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他的个性展示给这位固执的女性,最重要的是能见到她,而且最好是经常见面,因为个性的展示需要持久作战。但是在哪里见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哪个地方最方便?应该是她的家了,不然要一位检察官做什么?何况他还邀请过自己。

检察官很真诚地招待他,和他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科学问题,但他的太太——这次拜访的焦点,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他辞行的时候才匆匆地露了一面。她用冷若冰霜的客气让他了解,她不愿再让他拜访了。

所以这种方法根本没效果,他必须在其他的地方见到她。他四处查找,询问与她有来往的人。所有人都有默契般地告诉他,她所有的社交活动几乎都在理想社中。他心中深深地叹气。理想社!通过凯勒太太的引见,这滋味他已经尝过了。算了,他再次对自己保证:其实,他们除了有点滑稽之外还是很迷人的,很有社交礼仪,人也都算不错!“只要没有人对我对待克特的态度有什么意见!——我也会很诚心地参加理想社。”所以他故意遗忘与石女士的约会,接受理想社的邀请,参加了理想社的聚会,耐心地筹备着一项最危险的冒险。

他们很真诚地招待他,但很快,与他们的真诚态度相反的意图让他们原形毕露。最重要的是他与生俱来的(也许是后天学习的?)孤独和疯狂,让他对任何人的聚会总有种肉麻的感觉。不论他们自称什么,哪怕是什么“理想社”。一方面他们要求每个入会者有两种资格,而他一项也不具备:第一,对文化知识有永远的热心追求;第二,永远不会满足对音乐的渴望。没有音乐,这些人就像是从沙漠中逃走而没有骆驼帮助的游牧民族一样。“你要不要弹奏一曲……”他们彼此邀请。就这一点,他就想从椅子上跳起来。甚至有人对他说:“您要不要给我们来次演讲?”他们与他之间对文化和音乐的矛盾更为明显,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相反的,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为什么他没有?因为意象画面和诗篇已经充满了他的心灵,几乎要溢出来,因此他拒绝任何外来的吸引)。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他们要求的那种不拘形式的谦和,而他们所讲究的为人处世的格调,变成了极其严格的资格,是一种家庭式琐碎的责任和负担,简而言之,需要解脱和恢复、放松,是一种旧式的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既然无事可做,还必须等待着索伊达的出现。这件事情摧残着他的生命、感情和意志,因为人的意志不支持守株待兔式的等待。

结果就是双方无法合作,都感到不自在。对他们来说,他让他们不舒适;对他而言,他们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只能做到一件事,就是隐藏起自己的不满,让自己不要成为煞风景的人。“你和我们相处得怎么样?”“能慢慢适应吗?”他热情地回答:“喔!很适应。”事实上,他正像一只被鱼叉叉到的鲸鱼,痛苦地呻吟着。

他们曾尝试着用他们的风俗习惯来安慰他,就像歌谣中吟唱的那样:是你自己的失误。维德对这种态度感到不舒服,每一个安慰眼神后面都隐藏着警告,犹如一个双层的锅,第一层都是油渍,第二层才是货真价实的汤。他们对他的关心和安慰继续歪曲着,发出各种命令:“你必须”,“你应该”;或者是相对的“你不可以”,“你不应该”;“我们的看法”,“根据他们的看法”;“你应该做”,“你不应该做”,“他不应该”;“不要飘摇不定”,“不要在自己的欲望中沉迷”;“你不该武装自己”,“你不该让自己孤立”;“他应克服自己”,“明确方向”;“振作精神”(维德,注意你的状态,你总是昏昏欲睡);“说不准,未来结婚,怎么不呢?假如可能,找一个精力充沛又充满诱惑、富有生机的女人,让她把你从昏昏欲睡中强劲地救出来”。

有时,他们要他充分地利用城市提供的各种机会,对比较高级的事情产生兴趣:星期四,一个老德国人有一场有趣的演讲,主题是“爱”;星期日,有个七岁的小女孩提琴家演奏。当然,这些事都很不自然。可怜的小才女,这些人(理想社会员)推销出来的温室中的花朵。

也许他是真的不能唱歌或者弹奏乐器?他们有个主意:十一月四日为庆祝理想社的成立,让克特做导演,“你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吗,例如海中的老人,或山中精灵?”为什么他不能简单正式地成为理想社的一员?用随意的话和人交谈能让你和别人关系更密切,不要时常“您”呀“您”的。

也许他们想让他快乐。若有跳舞,或者任何一种集体游戏,例如躲猫猫——他们会热心地拉着他的肩膀:“来呀!不要一副绝望的表情,帮帮忙,别一直这么一本正经!”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作用之后,维德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越来越强烈,大家都唱c大调,他唱f调。更糟的是,他对任何事情都毫不在乎、毫无兴趣。他时常一副毛发耸立、受惊的样子,因为他是个令人讨厌的笨蛋(比如:他根本没读过《塔索》【注：歌德的戏剧。】)。因为这种种恶劣行为,他们开始对他高声指责,给他各种劝告,找他的麻烦,说他的不是。一切当然为了友谊,而友谊里表现得最珍贵的方式是责难,他们友好地继续对他鸡蛋里挑骨头。简而言之:只是将理想社合理的模式灌输给他,就像是在家庭会议上决定如何处理一件夹克一样:在旅行之后,怎样将它装进箱子?一个人觉得袖子应该这样折,另一人有别的想法,第三个觉得取下领子会更好,第四个认为应该翻过来。最后。终于在两人的扶助下,让小维姬妮亚坐在箱上,将箱盖压住了。

在所有的不情愿的事情当中,维德最为抵触的,是有很多人企图有目的地改变他,但他觉得这是他的私事。他们对他身体长相的唠叨,让他几乎失去了全部的耐心。天呀!永远不断地埋怨、挑剔,找他长相的麻烦,从上到下全都不对,甚至是他的语言、口音,他的头骨、骨型、胡须,他的衣服,包括鞋,没有一样是正确的。他们对他扣领子的样子完全不能容忍,他一些小小的意图都会引起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却看不到他身上具有接受这种批评意见的能力。

这个城镇有千万种忌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这位有幻想症的人变得非常敏感。这种敏感不断地被揭露,让伤口化脓、溃烂,让一个小小的失误变成致命的侮辱,演化成无药可医的疾病。这种敏感不断地制造痛苦,残害他。但是他们却认为这种残害也是温馨的,因为他们认为误解只是芝麻小事。但,天呀,在这个小小的理想社中,经常上演误解的好戏。

特别是在盛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拌嘴,与之相比那小小的误解这时候又算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挑衅,只是不能怀恨在心。但是他却会敏感地将芝麻大的小事看成绿豆般的大事。他有能把每件小事扩大化的疯狂精神官能症,还有怪兽般的记忆让他不会忘记任何事情。受形而上学的人生态度的影响,他会用一种悲伤怜悯的情绪看待任何一件细微小事。他幻想有一种能力能把一切细节数字化,不论谁对他做任何事,都记上一笔(这种方法最直接),因此他慢慢地变成一只熊,被群蜂追逐着。当然他也乐意相信这是在友谊之下进行的。只是对他来说,在地球的这块土地上,友谊的概念和牙疼一样让人不快。并非有意地姑息养奸,只是通过他的培养,群蜂已变成庞然大物,在四周潜伏,用一种邪恶、怀恨、阴谋的眼光盯着他,随时准备发动袭击。经历过这些事情,他像狗一样多疑,到处都能闻到敌意,不管是来自哪个方向,他则企图要一个明确的解释。在这期间,他只能对自己的自尊进行修饰,再三地要求别人的道歉,最终他变得越来越孩子气。韦汉弗德——牧师的太太——对他伸出左手,“这是故意为了羞辱我?”所以,在一夜失眠后,他像一位士兵一样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真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在一次愚蠢的事情发生之后,查理医生太太终于开始了指控。这些事情都是对他圣洁灵魂的折磨。他时刻保护着他的灵魂,神情好像是在参加最后一次审判的游行。“假如她是对的呢?为什么不呢?很有可能呀!但又能怎么样?我可以让自己有所改观,但是根本上却是改变不了的啊!”

他很恭敬、诚恳地写给住在城外的一位女士一封信:“希望你毫无顾忌、真诚地告诉我,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回信说:“你的问题太可笑了,只要像一个孩子那样柔和,像一个精灵那样可爱,每个人都会喜欢你了,并且每个人也会这样告诉你。”

可笑的是他在理想社想找的那个人,因为她的原因,他深陷在这些不愉快的友谊中而不能自拔。但是他能见到她的机会甚微,“魏斯主任的女人是不同寻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庭型女性,她更多地会待在家里。”这就是原因,“她完全为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活着。”他怀疑这不是唯一的理由,她躲避他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到了理想社,如果发现她不在,就会怅然若失地瞪着她常坐的那把椅子,不说一句话,也无视别人。在软弱地等待之后,他毅然接受了期望的破灭。次日,他像一只失去方向无法返回坟墓的游魂一样,失魂落魄地游荡在街头。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里,索伊达出现了。但因为他曾经对她哥哥的不尊重,使得她毫不留情地报复。她把他当作野蛮人对待,不论什么事,都会昂头挺胸、胆大妄为,苛刻地批评他。

他对她并没有太多要求。只是他一说话,她就针锋相对,极大地伤害了他敏感的自尊。当他顺嘴说出“你很美丽时”,她哼一声,丢下一句:“我不喜欢奉承。”还有一次,他说“欧洲的高贵就是愚蠢”时,她骂他是势利眼、伪君子。虽然她的批评只是女士制造氛围的方法,但他却信以为真,字字句句都记下来。因为他的注意力太过集中,所以他的伤痛格外深重。到了夜晚,他回想起任何假定性的侮辱,他就把灵魂当中那只惩戒的蝎子放出来,检验自己的灵魂,检验心灵的最深处,毫不留情地惩罚自己,直到可以找到一个肯定的安慰,即他不用对这样的侮辱感到愧疚,不,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施舍乞丐的时候脱下帽子,像一个传教士那样,或者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妓女打招呼,那么他都不是势利和伪善的。而存心欺骗女人的人,则一定会满口谄媚。“所以,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他愤愤不平地大喊。从此之后,他就用似乎双眼已经被挖掉的怨恨神情瞪着她。

这种场景,顾问太太再也看不下去了,因为她爱好和平的心性使她不能忍受身边有任何的钩心斗角,因此她用真挚的感情同时对待他们两个,并用女人的毫无逻辑的判断得出结论:因为她喜欢他们两个,所以他们两个也应该彼此喜欢啊!她做了一个迅速但是错误的决定:他们两个只是误会太深。看到这一切,她就当起了和事佬,不断地向维德渗透魏斯主任太太的各种好处。她还用一种非常自豪、伟大的胸襟向魏斯太太大力赞扬维德的种种优点。在她的单纯的心性的称赞下,维德的优点像画一样彰显出来。魏斯主任太太答应原谅维德对她哥哥的不敬,不过这是有条件的。维德的脾气在未来必须要改善一些,要做到谦虚和善地与人相处,另外她很怀疑维德的这些优点是不是真的。顾问太太费尽心思,用尽全力地保护着她的监护人。但索伊达还是不改初衷,保留着自己给维德画的那幅画像。她之所以很难改变,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她不愿意过多地想到他,这和她的本性不合。

她对这个人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这种结论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据(这与对她哥哥的侮辱无关),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他慵懒疏散的生活,因为看起来他一点也不想隐藏。“但是别这么有成见,我们且看看他的优点。”但不管怎么看他,索伊达都不能找到维德的优点。他的个性、人格一连串的都是他的罪证,他不像个男人,因为他太过温柔,几乎所有的行为都透着甜蜜,没有什么骨气、活力和个性。他温柔的话语和张扬的客套,花花公子般的穿着,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她没办法看清他的内在,只是觉得他不能与人沟通,没人知道怎样忍受他,每一天都换一副面孔(我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他喜欢嘲讽,用轻浮的态度对待每件事甚至是最神圣的国家、乡土、道德宗教、诗和艺术。他盲目肤浅,没有任何思想深度,没有主义和理想,没有灵性和温暖,没有感觉,但是他却嘲讽所有东西(例如:怎么会有人不爱音乐呢?除非他没有心)。“不管怎样,这个人无情无义。这三个星期,他交过朋友吗?没有!”——另外,他对教条夸夸其谈,是个胆大包天的教条主义者。他自作聪明,几乎要到了侮辱人的地步,例如:每个人都在尽力让他不要使用“小姐”的称呼。

不,她厌恶他是应该的,不管顾问太太和她丈夫怎么赞扬他,因为凯勒太太经常提起维德的才华,所以她问:“好呀!他的才华在哪里呢?”她喊着,“请展露一项就好了!”“你别徒劳了。他能做什么呢?每次我寻找他的才华时,却只能看到他更多的缺点。”

“精神!至少你赞同他有种精神!”凯勒太太再次提议。

此刻,主任太太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精神?”她暴跳起来,“我热爱而且珍视精神,但是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精神。对我而言以一种真诚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才是精神,比如货真价实的、有意义的行动或者举世无双的作品。对于服务人类的伟大行为来说,精神是谦恭的。高尚与高贵是精神的动力源泉,精神是高高在上的,是严肃的,而他与之大相径庭,他玩的是一种漂浮无定!自作聪明,文字游戏。如果想让我认可这是一种精神,那么我更愿意承认我一点也不在乎精神,我厌恶这种精神。维德耍小聪明,把‘自然’说成‘科举马力太太’。称之为某某太太,我受得了才怪呢。‘精神主义者——最差的就是精神主义者’,这意味着什么,倘若这就是精神,那么我就该说‘荣耀就是愚蠢’了。难道克特没有精神吗?但是两者却是极不相同的!”后来凯勒太太热忱地同意了她所说的话,要维护维德的意图立刻结束在对克特的赞美诗中。

在两人满意地享受了对克特的赞美之后,她们的内心里都是克特的影子。不过主任太太已经打算忍受那位让人厌烦的人了,只有与人友善才不会受到伤害,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另一方面,维德也拒绝接受这种被调停的和平。当然啦,他不允许和“索伊达”达成和解,除非魏斯主任太太“身体痊愈”并且和他重修旧好。否则,在她尚未忏悔回到圣洁的索伊达时,他是不会原谅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