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
一九四一年春天，父亲从西山专门学校毕业后，于同年九月底接受临时征召，十月三日再次进军队服役，所属部队为步兵第二十联队。后来又被编入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
一九四〇年，第十六师团决定在满洲永久驻扎，而以留守第十六师团为核心的第五十三师团在京都师管编组完成，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也成为隶属该师团的辎重兵部队。（顺带一提，据说水上勉先生在战争末期也是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中的一员。）大概父亲就是在这样匆忙而混乱的改组下，被编入福知山部队的吧。而我可能也因为听过父亲的这段故事，才以为他从第一次征兵起就一直在福知山的部队服役。
一九四四年，第五十三师团于战争末期被发派缅甸，参加尼泊尔作战，并在同年十二月到次年三月的伊洛瓦底江会战中与英联邦军队对战，全团遭遇追击，接近全军覆没。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的主力部队也与师团一同参加了这次激烈的战斗。
教父亲俳句的俳人铃鹿野风吕先生（1887—1971，师从结识于杂志《杜鹃》的文学同好高滨虚子。京都建有“野风吕纪念馆”）的《俳谐日记》中，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十日那天记录了这样的内容：
回程路上，又因为下雨弄得满身泥泞（中略）。回去后得知，千秋接到了军事公用。
“秋风瑟瑟吾等男儿再为国藩屏——千秋”
“军事公用”大概是指父亲收到了征召的信件吧。俳句的意思是，“身为男人，为了国家大事，我要再次成为盾牌”。在当时那种情势之下，大概也只好吟咏这类爱国的俳句。但从这一句里，尤其是“再”字里，还是不难体会某种心灰意冷的情感。他本人应当是想成为一名不谙世事的学者，宁静度日的吧。可时代的洪流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奢望。
谁知事态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十一月三十日，刚刚接受征召仅两个多月，父亲突然接到了取消召集的通知。也就是说，他可以结束兵役，回归故里了。十一月三十日，正是突袭珍珠港的八天前。若是等到开战之后，恐怕就不会再有这样宽厚的举措了吧。
听父亲说，多亏了一位长官，他才捡回一条命。当时父亲是上等兵，一次，那位长官将他叫去，对他说：“你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子，和留在部队相比，还是勤学奋进对国家更有帮助。”后来，就将他从军职中抽调开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是一个军官能决定的。说起来，父亲读的也不是理科，读文科的学生回到大学，在学校学习写俳句，怎么看（除非把眼光放得相当长远）也不像是能“对国家有帮助”的。父亲特意没有讲很多，也许这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吧。但无论如何，自此以后，他便卸任军职，恢复了自由身——
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目前还记得的——故事。的确是一件有趣的逸事，遗憾的是它与事实不符。查看京都大学的学生名簿，父亲一九四四年十月才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学习。这样一来，那句“你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子”就说不通了。也许是我的记忆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或者这个故事是我从母亲那儿听来的，而她的记忆出了差错。不过事到如今，也无从确认孰是孰非了。母亲的记忆现在几乎已处于完美无瑕的混沌之中。
总之，根据记录，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学习，一九四七年九月毕业（战争结束前的大学是三年制，战争中有学生破例于十月入学，九月毕业）。父亲的征召令于一九四一年秋天解除，到他进入京都大学之前，也就是他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的三年时间中，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在做什么。我猜，他也许待在老家的寺庙打打下手、作作俳句，同时为进入大学勤学苦读吧。事实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这又成了一个谜。
父亲的征召令解除后，他刚一离队，太平洋战争便拉开帷幕。驻扎在满洲的第十六师团乘运输船出发，攻打菲律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十联队试图在敌人阵前登陆吕宋岛东部的拉蒙湾，遭遇美菲联军的激烈抵抗。大江季雄少尉在这次战斗中胸部中弹身亡。他曾在柏林奥运会上，和运动员西田修平分别摘得撑杆跳季军和亚军。大江是舞鹤人，中弹时他做军医的哥哥正好在场，他在哥哥的救治中停止了呼吸。
伤亡惨重的第十六师团终于登陆吕宋岛，很快又受命出击，攻打军事要塞巴丹半岛。但在美军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军避开马尼拉决战，将马尼拉作为“不设防城市”毫不反抗地让给了日本，使己方的九个师团、八万兵力得以保存，据守于半岛的山林中。日军参谋总部过分低估了美军在巴丹半岛防线上严密部署的战斗力，战斗部队装备尚不充足，就将其送往前线，导致惨案发生。士兵们在密林中被反包围，暴露于激烈的集中炮火之下，惨遭美军最新锐的坦克部队蹂躏。据《福知山联队史》记载，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步兵第二十联队包括联队长在内只剩下三百七十八人，其他文献则简单地记载为该师团“几乎全军覆没”。
一位士兵这样写道：“（前略）由于错误的局势判断和作战失误，我军无数战友白白丧命。他们弹尽粮绝，步兵以阵地为坟，炮手以火炮为碑，化为护国之鬼。养育福知山联队的故土乡亲，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巴丹半岛。”
巴丹半岛战役历尽艰辛，总算在同年四月初结束，“几乎全军覆没”的第十六师团重新编入新的补充兵，驻军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守卫部队，主要承担在菲律宾各地征讨游击队的任务。但一九四四年四月战局恶化，师团被运送到马尼拉南部的要塞莱特岛，成为守卫当地的主力部队。
同年十月二十日，师团与美军大规模的登陆部队进入全面交战状态，同月二十六日几乎遭全面摧毁。面对美军对菲律宾的进攻，当地军队和大本营之间就防守吕宋岛还是莱特岛一事发生激烈的争论，后部队被紧急部署到莱特岛，军心未定便加入了战斗。这被普遍认为是败退的重要原因。
在激烈的舰炮射击和与登陆军队在水边作战的过程中，第十六师团损失了一半兵力，之后退到内陆负隅顽抗。但补给被彻底切断，又有游击队从后方偷袭，许多伤兵败将和队伍走散，因饥饿或疟疾倒地不起。据说饥荒尤其严重，甚至有吃人肉的现象发生。那是一场没有胜算、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战斗，原有一万八千人的第十六师团，仅有五百八十人幸存，战死率实际超过百分之九十六，是名副其实的“玉碎”。也就是说，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在战争的初期和末期，经历过两次“几乎全军覆没”。可以说是一支命途多舛的部队了。
父亲所说的“捡回一条命”，恐怕指的是自己侥幸没在战争末期作为第五十三师团的一员，被送到惨绝人寰的缅甸战线上一事吧。不过，他也一定不曾忘记那些战死在巴丹半岛和莱特岛上的、他在第十六师团时的战友。不难想象，如果父亲走上另一条命运之路，和他曾编入的第十六师团一同被送往菲律宾，那么无论在哪个战场——不是巴丹半岛就是莱特岛，不是莱特岛就是巴丹半岛——都会战死无疑；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自然也就没有我了。这大约该说是“幸运”吧。但对父亲来说，曾经的战友们都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白白断送了性命（恐怕其中有不少人的尸骨至今仍然曝露荒野），只有自己一人独活，一定在他心里引爆了巨大的痛楚，并造就了切身的负疚。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重新领会到父亲生前的心情，明白他何以每个早晨长久地紧闭双眼，聚精会神地诵经。
另外，父亲在京都大学求学那段时间依然醉心于俳句，好像还作为“京大杜鹃会”的同好，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似乎还亲身参与了俳句杂志《京鹿子》的发行。我还记得，那本杂志的过刊曾把我家的壁橱塞得满满的。
父亲进入京都大学后，于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再次接受征兵。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军队服役。不过这次他所在的部队不是第十六师团，也不是后来编成的第五十三师团。这两支师团那时都已覆灭，早就不复存在。这次他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编入中部一百四十三部队。这支部队在日本本土驻扎，我不清楚具体的驻地，不过说是汽车部队，想必还是辎重兵的范畴。但两个月后的八月十五日战争就结束了，十月二十八日兵役正式解除，父亲再次返回大学校园。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在这场浩荡而悲惨的战争中活了下来。那时的他二十七岁。
我生于昭和二十四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他于昭和二十二年九月通过学士考试，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院，但年纪已经不小，又结了婚，还有了我，不得不断了求学的念头，为了养家糊口，在西宫市的甲阳学院当了国文老师。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具体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他们一个住在京都，一个住在大阪，大概是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吧。当时母亲有一个想要与之结婚的人（一名音乐老师），但对方在战争中殒命。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原来在船场开了一家店，也因为美军空袭被烧得分毫不剩。母亲曾遭遇格鲁曼舰载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在大阪街头东躲西藏，一直对此记忆犹新。和父亲一样，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母亲的人生。但正因如此——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才有了现在的我。
总之，我在京都市伏见区落生。但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十二岁时又搬到西宫旁边的芦屋市。因此虽然是生在京都，但就自身感受和精神层面而言，我应该算是阪神间的人。同样是关西地区，但京都、大阪，以及神户（阪神间）的方言有细微的区别，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从这一点来看，大概可以说，我对风土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生在京都、长在京都的父亲不同，和生在大阪、长在大阪的母亲也不同。
现年九十六岁的母亲以前也是国文老师，毕业于大阪樟荫女子专门学校国文系，曾在母校（应该就是樟荫高等女校）任教，婚后辞去教职。印象中，一九六四年田边圣子获芥川奖的时候，母亲看到报纸说：“啊，这孩子我很熟呢。”原来田边也毕业于樟荫女子专门学校，也许她们二人以前有过交集。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日子过得相当荒唐。也许战争的残酷体验还留在他的血液里，把握不住人生方向的挫败感也必然令他很痛苦。他那时似乎经常喝酒，有时还会对学生动粗。但伴随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举止仿佛渐渐温和了许多。尽管时不时也心情阴郁，沉着一张脸，或者酗酒（母亲没少为此抱怨），却不曾让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这个家有什么不好。也许种种回忆已在他心中安静地沉淀下来，汹涌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了吧。
在我心目中，毫不偏袒地说，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父亲去世时，有一大批他的学生前来吊唁，数量之多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可见他有多受学生爱戴。父亲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当了医生，托他们的福，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父亲得到了极为体贴的关照。
母亲好像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师，我出生后，她成了专职主妇。尽管如此，她以前教过的学生（说是学生，其实年龄和母亲相仿）还会经常来我家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
说到小时候与父亲有关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的早上起床后，摊开报纸，看看附近的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当时西宫有好几家电影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找到有意思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大部分是美国电影，美国电影中的大部分又是西部片或战争片。父亲不曾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对战争片却似乎不怎么抵触。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战争片和西部片我记得格外清楚。约翰·福特的电影基本都看了。沟口健二的《赤线地带》《新平家物语》、丰田四郎的《墨东绮谭》之类的影片，父母以“不适合小孩看”为由，两个人去了影院，只留我一人看家（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少儿不宜）。
我们还常一起去甲子园球场看棒球比赛。父亲一辈子都是热忱的阪神老虎队球迷，阪神输了球就很不高兴。我后来不再支持老虎队，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
父亲当了老师，对俳句的热情仍然不减。他桌上永远放着一本古旧的季语集，皮面装帧，有空便慢悠悠地翻阅。季语集之于父亲，大概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一样宝贵。他也出了几本俳句集，可现在都找不到了。那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父亲在学校教书时，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办过类似俳句同好会的活动，还会指导对俳句感兴趣的学生，也办过俳句大会。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被他带着参加了几次。其中一次趁着郊游，借用滋贺石山寺大山里的一座古庵来办，听说松尾芭蕉曾在这座庵中住过一小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午后的情景。
不过，父亲应该还是想把他的人生中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子身上的吧。随着我渐渐长大，自我人格逐渐形成，与父亲在情感上的摩擦愈发强烈而明显。而我们的个性中都有相当倔强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轻易地交出自我，又几乎不能直截了当地讲明自己的想法。不论好坏，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类。
关于我们父子矛盾的细节，我不想说得太多，在这里就只简单地讲一讲。真要细说，就说来话长了，而且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如果只谈结果，那就是我早早结了婚，工作后和父亲的关系便彻底疏远。尤其是当上职业作家后，常有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突然冒出来，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扭曲，最后几乎决裂，有二十多年没见过彼此一面，没什么大事基本上不会说话，也不会联系对方。
我和父亲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都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我们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从这些角度出发，努力修复我们的关系，也许情况会和现在有所不同。不过对那时的我来说，与其再花功夫探索和他的相处模式，还不如集中精力，去做眼下自己想做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许多必要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心里也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比起血缘这种复杂的牵绊，那些事在我看来重要得多。另外，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小家，那是我必须去守护的。
直到父亲去世前不久，我才终于和他面对面地交流。当时我年近花甲，而父亲就快九十岁了。他住在京都西阵的某家医院，罹患严重的糖尿病，癌细胞转移到身体各个地方。原本体格偏胖的他几乎瘦脱了相，和从前判若两人。父亲和我在病房进行了一场笨拙的——也是他人生最后的、极为短暂的——对话，达成了和解。尽管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但牵绊着我们的那种类似缘分的东西，毫无疑问在我心中发挥了作用。站在枯瘦如柴的父亲面前，我不容分说地感受到这一点。
比如我们曾在某个夏日，一起骑自行车到香栌园的海边扔一只母狸花猫，却被它轻松地抢先一步跑回了家。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谜一般的共同经历吧。我至今都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时岸边的潮声，以及风穿过防风松林带来的香气。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无穷地累积，才让我这个人长成如今的模样。
父亲去世后，为了追根溯源，我见了许多他认识的人，一点点听来与他有关的故事。
这样一篇私人化的文章能引起多少普通读者的兴趣，我并不知道。但我是那种非得亲自动手，将文字落在纸上才能思考的人（我天生不擅长抽象思考或是凭空设想），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回溯往事，眺望过去，将它们转换成看得见的文字、读得出声的文章。而越是书写、越是返回去重读，我越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自己正逐渐变得透明。仿佛将手抬到眼前，却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微光似的。
假若父亲的兵役没有解除，而是被送到菲律宾或缅甸战线上……假若母亲那个做音乐老师的未婚夫没有战死在某个地方……这样想想，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假若那些真的发生，这世上就不存在我这个人了。接下来，我的意识当然也不会存在，就连我写的书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此一来，我作为小说家活着这一状态本身，也变得仅仅像一场不够真切的梦幻了。我这个个体的存在意义渐渐模糊，手心透出光来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我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个回忆与猫有关。我好像曾将它作为一个插曲，写在某部小说里，现在我要再写一遍。这一次是作为真实的经历来写。
我们曾经养了一只白色的小奶猫。不记得那只小猫为何会被我家收养了，毕竟小时候，有太多只猫在我家来来去去。不过我记得很清楚，那只小猫的毛色很漂亮，十分可爱。
一天傍晚，我正坐在檐廊上，那只猫在我眼皮底下哧溜溜地蹿上了松树（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很挺拔的松树），仿佛在对我炫耀自己有多勇敢、多灵活。小猫异常轻快地攀上树干，消失在顶端的树枝之间。我默默地望着这幕情景。但没过多久，小猫便开始发出难为情的求救声。多半是爬到高处，却怕得不敢下来了吧。猫爬树利索，却不擅长从上面下来。可小猫不懂得这些。不顾一切地冲上树梢，才发现自己竟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它一定四脚发软了吧。
我站在松树底下往上看，但看不见猫的踪影，只有耳边传来细细的叫声。我叫来父亲，向他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救小猫，可父亲也无计可施。那地方太高，连梯子也够不着。就这样，小猫一直拼命地呼救，日头渐渐西沉，黑暗终于将那棵松树盖得严严实实。
我不知道那只小猫后来怎么样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听不到它的叫声了。我朝着树顶的方向，喊了好几次它的名字，却没有回应。空气中只剩下沉默。
也许那只猫夜里总算从树上下来，然后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但去了哪里呢？）或者一直下不来，在松树的枝杈间耗尽力气，再也发不出叫声，逐渐衰弱而死了吧。后来，我经常坐在檐廊上，仰头望着那棵松树浮想联翩。我想象着那只白色的小猫张开娇嫩的爪子，死死抱着树枝的样子。想象它就这样死在枝杈间，渐渐干瘪。
这是我的童年与猫有关的另一个清晰的回忆。它给还年幼的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下来比上去难得多。”说得更笼统些就是——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
无论如何，我在这篇私人化的文字中，最想说的只有一点。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就是，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儿子。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可越是坐下来深挖这一事实，就越会明白无误地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偶然。最终，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把这份偶然当成独一无二来生活罢了。
换句话说，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名的一滴。是确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即使它会被轻易吞没，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不，应该说，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我们才更应铭记。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想起夙川家的院子里，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树。想起那也许已在上面化为白骨，却还像无法消散的记忆一般紧抱着树枝的小猫。然后想到死亡，想到从令人目眩的高处朝着地面垂直下落的艰难。
昭和是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年至1965年。
汉传佛教十宗之一，以大乘佛教净土信仰为根源，起源自北魏，至唐代成为独立宗派并传入日本。
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主运动。这段时间日本社会相对稳定，迎来“明治维新”后的又一个盛世。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后称为“大正民主”。
高滨虚子（1874—1959），俳句诗人。对现代日本俳句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大阪府大阪市和兵库县神户市两大城市之间的区域，主要为兵库县东南部。
日语现行字体中以“弁”字统一替代了同音的“辩”“辨”等字。
日本本州岛中西部的区域，通常意义上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三重县、滋贺县、和歌山县。
预科练习生制度原本是日本海军为培养飞行员而设立的，简称“预科练”。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经验不足的练习生被编入特攻队，实施自杀式袭击。
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地域名称，是大阪的商业中心。
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法国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一出生便交由奶妈抚养，住在外婆家。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浓重的个人传记色彩。擅长在作品中将人的感情推向极端的处境，来安排、讲述人物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保有的军队（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为了与“二战”后日本成立的自卫队相区分，有时会被称作“旧军”。
通过补充兵役进入日军部队的士兵被称作“补充兵”。补充兵役是日本当时的兵役之一。符合一定的征兵标准，但当下未服役者，在特定情况下会被临时召集服役，以补充兵力。
代表日本高等教育最强实力的学府之一。1897年至1947年间曾用“京都帝国大学”作为校名。随着1947年日本正式将“帝国”二字移出国号，京都帝国大学也改称“京都大学”。从未以“脑子是否好使”为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这一点和学界有很大区别。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反正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师管指1873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在军事层面对日本本土所做的地域划分。各地师管分别负责当地的军队行政和警备事务。留守师团通常指师团出征后编组的常备师团，作为出征师团的补充。
水上勉（1919—2004），日本小说家。长年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多次访问中国，曾先后担任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和最高顾问。其作品多反映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并对战争提出控诉。
日本的学校一般于四月开学，三月毕业。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运动员西田修平和大江季雄分别获撑杆跳项目的亚、季军，两人将银牌和铜牌切开，各分给彼此一半，此事被称为“友情的奖牌”。
日本京都府舞鹤市，位于京都市的西北部。
日语中“玉碎”一词源自中国典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太平洋战争中，面对全军覆没的败绩，日军大本营有意选用“玉碎”一词取代“全灭”，一方面为防止士气低落，另一方面也为淡化自己指挥失败的责任。
田边圣子（1928—2019），日本小说家，紫绶褒章、文化勋章获得者。写作以恋爱小说为主。1964年，作品《感伤旅行》获第五十届芥川奖。
约翰·福特（1894—1973），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他导演的西部片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以非凡的艺术成就和强烈的风格特征深刻影响了这类影片的发展。
沟口健二（1898—1956），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对女性命运的悲剧描写展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缩影，令他立足于世界电影大师之林。
丰田四郎（1906—1977），日本电影导演、编剧。以怀旧主题和女性作品获得极高赞誉。
能体现季节特征的词语或事物名称，是俳句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德川时代的俳句大师。其俳句在日本历久不衰，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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