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红翅扁甲

“切勿屠戮飞蛾与蝴蝶,

因为审判即刻将至。”

六月初,周末已经有人住在那些房子里了,但我仍尽职尽责,每天至少爬上山丘一次,用望远镜巡视一下这片区域。首先我肯定会仔细察看一下那些房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与人共存的生物构造,和人具有典型的共生关系。放眼望去,我不禁喜上眉梢,明显可见那些房子的共生生物归来的痕迹。他们用自己的体温、吵嚷声和思想填满了房子的空旷,用一双巧手修复了冬天留下的所有伤痕和缺陷。他们把潮湿的墙壁弄干,把窗户擦拭干净,把马桶的水箱修好。无人叨扰时,物质便会陷入沉睡,而现在那些房子就像刚从沉睡中醒来一般。塑料桌椅

已经被搬到了小院里,木窗也已打开,阳光终于可以晒进屋子。周末时会有缕缕炊烟升起。教授夫妇常常出现,他们总在朋友们的簇拥下漫步田间,却从来不会走偏,踩踏到田埂上。每天午餐后他们都会散步去小圣堂再折返回来,还会在半路停下脚步,高谈阔论。有时风从他们那边吹来,带来只言片语:卡纳列托、明暗对照法、暗色调主义。

每到周五,司徒杰尼夫妇便会出现。他们一齐把长在房子周围的植物拔掉,好种上从店里买的新植物。他们行事的逻辑让人难以捉摸。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西洋接骨木,而更愿意在那儿种上紫藤呢?他们的屋子围着高高的栅栏,为了能够看见他们,我特意踮起脚尖跟他们说,紫藤大概经受不住这里二月的严寒,但他们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又自顾自地干了起来。他们把美丽的野玫瑰剪断,除掉了百里香丛,把屋前的石头堆成奇形怪状,再种上各种针叶树,他们说这些是:崖柏、矮松、扁柏和冷杉。在我看来,这么做毫无意义。

“灰女士”这一次要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见到她在田坡上踱步,僵硬得像一根棍子。一天夜里我带着钥匙和账单去她那里,她拿出草本茶招待我,我礼貌地把茶喝完了。算完账之后,我鼓起勇气问她:

“如果我想写回忆录,该怎么做呢?”我的语气着实困惑。

“要坐在桌前,逼自己去写,思路就出来了。不能限制自己,要把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

真是奇怪的建议。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只想写我认为美好的、有益的东西。我以为她还会再说点儿什么,但她却沉默了,使我略感失望。

“失望了?”她像是读出了我的心思。

“对。”

“不能说出来的时候就写出来,”她说,“记住这点很有用。”她补充道,随后又沉默了。晚来风急,窗外的树随着这无声的音乐和节奏整齐划一地摇摆着,如同圆形剧场里听音乐会的观众一般。大风重重地摔了一下楼上房间的门,那声音仿佛是有人开了一枪。“灰女士”打了个寒战。

“这些声响弄得我心神不宁,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有生命似的!”

“风声总是如此喧嚣,我已经习惯了。”我说道。

我问她在写什么书,她说在写一部恐怖小说。这让我很开心,一定要介绍她和“好消息”认识一下,她们就像同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肯定会有聊不完的话题。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一定是个勇敢的人。

“恶行最后总会受到惩罚吗?”我问道。

“我不在乎,没考虑过惩罚的事,我就是喜欢写恐怖的东西。可能因为我本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对我来说这样很好。”

“您这儿是怎么了?”我指着她脖子上的颈托问道,黑夜的降临给了我勇气。

“颈椎退行性改变。”她的语气像是告诉我某个家用电器坏了一样,“肯定是我的头太沉了。头太沉,颈椎承受不了这种重量,就咔吧、咔吧地老化了。”

她笑了笑,又给我添了一些那难喝得要命的茶。

“您在这儿不觉得孤独吗?”她问道。

“偶尔吧。”

“我真佩服您。我真想像您一样那么勇敢。”

“啊,我一点也不勇敢。还好我在这儿还有点事做。”

“没有阿嘉塔我也觉得不自在。世界这么大,大得让人捉摸不透。”她看着我,用眼神审视了几秒,“阿嘉塔是我的妻子。”

我眨了眨眼。我还从未听过一个女人称呼另一个女人为“妻子”,但我喜欢这个称呼。

“惊到您了,对吧?”

“我也可以有个妻子之类的。”我想了想,然后笃定地说,

“有人一起生活总是更好的,相依为命总好过孤身一人。”

她没有再回话,和她聊天很困难。最后我请她借我几本她自己的作品读,最恐怖的那类。她答应我会让阿嘉塔带过来。夜幕降临,但她却没有开灯。当我们二人都已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便跟她道了个别,然后回了家。

现在好了,房子都有自己的主人们在照看。我可以走得更远,越来越远,这种远足我仍称之为“散步”。我像孤独的母狼一样拓宽着自己的领地。把那些屋子和小路抛在脑后,我感到如释重负。我走进森林,在里面闲庭信步。森林里越来越静谧,变成了广阔的深幽之境,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躲在里面。思绪开始游荡。我也不再掩盖自己最恼人的毛病——哭泣。在这儿泪水可以恣意流淌、冲洗眼睛、改善视力。可能正因如此,我才能比那些眼睛干涩的人看见更多的东西。

首先我注意到鹿不见了——它们消失了。也可能是因为草太高,挡住了它们漂亮的红棕色脊背?但这也说明鹿开始繁殖了。

也是那天,我第一次偶遇了一位“少女”和一只长着漂亮斑点的小山羊。我还在森林里看见了一个人,虽说离得很近,他却没有看到我。他背着那种七十年代的绿色登山包,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与我年纪相仿。说实话,他看起来——很老,是个秃头,脸上的灰白胡茬剃得很短,肯定是用从果蔬市场买来的便宜的电动剃须刀剃的。他的屁股把褪色严重的肥大牛仔裤撑得很不美观。

那个人沿着森林边缘移动,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一定是因此,他才能和我走得那么近却看不见我。砍倒的云杉树干堆积出了一个十字路口,走到那儿的时候他拿下了背包,把它靠在了树旁,然后自己走进了森林。望远镜里只能看见不太清晰的摇晃画面,所以我只能猜测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弯下腰在枯枝落叶里翻腾。可以想见,他是采蘑菇的,只不过现在采蘑菇还为时过早。我盯着他看了一个小时左右,他终于坐在了草地上,边吃三明治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双手垫在头下面,望着天,在地上躺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拿起背包,消失在一丛绿色之中。

我从学校给迪迦打电话,告诉他有个陌生人在森林里转来转去。还把大家在“好消息”店里说的话告诉了他。据他们说,警察局长卷入了森林边境转移恐怖分子的活动中。在这附近还抓到了几个嫌疑人呢。但迪迦对这些流言蜚语持怀疑态度。

我无法让他相信,在森林里四处徘徊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试图抹去遗留下的证据。说不定他们在那儿藏了武器?

“我不想让你担心,但是调查可能会被搁置,因为没找到任何新的线索。”

“怎么会?周围动物的足印呢?是鹿把他推到井里的。”

迪迦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为什么你跟所有人都说了那些动物的事?就算是这样,也不会有人相信你,还会把你当作……当作……”他顿住了。

“怪人,对吧?”我帮他说了出来。

“对啊。你干吗那么多嘴?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迪迦说道。我想了想,觉得确实得把这件事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感到十分愤怒,但上课铃响了,我赶紧说:

“我没有选择,只能告诉大家他们该往哪个方向思考。就算我不这么做,也会有别人这么做。”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因为意识到有个陌生人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转悠。同时,调查可能会结束这个消息也令我产生疲惫和不安。怎么能这样说“搁置”就“搁置”呢?不调查完所有的可能性?那些足印呢?他们注意到那些足印了吗?毕竟是有人死了,怎么就能“搁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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