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什么诞生于肉身，
就必然被尘世消磨殆尽。”
当我回到家时，天已经亮了。我完全放松了警惕，似乎又听见“小姑娘们”在家里大厅地板上轻轻的脚步声，似乎看到它们好奇的目光，皱着的眉头。它们微笑着，我的身体也已准备好进行我们亲热的日常见面礼。
然而家里空无一人，冬日的纯白如柔软的浪花般透过窗户流入室内，普瓦斯科维什巨大的开放空间强行侵入屋里。我把鹿头存放在车库里，里面很冷，于是我又给火炉加满了燃木。接着我去睡了，就像我起来时一样，睡得像个死人。
“雅妮娜女士。”
过了一会儿，声音更大了。
“雅妮娜女士。”
大厅里传来的声音把我叫醒了，是男性低沉、胆怯的声音。有个人站在那儿，喊着令我憎恨的名字。我十分生气，因为睡眠又一次被打扰，而且还叫了一个我不喜欢，也无法接受的名字。父母取名字时完全是随意的，也没经过思考。有的人就是这样，不考虑词语的意思，特别是名字的意思，就盲目地使用。我从不允许别人叫我“雅妮娜女士”。
我起身整了整衣服，因为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观，我已经连续第二个晚上穿着它睡觉了。我走出了房间，在门厅雪融化的泥潭里站着两个村里来的男人。这两个人都很高，宽肩膀、小胡子。他们就这么走了进来，因为我没有关门。也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流露出一丝该有的愧疚。
“我们想请您去一趟。”其中一个人用浑厚的声音说着。
他们露出抱歉的微笑，我注意到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牙齿。我想起来，他们是伐木工人。我在村里的商店里见过他们。
“我刚从那儿回来。”我喃喃地说道。
他们告诉我警察还没到，现在正在等神父。还说夜里大雪封了路，连去捷克和弗罗茨瓦夫的路也都无法通行，集装箱卡车堵了一路。然而消息传得很快，很多大脚的熟人步行赶来。很高兴听到他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在我看来，糟糕的天气缓和了他们的心情，应对暴风雪总比应对死亡来得容易。
我跟随他们穿越蓬松、纯净的白雪。雪是刚下的，冬天低矮的阳光照射使它们泛起了红色。两个男人给我开道，他们都穿着厚厚的胶鞋，鞋面上带着毛毡。这是这里的男性唯一的冬日时尚。他们宽大的鞋底给我踩出了一条小道。
大家都在屋外站着，几个男人在门口抽烟。他们犹疑地相互致意，尽量避免眼神接触。身边朋友的死足够带走任何一个人的自信。他们的脸上都是同一个表情，庄重、严肃和仪式性的悲伤。他们都在压低声音说话，抽完烟的会先进屋里。
他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的留着两撇小胡子，愁云满面地站在尸体躺在的折叠床边。门时不时地打开，进来一些新人，把雪和严寒天气的金属味带了进来。他们中大多数是前国有农场的工人，现在乡里时不时给他们一些福利，雇佣他们在森林里砍伐树木。他们中有些人曾去英国务工，后来因为害怕异乡生活很快又回来了。还有一些人顽强地经营着规模小，又没有什么收入的农场，通过欧盟的补贴得以维持。屋里全是男人，他们的呼吸在房间里冒着水汽。我能闻到淡淡的酒精、烟草和潮湿衣服的味道。他们偷偷地快速瞥了一眼尸体。我能听到吸鼻子的声音，但不知道是因为冷的缘故，还是这些大男人的眼中真的涌出了泪水，因为找不到地方排解，只能流进鼻子。鬼怪不在，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一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盒金属底座的蜡烛，自然而然地递给我。我毫无意识，不知不觉就顺手接了过来。然而，我并不十分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的意图。需要有人把这些蜡烛放在遗体周围，一个个点燃，这样能够使氛围变得庄重、肃穆、神圣。也许烛光能够渗入他们浓密的胡子里，给所有人带来宽慰和解脱。于是我开始忙着点那些蜡烛。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对我的行为充满误解，他们应该把我当成了仪式主持人或葬礼召集人。蜡烛点燃的那一刻，他们突然沉默了，向我投来悲痛的目光。
“请开始吧。”一个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的男人小声地跟我说。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请您开始唱歌吧。”
“我要唱什么歌呢？”我被他的这句玩笑话搅得越发不安了，“我不会唱歌呀。”
“唱什么都可以，”他说，“最好是《永久的安息》。”
“为什么是我唱呢？”我不耐烦地小声嘟嚷道。
这时站得离我最近的一个人坚定地说道：
“因为你是女人。”
我懂了，这就是今天的日程。我不知道我的性别跟唱歌有什么关系，但我不想在这种场合站起来反对传统。《永久的安息》，我还记得儿时参加的葬礼上唱过的这首赞美诗。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参加过葬礼了。但我已经不记得歌词了。事实证明，我只要会唱一个开头就行，粗犷声线的和声会立刻加入，与我微弱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迟疑的跑调声此起彼伏，但每一次的重复会重新充满力量。我也瞬间觉得解脱了。我的声音开始变得自信，我很快便记住了关于“永恒的光”的歌词，我们相信光会笼罩着大脚。
我们就这样唱了一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歌词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就像海里的石头被无尽翻滚的海浪打磨成圆形，每一个都很相似，就像沙漠中的沙粒。毫无疑问这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躺在那里的尸体变得越来越虚幻，这场仪式也逐渐变成了在普瓦斯科维什艰辛劳动的人们一次聚会的借口o我们的歌声歌颂遥远的光，这光只存在于很远的地方，以至于无法抵达，只有在我们死的时候才能看见。现在，我们透过玻璃在弯曲的镜子里看到了这个光，它环绕着我们，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来的地方。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它的一个碎片，包括大脚。因此，死亡应该是一件令我们高兴的事。我一边想一边唱着，但实际上，我并不相信永恒的光会分配到每个人的身上，因为没有一个神或天上的会计在具体负责。要一个个体去承受那么多的痛楚着实不易，尤其对无所不知的神来说，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瓦解、崩溃，除非他们事先装备好了一些抵御机制。只有机器才能承担世界所有的痛，只有机器是简单、有效、公平的。然而，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机械化地发生，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正好看见叫来神父的那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门口迎接他。神父没能顺利把车开到这里，他的车陷在雪地里了，所以他们不得不用拖拉机把他拉到这儿来。舍雷斯特神父（我自己是这么叫他的）抖了抖长袍上的雪，迅速地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他没有看任何人，而是快速地走进了屋。他越走越近，身上古龙水和火炉的烟味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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