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老虎比驯服的马匹更聪明。”
照片里一切都一清二楚，它是我能想到最具说服力的犯罪证据。
他们身着制服在草地上站成一排，动物的尸体在他们面前一字排开——野兔、一大一小两只野猪、几只鹿，还有许多野鸡和鸭子，有绿头鸭，也有绿翅鸭，微小如句点。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但照片角落里的那团东西使我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鬼怪，你当时一直忙着处理大脚的尸体，没有注意到这些。在我挣扎着对抗剧烈的恶心时，你还说了句什么。谁会认不出这白色的毛发与这黑色的斑点呢？照片的角落里躺着三条狗的尸体，摆放得整整齐齐，是他们的战利品。其中一只我并不认识，而另外两只——正是我的“小姑娘们”。
男人们穿着制服威风凛凛，面带微笑地摆好姿势拍照。我能一眼认出他们是谁。中间是警察局长，他旁边是董事长。福南特沙克穿成突击队员的样子，站在另一侧，沙沙神父戴着罗马领站在他身边。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照片中，他们的帮手和赶猎物的人稍稍靠边，没有摆出姿势，站在了这排重要人物的后面。大脚半个身子转向一侧，像是刚停下手中的活，在最后一刻才跑进照片里。还有一些留着大胡子的人抱着树枝，因为它们正要点燃狩猎的篝火。要不是他们脚下那些躺着的尸体，看到这照片还真会以为这些人在庆祝一件喜事呢，如此欢呼雀跃。一锅又一锅的酸菜香肠炖肉，串在棍子上的香肠和肉串，一瓶又一瓶在水桶里冰镇着的伏特加。在这些鞣制皮革、上过油的猎枪、酒精和汗水里透着男性气味。这是一种掌控的姿态、权力的徽章。
我甚至不需要仔细研究，一眼便准确地记住了照片中的每一处细节。
当时我感到的是一种解脱，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我终于知道“小姑娘们”的下落了。之前我一直四处找寻着它们，直到圣诞节后我才最终放弃了希望。我去过各个山间旅馆，问了很多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杜舍依科女士的狗丢了，有人见过它们吗？”学生们也帮着四处打听。两只狗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没人见过它们——都已经死了，哪还会有人瞧见呢？现在我已经能猜到它们的尸体在哪儿了。有人曾告诉我，福南特沙克总是把打猎后剩下的东西带回养殖场喂狐狸。
大脚一开始便知道这件事，他一定还在嘲笑我的悲痛。他看着我如何声嘶力竭地喊着它们，甚至跨到了国境的另一边。可他却不曾透露一个字。
在那个不幸的夜晚，他把偷猎来的鹿煮来吃了。说实话，我一直不理解“偷猎”和“狩猎”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是杀戮。第一种是隐匿而违法的；第二种却是在法律冠冕堂皇的庇护下光明正大地进行。他就这样被骨头卡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惩罚——这种想法已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鹿要惩罚他，因为他用如此残忍的手法杀害了他们。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把他噎住了，用骨头卡住了他的喉咙。为什么猎人们对大脚的偷猎行为放任不管呢？我不知道。我认为，关于狩猎后发生的那些事，大脚知道得太多了。而沙沙神父却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每次狩猎过后他们都会进行道德的辩论。
西弗彦托派乌克，当你在搜索手机信号时，我找到了这张照片。我把鹿头收了起来，好将这些残躯碎片予以安葬。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给大脚换过衣服，清晨我回到家里，这时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在大脚屋前的那些鹿告诉了我要做什么。它们在这么多人里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不吃肉。而且它们也希望我能以它们的名义继续行动。它们就像休伯特遇见的那只麋鹿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在隐匿的角落，成为正义的惩罚之手。不仅是为了鹿，也是为其他所有动物讨回公道，因为它们在议会里没有发言权。它们还给了我一个精巧的工具，没人能猜到是什么。
我跟踪了警察局长好几日，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索然无味。我发现他常去福南特沙克开的非法妓院，还发现他只喝绝对伏特加。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路边等着他下班回家。我开车跟在他后面，他和以前一样，始终未注意到我。没人会注意一个拿着兜子到处乱逛的老太太。
我在福南特沙克家门口等了许久也不见他出来，当时风雨交加，我被冻坏了，就回了家。但我知道他每次喝酒后都会穿过山隘走小路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想和他站着面对面谈一谈，并且这次得我说了算，而不能像在警察局时那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报案人，一个大惊小怪的疯子，一个成事不足的可怜、可笑之人。
也许当时我想吓唬他。我穿了一件黄色的雨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小矮人。我看到之前挂在屋前李子树上那只装鹿头的塑料袋。里面积满了水，已经完全冻住。我把它从挂钩上摘了下来，带在了身上。至于有什么用途，当时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不会考虑这些。我知道迪迦那天晚上要来，所以我不能在警察局长家等待太久。正当我开到山隘时，他的车开了过来。我想，这也许也是一个信号。我下车走到路上，挥着双臂。这就对了，他被吓了一跳。我摘下帽子，好让他看清我的脸。此时的他已怒不可遏。
“您又想干什么？”他探出车窗冲我喊道。
“我想给您看样东西。”我说道。
我也不清楚下一步要怎么办。他虽有所迟疑，但因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此时更热衷于冒险。他于是下了车，晃晃悠悠地，跟着我走了一小段。
“你想给我看什么？”他问道，对我以“你”相称。
“一个与大脚之死有关的东西。”当时想到什么我便直接说了。
“大脚？”他不解地问道，之后一下便明白过来，不怀好意地笑着，“哦，对，他的脚确实很大。”
他好奇地跟着我往左走了几步，朝着灌木丛和那口井走去。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是你开枪打死了我的狗？”我突然转向他问道。
“你想给我看什么？”他愤怒地试图掌控局面，好让我知道这里应该谁来发问。
我的食指像手枪枪管一样瞄准他，朝他肚子推了一下。
“是你开枪打死了我的狗？”
他笑了一下，然后立刻放松下来。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是。”我说道，“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我打死的。可能是福南特沙克，也可能是神父。”
“神父？神父打猎？”我惊愕失色，一时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打猎？他是随队牧师，跟着打猎呗，就是这样。”
他的脸浮肿难看，双手一直在摆正裤腰带。我没想到他那里藏着钱。
“转过去，老太婆，我要尿尿。”他突然说道。
“他开始瞎摸裤子拉链时，我们已经站在井边了。我想都没想，就拿起装满冰块的塑料袋，像是要掷链球一样。当时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这就是‘diekalteteufelshand’，对了，这句话出自哪儿？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的那些奖牌就是掷链球掷来的。我拿了1971年的全国亚军。我的身体立刻找回了熟悉的姿势，积蓄了全身的力量。啊，人体是多么的聪明。可以说是它做出了决定，击打了过去。”
我只听到了碎裂的声音。警察局长还站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地，脸上立刻开始流血。这冰冷的一击打中了他的头部。我的心怦怦直跳，只听见血液在体内流动的声音，大脑一片空白。我看到他倒在井边，慢慢地，缓缓地，甚至稍显优雅。他的肚子堵住了井口。不需要多大力气就可以把他推到井里，真的。
一切就是这样。我没再多想这件事。我确定是我杀了他，而且我并没觉得这有什么。我没有受到一点良心的谴责，甚至感到如释重负。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从口袋里掏出“上帝的手指”——我在大脚家找到的那只鹿蹄。我把鹿头和三条鹿腿埋好了，留了一只鹿蹄在身边。我也不知为何。我用它在雪地上制造了很多混乱的蹄印。我本以为这些蹄印能留到早上，以此证明鹿来过这里。但是只有迪迦你看到了它们。天上下起了雨，把蹄印抹掉了。这也是一个信号。
我回到家，然后开始做我们的晚饭。
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也正是这份幸运给了我勇气。这难道不正是表明我遇上了行星赋予的好时机吗？周遭的罪恶蔓延却没有人去干预，这是怎么一回事？如同我写给政府机关的那些信一般吗？他们应该给予反馈，却没有任何回音。难道我们要求他们介入的理由不够充分吗？我们可以容忍那些仅带来些许不快的琐碎之事，但却不应忍受如此普遍的毫无意义的暴虐。其实很简单，幸福的人也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这是世上最简单的经济学。在带着“冰冷的拳头”开往狐狸养殖场的路上，我想象着自己正启动一项推翻一切罪恶的进程。那一夜，太阳进入白羊座，崭新的一年开始了。如果是恶创造了世界，那么善就一定要将之摧毁。
因此，去找福南特沙克，我是经过谨慎思考的。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们必须得见一面。说我曾见过警察局长，在他死之前，局长有话托我转达。他立刻同意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警察局长身上带着一笔钱。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福南特沙克是想把钱拿回来。我告诉他，我去找他时，养殖场里最好只有他一人。他同意了。警察局长的死把他吓坏了。
那天下午，见他之前，我做了一个捕猎陷阱。我从大脚的棚子里拿来了金属线做的圈套。这种圈套我已经拆除过多次，因此清楚地知道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首先要选一棵枝条纤细、弹性好一些的树，把它压到地面上。接着把结实一些的树枝固定住，将金属线套在上面。当动物被金属线缠住时，便会开始挣扎，这时树就会直起来，把它的脖子拧断。我吃力地把一棵高低适中的桦树压弯，同时把金属套索藏在了一堆蕨类植物里。
夜里本来也没有工人会留在养殖场，通常灯是灭的，大门紧锁。而现在大门是开着的，为我敞开。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见到我的时候，他笑了一下。
“我好像认识您。”他说。
他不记得我们在小桥上曾见过。没人会记得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太太。
我告诉他，我们必须出去一趟，我把警察局长留下的东西藏在森林里了。他拿上钥匙和外套就跟我走了。我领他走过潮湿的蕨类植物丛时，他开始不耐烦起来。但我的角色扮演得极好，三言两语就搪塞住了他没完没了的问题。
“哦，就是这里。”最后我说道。
他犹疑地东张西望，然后看着我，一副终于明白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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