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非常病态，挺丧气的呢。”我说。

“偶尔也想听听这类故事。俗话说得好，以毒攻毒嘛。”

他隔着桌子将书还给我，又拿起印有带德军十字标志的双翼战斗机的杯子，喝了一口咖啡，然后将身体深深陷进椅子里，等待我的朗读。

于是，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给女友性格古怪的哥哥朗读了一段芥川龙之介的《齿轮》，虽然无可奈何，但还是带着几分热诚。我读的是最后的部分，题为“飞机”的那一段。配套读本里选了“红光”和“飞机”这两段，而我只读了其中的“飞机”。以页数来说，大概有八页。最后一行文字是：“有没有人能在我沉睡的时候帮个忙，将我静静地绞死？”写完它，芥川便自杀了。

读完最后一行，还是没有任何一位家人回来。听不见电话铃响，也听不见乌鸦叫，周遭一片死寂。秋天的太阳隔着蕾丝窗帘，照得客厅亮堂堂的。唯有时间缓慢但切实地向前推进。女友的哥哥抱着胳膊，闭了一阵眼睛，像在回味我读完的文章的余韵。

我已经没力气继续写下去了。在这样的情绪中活着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有没有人能在我沉睡的时候帮个忙，将我静静地绞死？

不论个人喜好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适合在晴朗的星期天早晨朗读的作品。我合上书本，望着墙上的时钟。十二点已经过了，时针往右偏了一些。

“可能我和她之前没沟通清楚，总之今天我还是回去吧。”说完，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小妈妈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不要在吃饭的时间给别人家添麻烦。这成了条件反射般的习惯，无论是好是坏，都已经深深写进了我的身体。

“咳，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了，就再等个三十分钟怎么样？”她哥哥说，“要是三十分钟后她还没回来，你再走也不迟。”

他说这话时，嗓音中有一种奇妙的明朗，将本已起身的我再次按在沙发上。我的双手又放回膝头。

“你朗读的水平很不错嘛。”他的样子似乎很钦佩，“没有人和你这样说过吗？”

我摇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我朗读得好。

“如果对内容没有很好的理解，是很难读成那样的啊。特别是结尾的地方很好。”

“唔。”我含混地应了一声，感到脸上有点发烧，像是被人错误地夸奖了不该被夸奖的地方，有种难言的尴尬。但从现场的氛围来看，我多半还要担起责任，再陪他聊上三十分钟。这个人此刻恐怕需要一个人陪他说话。

他像祈祷似的，将两只手掌在身前仔细地对在一起，然后突兀地向我发问：“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有记忆中断的时候吗？”

“记忆中断？”

“嗯，也就是说，从某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之间，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做了什么。”

我摇摇头：“我想没有过。”

“自己做过的事，全都按照时间顺序，记得分毫不差？”

“大概，如果是最近的事，基本上都能想起来。”

“唔。”他大剌剌地挠了挠后脑勺，然后说，“确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呢。”

我沉默着，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其实啊，我有好几次记忆完全不知道飞到哪儿去的经历。比如下午三点记忆突然中断，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了，这四小时里，自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好像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而且也不是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所致。比如在什么地方狠狠撞到了头，或者喝酒喝到烂醉如泥之类的，这些事全没有。我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淡生活，记忆却忽然在某个时刻一下子消失，而且我无法预测这样的事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记忆消失的状态会持续几小时、几天。”

“欸——”我姑且给了个反应。

“这就好比用录音机录莫扎特的交响曲。重听磁带的时候，却发现第二乐章正中间开始到第三乐章正中间的那段音乐没了，演奏到一半完全消失了。说消失，也不是说那段时间就没有声音，而是哗啦一下跳过去了，就好像今天的下一天成了后天。讲到这儿，你能明白吗？”

“大概。”我含糊地回答。

“如果出问题的是音乐，虽说有点麻烦，也应该没什么实际的危害。但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可就相当危险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我点头。

“就像走到月亮的另一面，又两手空空地回来。”

我再次点头，尽管根本不明白他打的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

“听说这是一种遗传病导致的，反应像我这么明显的病例很罕见，尽管程度多少会有差别，但大概几万人中只有一个人生来就会这样。初三的时候，我去看过大学医院精神科的医生，是老妈带我去的。这病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很长，像是为了恶搞特意取的，老早以前我就记不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想出来的。”

讲到这里，他顿了顿，又开口道：

“反正就是一种记忆顺序混乱的疾病，记忆的一部分——用刚才的比喻就是莫扎特交响曲的一部分——被放进了错误的抽屉里。一旦进了错误的抽屉，想要将它找出来就变得无比困难了，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医生就是这样向我解释的。虽然不是什么残酷的疾病，不会威胁到性命，脑子也不会越来越不正常，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有些不方便。于是他告诉我那个被我忘了的病名，开了点儿每天喝的药。但那能管个屁用呢？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

说到这里，女友的哥哥停顿了一下，定定地望着我的脸，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理解他说的话。那样子就像隔着窗子偷窥别人的家。接下来他说：

“现在那种情况大概每年会发生一两次，倒不算很频繁。不过呢，问题不在次数上，而是它发生的时候给实际生活带来的具体影响。哪怕只是偶尔，对本人来说也很难办。毕竟记忆缺失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你也明白吧？”

“嗯。”我含糊地应付着。能把他连珠炮般诉说的奇妙经历听进去，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如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记忆唰的一下中断的时间里，如果我举起巨大的铁锤，照着某个看不顺眼的家伙脑袋上用力捶下去，之后的事可就不是一句‘这下难办了’就能解决的吧。”

“是啊。”

“肯定要闹到警察那里，到时就算我解释说‘其实当时我的记忆飞走啦’，也绝不会有人相信。”

我敷衍地点头。

“实际上也确实有几个家伙我看不顺眼，还有几个人惹恼过我。比如我老爸，他就是其中之一啊。但清醒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用铁锤敲老爸的脑袋，这点理智到底还是有的。但是记忆中断的时候我究竟会做什么，这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

我微微歪头，没有发表见解。

“医生说是没有这种风险的，也就是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不会有谁侵占我的人格。那叫多重人格吗？像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那样。我永远是我。就算是在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我也依然是我，像往常一样做着普普通通的事。只不过是录下来的音乐从第二乐章的中间嗖地跳到第三乐章中间而已。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里挥起铁锤砸谁之类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作为我，如常地保有理智，大抵依靠常识行动。莫扎特不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变身，成为斯特拉文斯基。莫扎特从始至终都是莫扎特，只不过从结果来看，他的一部分被混乱地装进了某个地方的抽屉罢了。”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又从印有双翼战斗机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老实说，我也想喝一口。

“不过呢，这到底是医生的一面之词，没人知道医生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高中时候的我成天都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在浑然不觉的时候，用铁锤狠狠砸了班上哪个人的脑袋。上高中那会儿，即便没有这回事添乱，我们不是也常常搞不懂自己吗？就像活在地下管道里一样。如果再被记忆丧失之类棘手的玩意儿缠上，可就很难善了了，对吧？”

我默默点头。或许确实如此。

“出于这些杂七杂八的原因，我就不怎么去学校了。”女友的哥哥继续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怕，就去不了学校了。于是，老妈向老师说明了我的特殊情况，虽然出勤天数差得很远，学校最后还是特事特办，允许我毕业。他们肯定也希望趁早把我这样的问题学生赶走吧。不过大学就没进去。我的成绩并不坏，原想着能读个什么大学的，但那时候还是没有信心离开家人自己过啊。所以自那以后，就一直这么在家里懒洋洋地闷着了。几乎没出过门，顶多是牵着狗在家附近散个步。不过啊，最近那种恐惧的情绪似乎渐渐好了一些。等心情再平稳点儿，说不定也会去读个大学什么的……”

讲完这些，他不再开口。我也沉默无言，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才好。我似乎明白了女友为何不太愿意对我提起自己的哥哥。

他说：“谢谢你为我读书。《齿轮》相当不错。虽然是阴暗了些，但是有不少句子写到了人心里。你真的不喝咖啡吗？很快就能做好的。”

“不，真的不用了。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他又看了看墙上的表：“等到十二点半，如果谁都不回来，你就回去。我在二楼的房间待着，到时候你自己回去就好，不用在意我。”

我点头。

“和小夜子交往，有趣吗？”女友的哥哥再一次问我这个问题。

我点头：“有趣。”

“哪里有趣？”

“她有许多我不了解的地方。”我回答。我想这是相当诚实的回答。

“唔。”他像是深思熟虑地说，“是啊，也许确实如此。那孩子是和我血脉相连的妹妹，也和我分享了相同的遗传基因，而且我们自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可即使如此，她还是有好多地方让我搞不懂啊。怎么说呢，我是搞不懂她这个人的内里构造啦。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还希望你能替我理解她。不过，说不定其中也有些不明白为好的东西。”

他手拿咖啡杯，从椅子上站起来。

“总之，祝你顺利！”女友的哥哥说。接着，他轻飘飘地挥了挥那只没拿咖啡杯的手，走出房间。

“谢谢。”我说。

时针走到十二点半，仍然不见任何人回来，我便独自走到门口，穿上运动鞋出了她家的门。接着路过松树林，一路走到车站，坐上驶来的电车回到自己家。那是秋天里一个安静得不可思议的周日午后。

两点后，女友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的不是下周的星期天来接我吗？”她说。尽管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但她如此笃定，那也许就是吧。可能是我不小心记错了。对于记错了日子，提前一周去她家门口等她的事，我老实地道了歉。

不过，在她家等她回来时，我和她哥哥的对话——说是对话，但基本上都是我在听他说话——我刻意没提。没提我读了芥川龙之介的《齿轮》给他听，也没提他亲口告诉我他患有记忆偶尔丧失的疾病。我觉得还是先不提为好。而且还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告诉我，女友的哥哥大概也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既然他还没对妹妹提起，我多半也没必要对她讲。

我和女友的哥哥再次见面，大概是十八年后的事了。那是十月中旬，彼时我已经三十五岁，和妻子两人在东京生活。我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直接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日渐繁忙，几乎不怎么回神户了。

那天黄昏前，我走在涩谷的坡道上，去取一只送修的手表。我一面走，一面呆呆地想着心事，这时，一个擦肩而过的男人从背后叫住了我。

“那个，不好意思……”他说。毫无疑问是关西口音。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对面的男人我似乎没见过。他可能大我几岁，个子也比我高一些，厚重的灰色粗花呢大衣里面，套着米色的山羊绒圆领毛衣，下身穿一条褐色的奇诺裤。头发剃得很短，体格健硕，好像运动员一般，皮肤晒得黝黑（像是打高尔夫晒的），面相有些粗犷，但整体来说容貌端正，说帅气大概也没什么问题。整个人散发出生活大致富足的气场，成长环境想必也不错。

“我想不起您的名字了，不过，您应该是我妹妹以前的男朋友吧？”他说。

我再度盯住他的脸，可仍然对那张脸毫无印象。

“您妹妹？”

“小夜子。”他说，“没记错的话，高中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同班同学。”

这时，我注意到他米色毛衣的胸口位置沾着一团小小的污渍，像是番茄酱汁。他的打扮十分干净利落，唯有毛衣上的那团污渍，在我看来很是突兀。于是，我猛地想起那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他穿一件领口松松垮垮的深蓝色毛衣，睡眼惺忪，挂在胸前的面包渣十分显眼。看来这类习惯或癖好之顽固，是任由时光流逝也很难改掉的。

“想起来了，”我说，“你是小夜子的哥哥，我去府上叨扰过一次。”

“是啊，你为我读了芥川的《齿轮》。”

我笑了：“不过真没想到你能在这人山人海中认出我呢。我们只见过一次，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对方的脸，对这类事情的记性从小就好。更何况，从那时到现在，你几乎没怎么变嘛。”

“你好像变化很大啊。”我说，“似乎和以前给人的印象不一样了。”

“咳，经历了不少，”他笑着说，“你也知道，有段时间，我过得相当坎坷。”

“小夜子现在怎么样？”我问。

他将目光移向一边，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慢慢地深吸一口气，又将它呼出，仿佛在测量周围空气的密度。

“站在这么热闹的马路中间聊天有点不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吧？如果你没有急事的话。”他说。我答说没什么急事。

“小夜子不在了。”他静静地开口道。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相隔一张塑料桌对坐。

“不在了？”

“她死了，三年前。”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哑口无言。舌头仿佛在我口中渐渐膨胀，越来越大。我努力想咽下口中积攒的唾沫，却无法顺畅地完成这个动作。

最后一次见小夜子时，她二十岁，刚刚考下驾照不久。开一辆硬顶的丰田皇冠（那是她父亲的车），把我带到六甲山上。她的车开得还不太熟练，但握着方向盘的样子仿佛非常幸福。车载收音机里放的又是披头士的歌，这个我记得一清二楚。那首歌是《你好，再见》。“你说再见，我说你好”。前面也说了，那时候披头士的音乐就像无缝衔接的壁纸般包笼着我们。

她竟然死了，化为一捧灰烬，如今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该怎么说呢，这对我来说，太不真实了。

“死了，怎么会？”我的声音干哑。

“是自杀的。”他小心地选择合适的词语，“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和财产保险公司的同事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后来自我了断了。那时她才三十二岁。”

“抛下孩子？”

我女友的哥哥点头：“大的是个男孩，小的是女孩。她走后，由丈夫照看孩子。我时不时地也去看看孩子们，是两个挺好的小孩。”

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那个曾是我女朋友的人，怎么可能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自杀？

“到底为什么呢？”

他摇摇头：“这个嘛，谁也不清楚原因。那段时间，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烦恼、失落或其他类似的情绪。身体也健康，夫妻关系应该也不差，还很疼孩子。而且，她没留下任何类似遗书的东西。她把医生开的安眠药攒在一起，一次性默默吃掉了。所以应该是有计划的自杀。她是打定主意要死，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把药攒齐，不是临时起意。”

我沉默了很久。他也沉默着。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那天，我和女友在六甲山上某座酒店的咖啡厅里分了手。考上东京的大学后，我喜欢上那边的一个女孩。我毅然决然地将这件事挑明后，她几乎什么都没说便抱着手包离席，快步走出咖啡厅，头也不回。

于是，我只好乘缆车独自下山。她应该已经开着那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回家了。那是一个晴朗得不得了的好天气，从缆车的窗户里，可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地俯瞰神户的街市，风景优美至极。不过，它已经不是那座平日里我司空见惯的街市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夜子。原来在那以后，她读了大学，在某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就职，和公司同事结婚，生下两个孩子，不久后服下攒好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自己迟早是会和她分手的。尽管如此，回忆起和她一同度过的那几年，我依然充满眷恋。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喜欢过她。让我（大致）明白女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的，也是她。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新鲜的事，共同分享了恐怕只有十几岁时才能体验的美妙时光。

虽然事到如今再提起这些令人伤感，但她终究未曾摇响我耳朵深处那只特别的铃铛。我竖起耳朵努力聆听，但终究没能听见，这着实令人遗憾。不过，我在东京邂逅的一位女子，清楚明白地摇响了那铃铛。这种事无法依循伦理道德灵活操作，它存在于意识或灵魂的最深处，发生或不发生全凭它意，个人之力无法将其动摇。

“我啊，”女友的哥哥说，“以前从来没想过小夜子会自杀。我一直低估了这种可能，觉得哪怕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自杀了，那家伙也会好好地活下去。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那种独自扛下一切幻灭感或负面情绪的人。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个肤浅的女人，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在意过她，她对我的感情大概也类似。我们之间大概是无法很好地心灵相通吧……我和更小的那个妹妹相处得倒是更好一些。不过呢，事到如今，我还是打心眼儿里后悔，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可能我是不了解她，可能我对她一无所知。可能我那个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可能以我这么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了她的命。但总归是该去试着理解的，理解那个将她引向死亡的东西。事到如今，这件事令我非常痛苦。想起自己的傲慢和任性，我就心痛难耐。”

我找不到任何话可说。我以前可能也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和她哥哥一样，一定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

女友的哥哥说：“你当时给我读的芥川的《齿轮》里有一段内容，讲飞行员一直呼吸高空的空气，就渐渐不适应地面的空气了……对吧？就是所谓的‘飞行病’。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病，可那篇文章我至今仍然记得呢。”

“那么，记忆会飞走的那种病，已经好了吗？”我试探着问他，主要是为了将话题从小夜子身上转移开。

“哦，那个啊。”女友的哥哥微微眯起眼睛，“说来也怪，那个病在某个时候突然就消失了。医生说过，那是遗传疾病，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想要治愈是不可能的。可是它毫无预兆地、突然就痊愈了，就像附体的邪祟退去了一样。”

“那真是太好了。”我说。我是真心这样认为。

“就在和你见面聊天后不久吧，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丧失过记忆。心情也渐渐平稳下来，平安无事地上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大学，平安无事地毕业，接着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的确像是绕了几年的弯路，不过现在总算是和普通人没两样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重复道，“看来到最后，也没有抡起铁锤狠狠砸在你父亲头上。”

“你也一样，净是记那些没用的。”他扬声大笑，“不过，我偶然因为工作来东京，竟然能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凑巧和你擦肩而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只能认为，这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

“的确。”我回答。

“那么，你过得怎么样？一直住在东京吗？”

我说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结了婚，然后一直住在东京，现在姑且算是靠写作谋生。

“写东西的啊？”

“嗯，算是吧。”

“是吗？唔，说起来，你的朗读真是很棒呢。”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有，我不想给你增添负担，但如果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小夜子最喜欢的人就是你。”

我什么也没说。女友的哥哥也什么都没有再说。

我们就这样道别。我去取回送修的手表，前女友的哥哥慢悠悠地走下缓坡，往涩谷站去了。身着粗花呢大衣的背影逐渐被午后的人群淹没。

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在偶然的牵引下见过彼此两次，隔着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在距离六百多千米的两条街上。我们隔桌而坐，喝着咖啡，讲了几句话。那不是普通的闲谈，其中含有某种暗示——某种类似于人活于世的意义之类的暗示。但追根究底，这暗示不过是在偶然之间凑巧发生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要素能将我们两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提问：两人的两次见面与对话，通过象征手法暗示了他们人生中的哪些要素？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抱着《和披头士一起》lp的美丽少女。她是否仍在一九六四年的那条昏暗的高中走廊里，裙裾翻飞地走着？仍然十六岁，仍然将那张印有约翰、保罗、乔治、林戈半明半暗肖像的漂亮封套郑重其事地抱在胸前。

指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间出生的日本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了第一波婴儿潮。

原曲名asummerplace，直译为“夏日圣地”。此处为贴合日文原文，采取了按本曲日文曲名『夏の日の恋』翻译的做法。

日本传统房间中，纸拉门或推拉窗带滑轨的上框。

一九二七年。

指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创作的小说《化身博士》，又译《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书中杰基尔医生喝下自己配置的药剂，分离出两种人格。他平时作为善良的医生帮助他人，暗地里则化身邪恶的海德先生，无恶不作。

日本地域划分之一。大阪、京都、神户等大城市均属于关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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