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德曼在纸上把要点写下来:“终身出息——期前处理——动用出息——全权委托……”接着说,“委托人是哪些人呢?小金生先生可以考虑,他虽然年轻,但看上去很沉稳。”
“恩,不错,他能够算在其中。不过得有三个人。现在福尔赛家的那些人,没一个能让我看得上的。”
“小尼古拉先生怎么样呢?我们还为他弄过辩护书呢,现在他出庭了。”
“他不会有什么大名声的。”索密斯说。
格拉德曼挤出了一个整天坐办公室的人标准的微笑,是从他那张被无数的羊肉保养得油光满面的脸上挤出来的。
“索密斯先生,他才多大的年纪啊,你不能指望他这个年纪就出名啊!”
“为什么不行?他多大了?四十岁?”
“是——这样啊,非常的年轻呢。”
“行,那就把他也加在里面吧;但是,我还需要找一个比较关心这事的人。现在看来一个都没有。”
“瓦利勒斯先生怎么样?他不是回国了吗?”
“瓦尔·达尔提吗?他的父亲太不争气了!”
“是——这样啊,”格拉德曼低声说,“他父亲已经去世七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期限了【注:即握有债权的人向死者或继承人索债的期限(在英国为六年)已过,因此不会连累到瓦尔了。】。”
“不行,我不喜欢这样的。”索密斯边说边站了起来。
突然,格拉德曼说:“一旦他们开始收资本税的话,他们还是会去找些委托人的。因此,先生,你一样避免不了。我觉得你还要多考虑考虑,然后再做决定。”
“这话没错,”索密斯说,“我再想想。费里街房屋倒塌的通知弄好了吗?”
“正式的通知还没有送过去。住户的年龄很大了,她这把岁数估计是不会同意退租的。”
“搞不清楚。这种心神不安的情绪像瘟疫似的,每个人都染上了。”
“但是,先生,从另外一方面看,她都已经八十一岁了。”
“通知还是要送的,你先送过去,看看她的反应,”索密斯说,“啊!还有倜摩西先生的事呢,都安排妥当了吗?防止——”
“他的资产清单我都已经弄好了;已经把那些家具和旧画做了价格评估,为以后拍卖时限价做准备,哎!我最后一次见到倜摩西先生,还是在很多年之前呢!”
“人终有一死的啊。”索密斯边说着,边取下了帽子。
“是——这样啊,”格拉德曼说,“但是,依然会让人感叹啊!老一辈里他活得是最长的了。就是在老坎普顿街那件扰民的事,我可以办了吗?那些风琴【注:指那些在街边乞讨的拉手风琴的人,骚扰到了居民的生活。】——真的是令人厌烦。”
“那事你去办吧。芙蕾小姐四点钟的火车,我得赶去接她了。回见,格拉德曼。”
“回见,索密斯先生。愿芙蕾小姐——”
“非常好,就是有点爱四处跑。”
“是呀,”格拉德曼粗声说,“她还小呢。”
离开的时候,索密斯心里琢磨着,“老格拉德曼!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岁数的话,也能算一个委托人了。如今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事的人都找不到了。”
从那条乖僻、异常安静且充满着如数学般严谨氛围的后街离开后,索密斯突然想起:“在确保有丈夫身份的前提下!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勤劳的德国人留下,把普罗芳德那种家伙赶走呢?”一想到这,他禁不住惊讶了,自己内心竟然有这种担忧,以至于有如此不爱国的想法。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你片刻的清静都没有,任何事都会出现问题!他拐向了去格林街的那条路。
汤姆斯·格拉德曼的表又走了两小时之后,他离开了转椅,锁上大橱的所有抽屉,把一大串钥匙放在了他右边大衣的口袋里,使他的口袋鼓出来很大一块;他拿起那顶旧大的礼帽,用袖子把它四面掸了一下,手上拿着雨伞,离开了办公室。一个肥胖矮小的身躯上紧紧地包裹着一件旧大礼服,一步步走向了科芬特园市场。每天他都会这样走一段,然后才坐车回高门山,并且在途中也不会忘记买一些价钱便宜的蔬菜水果。尽管一代又一代人出生了,尽管帽子的式样跟着潮流变来变去,尽管战争在继续,尽管福尔赛家族的人逐渐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汤姆斯·格拉德曼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变,他每天都会去散散步,照常买他的蔬菜。时代已经变了,他儿子的一条腿算是废了,如今店主也不会给那种小巧的装菜的篮子了,而新兴的地道车却比较便利——不管怎么说,他没有理由去埋怨什么;到了他这个年龄的人,身体算得上是不错的了,并且在法律界工作了五十四年,现在,他每年能有八百镑的收入;但是最近他也开始担心起来,原因是这些收入大部分都是收房租的佣金,如今福尔赛家的房产已经被卖了很多,照这样下去,佣金怕也会变少的,但是生活开销照旧很大;想到这些就有点发愁,不过,发愁又有什么用呢?“仁慈的上帝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他不是经常说这话吗?但是现在伦敦房产的情况却无法支持这一信念了——不知道罗杰先生或者詹姆士先生看到自家房产已经所剩不多,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反正索密斯先生是很担忧的。以在世一人或者多人的终生,直到去世后二十一年为期限【注:英国法律规定的保留遗产继承的期限,以一人或者多人去世后21年为期限,超过期限还没有人继承的话,遗产将会被没收。】,这个期限
已经是最长的了;并且索密斯先生的身体也比较健康,芙蕾小姐看上去也非常美丽——确实美丽;她会嫁人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想要孩子——他是在二十二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而佐里恩先生结婚时还是剑桥大学的在校生,结婚同年就有了孩子——今非昔比啊,那个时候是一八六九年,远在老佐里恩先生——那个购置产业的能手——把遗嘱从詹姆士先生那里取走以前——真是奇怪!那个时期,他们是四处买房子,并且也没有这些黄色的军装和“你想要把我挤出局,我要把你挤出局”的局面;黄瓜才卖两便士一磅,还有那种香瓜——从前的香瓜好吃得要命!他在詹姆士先生的事务所工作算下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那个时候,詹姆士先生对他说:“格拉德曼,你听好,你是个好小伙,好好干吧,在你退休之前,你一年会有五百镑收入的。”之后,他就这样一直努力地做着,并且信仰上帝,为福尔赛家尽心尽责,晚上还坚持吃素。他买了本《约翰牛》周刊杂志——这倒不是表明他同意杂志上那些奇怪的东西——拿着一只里面装着蔬菜的黄纸袋,走入地道车的电梯,走到地下深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