发。他带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走进棺木。
二、祖父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教会我下象棋。他怀疑我的理解力，我也懒得解释。我从未对他说过，我是多么害怕又多么喜欢国王。我知道大家会说：我的脑子装得太满，已经没有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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