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深深地吸引我，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人们赞美散文时喜欢说，这一句很有诗意，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像。不论在哪里，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鸟儿死去时，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而我又离开花边，走上了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十五岁进城，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很吃力，我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依然什么都听不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却迷失了自己。走过城市，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我只好尽量少说话。半年后，一切突然改变了，我似乎什么都没干，所有人行道、机关的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品，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你就要和它一起去倾听。日子久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会为你学习，这和大脑没有关系。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比较时，罗语会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在七岁的我听来像是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立刻听到了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在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
百合(lilie)，在罗语中是阳性，crin。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不一样。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拥有两种视角的人，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荡进对方的身体里。物体内部产生一阵骚乱，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一个长长的淡绿的上腭，一只白手套，还是衣领？它散发来和去的气味，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比较，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须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国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物体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它尽管偶然，源于直觉，却依然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会感到一样的困顿。进城的最初那两年，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到用时却想不起来。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燕子们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为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而慨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谈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须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作最亲密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依然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是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的。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未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仅仅意味着“我还活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自我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种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是无主见的驯服和对压制的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错了也不屑去更改。二者还都擅长株连九族。我的处女作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来惩罚她，只为她那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没有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关在办公室整整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家里说，他们也不问，就是希望不牵连他们，他们反正也理解不了。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不得已被牵涉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在豪尔赫·森普伦的一句话上，是出自他的《费德里科·桑切斯的告别》。森普伦曾被关在集中营，后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森普伦说：“家园不是语言，而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的内心需求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森普伦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今天，依然有很多伊朗人会因为一句话而锒铛入狱。多少中国人、古巴人、朝鲜人、伊拉克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左派右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更加无从谈起。
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其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对罗马尼亚友人说，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咒骂已经发泄了他们的怒气。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是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作“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籽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独具魅力。当然也有例外：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下属的中学代过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作“……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需要信使在各部门间传递文件，其中有个信差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还有吉卜赛人，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钳工，人们戏称他们是“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不留情面才能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但很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消遣着歧视。我工厂的一些同事，可以几小时不停地讲笑话，口若悬河之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边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隐藏了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中忘了初心。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以及顺口溜的调子也会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容易在坊间流传。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跑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掉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某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个男人的手上。对此我必须得说几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它没有任何必要，却构成了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在记忆中早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如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漂亮的人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忆起过去，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用于提升产品的声誉，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婴儿车路过，或是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内心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着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去看，它颇具反讽意味地作用于我。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以后不必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怀疑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往坏的一面想，他们是忠实的客户，广告可以促进购买力。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蘸着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还有粘在皮肤上的脏污。小时候我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沾在皮肤上还冬暖夏凉。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文章，提到他们如何纪律严明，靴子随时保持光亮，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有几个上大学之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也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足够的子弹供他们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另外一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年匈牙利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都失灵了。匈牙利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我们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他爹（妈）脸上吐出来的。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某种奇特的天然关系，否则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那儿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他还要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
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是否接受。“吉卜赛人远看才是人。”……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一只鸡脚”。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的，每次去商店买炮或央求大人的时候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售货员也没纠正过。后来当他知道了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放的爆竹感到羞耻。那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健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在经历了奥斯威辛之后，她怎么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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