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跳入河里，不再顾及河水臭气熏天。这在自杀案例中很常见，很多人背离了最初拟定的自杀方式。”春天怎么也摆脱不开焦躁。在听见河流细响后，她走上防洪墙，哀鸣着栽下去。所有世事像高速奔跑的数字在眼前闪现，被遮蔽之事均有眉目，哦，就要恍然大悟了。然后被河水及时吞吸。河水像冰刀从每个方位刺入她身体。

“还有这里。”法医又拿出照片，春天手掌布满淤痕，皮块破裂，露出几根指骨，“她在往上爬，没成功。”春天爬到防洪墙护沿，双手剧烈颤抖。她再没力气，就是支撑着不掉下去也做不到。身体正像野牛，将她无情拉拽。她终于再度掉进河里——像一枚孤独的炮弹。有段时间，她从水里伸出脑袋或手，但后来我们看见的只是微微隆起的水面。她的面孔在广袤的夜空浮现，她的灵魂看着自己越沉越深，像秤砣被水底吸住。后来，它也消失了。

“她有着强烈的求生欲。”电视台记者说。

“你可以理解一个想死的人已死，而躯体还在做本能反应。”

拍摄结束，屏声静气的众人说起话来。矮胖记者走来，说：“你还是不能证明农药不是别人骗她喝的。她喝醉了。”

“你有证据么？”

“暂时没有。”

“没有你说什么？”

“反正我没办法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记者后来拉船夫腰间的尼龙绳，说：“你不错嘛。”后者匆忙摇头，不关我事。“你为什么不绑她一只手，绑一只手不是也能拖上岸吗？”

“这个要看情况哩。”

“绑一只手不是更省事吗？”

“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哩。”

记者嫌恶地丢掉绳子。这时警察说：“你们不是要问吗？死者以前的房东在。”那伙人便杀向我。“我还有事。”我说。“就一会儿。”他们说。倒是那矮子觉得没什么好问的，先走了。

“就耽误您一会儿。”他们跟着我，“她是你什么人？”

“我老婆过去的同学。”

“为什么住你家里？”

“她们感情很好，当时她租不起房。”

“你知道她是小姐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有没男人上门找过？”

“没有。”

“电话呢？”

“也没电话找她。”

“她在你家住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连她是做小姐的都不知道？”

“当时可能没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偷东西？”

“不知道。我得走了。”

“就这个问题，她有没有偷过你东西？”

“没偷。”

“那你有没有收她房租？”

“没有。”

我继续走，他们像飞机抛出的降落伞，越飘越远。他们说：“不收房租，怕是用睡觉抵了。”我停住，说：“说什么呢？”他们摊开手，阴阳怪气地看着。我接着说：“左一口小姐右一口小姐。有没有想过她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她都死了，纠缠这些干吗？”

“哦，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用事实说话。”

“去你妈的，你们挑有利于你们的事实而已。你们有一句同情她的话吗？你们关心的就是读者的肮脏心理，为此不惜出卖一个可怜的女人。这就是你们说的新闻正义？你们说到底不就是报纸的败类、新闻的亡命之徒吗？你们从前到后，有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她吗？”

“你理解过，你说。”

他们笑起来，你看他，说得头头是道的。我钻进车，感觉很爽，仿佛只要打方向盘，车子便会跑上天。可不一会儿，脑袋便钻进嗯唵声。我去电玩城，嗒嗒的枪击，我玩不好，去洗浴中心，嗒嗒的水柱。我还得去迪厅。嘭嚓嘭。像是有什么主导着我们的躯体让它自由自在地扭动。最终我将脑袋塞进小姐怀里，“就这样捂我一夜吧。”

“不。”小姐来回碾压着。

“求你了。”我捉住她的腰，“我给两千。”

次日早晨我回到小区。阳光明媚，我因疲惫而恶心。我将车停在门口，看见那伙记者。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说：“不要以为我们办事能力差。”我走向小超市，听见他走来。他像豺狗一样盯着我背部。他一定一手插在裤兜，一手晃荡着，吊儿郎当地走来。最终他拍打我的肩膀，说：“听说你和她关系不明不白。”

“谁？”

“死者。”

“我说你是听谁说的？”

“你别管，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

“谁这么诬陷我？”

“这个人，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他说，“当然我也认识他，虽然刚认识不久。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当事人一点。”

“没这回事。”

“我也是为你好。”他饶有深意地看着我。

“滚。”我几乎要将脑袋磕向他。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车边拍打它，说：“不知道马路边不能停车的吗？”接下去又对同伙说：“一个居民，将自己当新闻发言人了。”直到我从超市出来，他还在说：“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表现很可疑吗？”我想踹死他，但我想他没什么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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