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对父亲的记忆。
我对父亲的记忆自然有许多。毕竟自出生以来，直到十八岁离家，我一直与他以父子的关系，在不算宽敞的家中，在一个屋檐底下，天经地义地共度了每一天。我和父亲之间——恐怕就像世上大多数父子一样——既有开心的往事，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回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如今仍不时在我脑海中苏醒的、历历在目的影像，却不属于以上任意一种，只是极为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片段。
比如有过这样的事。
住在夙川（兵库县西宫市）的时候，我们曾到海边扔一只猫。不是幼猫，而是一只已经长大的母猫。为何要把一只这么大的猫扔掉，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当时住的房子是一座带院子的独栋，有足够的空间养猫。可能是这只流浪猫来我家后肚子渐渐大了，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崽，但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总之和现在相比，遗弃一只猫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不至于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毕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谁会特意给一只猫绝育。当时我大概还在上小学低年级，可能是昭和三十年代的头几年吧。家附近还留有战争中遭美军轰炸的银行建筑，已经是断壁残垣了。那是战争的伤痕还未消失的年代。
总而言之，父亲和我在某个夏日的午后，去海边遗弃那只母猫。父亲踩着自行车，我坐在后面，抱着装猫的箱子。我们沿着夙川走到香栌园的海滩，将箱子放在防风林里，头也不回地匆忙回了家。我家离海滩大概两公里。那时还没开始填海，香栌园海滩还是热闹的海水浴场。那里的海水很干净，放暑假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和朋友一起去那里游泳。那时候的孩子随随便便就去海里游泳，家长基本都不会管。因此我自然越来越能游，想游多久就游多久。夙川里鱼很多，我还在河口捞到过一条大鳗鱼。
总之，父亲和我将猫放在香栌园海滩，说了句“再见”，便骑车回家。下了车，我想着“怪可怜的，但也没办法”，“哗啦”一声拉开玄关的门。没承想，明明刚扔掉的猫“喵”地叫着，竖起尾巴亲切地来迎接我们了。原来它抢在我们前头，早就到了家。它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回来，我实在想不明白，毕竟我们是骑车直接回家的。父亲也无法理解。以至于一时之间，我们都无言以对。
我还记得父亲那时一脸的惊讶。但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最后好像还松了口气。于是，那之后家里还是将那只猫养了下去，带着一种无奈——做到那个地步它还是找回家来，也就只好养下去吧。
我家里一直有猫。在我看来，我们一家和猫儿们关系融洽，过得不错。这些猫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没有兄弟姐妹，猫和书就是我最珍贵的伙伴。我最喜欢在檐廊上（那个时代，人们的房子大多都带檐廊）和猫一起晒太阳。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将那只猫扔掉呢？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反对呢？直到今天，这些疑问——连同猫为什么先我们一步到家——仍然是我难解的谜题。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与父亲有关（顺带一提，父亲名叫村上千秋）。
每个早上，父亲吃早饭前都要在佛龛前闭着眼睛，长时间专注地念诵佛经。哦，那不是佛龛，而是一只小玻璃盒，里面装着菩萨像。小小的菩萨像雕刻得细腻而优美，放在圆柱形的玻璃盒子中间。不知道这只盒子后来去了哪里。父亲去世后，我就没再见过那尊菩萨像了。它仿佛不知不觉中消失在某个地方，事到如今，只留在我的回忆里。父亲每天早上诵经的时候，为什么不对着一般的佛龛，而要对着那只小小的玻璃盒呢？这也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之一。
可总之，这是父亲重要的习惯，意味着一天的开始。据我所知，父亲一天都不曾懈怠这“早课”（他是这样称呼的），这项日复一日的功课谁也不能打搅。父亲的背影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势，教人难以轻松地与他搭话。在我看来，那其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强烈的意念，无法用“每天的习惯”之类简单的字眼来形容。
小时候，我问过一次：你在为谁诵经？他告诉我，是为了死在之前那场战争中的人们。为了死在战场上的友军，和当时敌对的中国人。除此之外，父亲没有更多的说明，我也没有再问。恐怕当时的情景中，有某种氛围一类的东西，让我无法再问更多。但我想那不是父亲本人在有意遮掩。如果我继续问下去，他大概也会解释些什么吧。可我没有问。倒不如说，是我心里的某种东西阻止了我向他发问。
关于父亲，我要做个大致的说明。父亲生于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是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一座名为“安养寺”的净土宗寺院住持的次子。那个年代大约只能用“不幸”二字形容。自他懂事起，闪电般短暂的“大正民主”和平时期便宣告结束，日本迎来黑暗而压抑的昭和经济萧条，不久又因中日战争而深陷泥沼，并渐渐卷入悲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又不得不拼尽全力，在巨大的混乱和贫困中艰难求生。父亲和每个普通人一样，肩负着那个不幸至极的时代微不足道的一角。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村上弁识，原本是爱知县一户农家的儿子，由于不是长子，考虑到今后的安身之计，家里安排他到附近的寺院修行。他大约还算是个优秀的孩子，在各家寺院辗转做过小和尚和见习僧，精进修行，不久京都安养寺便请他去做了住持。安养寺有四五百家施主，在京都算是相当大规模的寺院，祖父大可说是出人头地了。
高滨虚子访问安养寺时，还曾留下这样的俳句：
山门的芨芨菜啊安养寺
我在阪神间长大，鲜有机会探访父亲的老家——那座京都寺院。祖父去世时我又还小，对他的印象几乎都是模糊的。不过听说他的性格相当自由奔放，喝酒豪爽，喝完便醉，这是出了名的。还听说他人如其名，能言善辩，在僧人中算是很有才华的，也颇有威望。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豪放磊落，身上有种领袖气质，说话时声音清晰洪亮。
祖父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没有），一向身体健康，却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早上八点五十分左右，横穿连接京都（御陵）和大津的京津线山田道口时被电车轧死了。道口位于东山区山科北花山山田町（祖父当时的住处），没有安全员。那一天，恰好有大规模台风袭击近畿地区（当日东海道线也有部分暂时停运），雨势猛烈，祖父撑着伞，可能没看到沿弯道驶来的电车。他好像还有些耳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祖父死在台风夜拜访施主后回家的路上，当晚可能还喝了些酒。但翻查当时的报纸，报道的内容却完全不同。
我记得，得知祖父去世的那天晚上，父亲急匆匆地要从夙川赶往京都，而母亲紧抓着他不放，哭着哀求：“其他的事我不管，但京都那座寺，你可一定不要接手啊！”那一年我九岁，而这个画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老影院上映的黑白电影中一幕让人难忘的情景。父亲面无表情，只是安静地听着，默默点头。具体的事他们什么也没说（至少我什么也没听到），但多半那时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我隐约有这种感觉。
前面提到，祖父有六个孩子，都是男孩。其中三人应征入伍，不知该说是奇迹还是幸运，战争结束时竟全都平安，无一人受重伤。他们之中一人曾奔赴缅甸战场，徘徊于生死之间；一人是特攻队预科练习生中的幸存者；父亲也是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这部分后面会写）。尽管如此，至少所有人都保住了性命。并且据我所知，六个孩子里一多半都有僧人资格——级别暂且不论。祖父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了相关的教育。顺带一提，父亲的级别是“少僧都”。在僧人的等级中大约是中等偏下，相当于部队的少尉级别。每到夏天盂兰盆节那阵，兄弟几个都聚到京都住下，分头去施主家拜访，这已经成了家族的习惯。到了晚上，大家便在一起大口喝酒，似乎整个家族都有嗜酒的基因。那段时间，我也跟着父亲去过京都几次，不过京都盛夏的酷暑着实让人吃不消。裹着法衣，骑自行车或走路一户户地寻访施主，一定是极为辛苦的差事。
所以祖父弁识过世时，由谁继承那座寺庙便成了一个沉重而不容忽视的问题。祖父的孩子们几乎都已各自成家，有了各自的事业。老实说，谁都没想到祖父走得这样早、这样仓促。对大家来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晴天霹雳。祖父去世时虽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怎么看也不像是将死之人——如果他没在台风天的早上撞上有轨电车的话。
祖父死后，兄弟六人究竟是怎样商量的，我并不清楚。当时，长子已经在大阪税务所做到股长，次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一直在阪神间一所名叫甲阳学院的初、高中一体制私立学校教国文。其他几个兄弟有的是老师，有的还在读佛教大学。六兄弟中有两人成为别人家的养子，改了姓。总之，他们聊到最后，没有谁主动提出“既然这样，就由我来继承吧”。继承一座如此规模的京都寺院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家人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被祖父撇下的祖母性格要强，甚至可以说很不好惹，任谁都能想到，儿媳要伺候好婆婆绝非易事。更何况我的母亲是大阪船场一家老字号店铺（店铺已在战时轰炸下被烧毁）的长女，个性张扬，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都不适合做京都寺里的媳妇。成长的文化背景太不同了。母亲哭着求父亲千万别继承寺庙，也有她的道理。
我擅自推测，当时虽然没人开口，但周遭大约早已有了笼统而一致的想法，或者说，一大家子人都抱着没来由的期待，认为父亲是最适合继承住持之位的人。每当想到祖父去世的那个夜晚，母亲哭求父亲时那决绝的语气，我都忍不住去这样猜测。祖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村上四明原本似乎想成为一名兽医，后来虽然经历一波三折，战争结束后去了税务所供职，但他应该不至于因此就抱定早早去做和尚的打算。
依我这个做儿子的看来，父亲本性是个认真的人，责任心也很强。尽管他在家里有时会沉着一张脸，特别是喝酒后容易挑三拣四，但平时还是挺有幽默感的，也擅长在人前讲话。从各方面综合考虑，他大概是适合做和尚的。虽然没怎么继承祖父豪放磊落的一面（不如说反倒有些过于敏感），但他举止温文尔雅，让人觉得踏实，还秉持着与生俱来的纯洁信仰。大概他也清楚，自己的性格大体来说适合出家。
他自己原本希望留在研究生院做一名学者，但说不定也想过，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去当和尚。我猜想，如果他单身，对继任住持一事也许就不会那么抗拒。可当时他已经有了必须守护的东西——自己的小家。想到一家人商量此事的情景，父亲苦恼的神情似乎就在我眼前。
不过，最终还是长子——我的伯父村上四明从税务所辞职，举家搬进寺院，继任住持的名号，接管了安养寺。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纯一子承父业，成了现在安养寺的住持。父亲那辈六个兄弟，包括父亲在内都已去世。留到最后的叔父——那位从预科练回来的——也是几年前就走了。这位叔父爱对年轻人说教，在京都的大街上看见右翼的宣传车，他就会念叨：“你们这些家伙没见识过真正的战争，才敢这么胡说八道啊……”
按照纯一的话说，最后是伯父四明负起长子的责任，或者说遵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了继任安养寺住持的使命。应该说，是不得不接受这一使命。当时来自施主的压力远比现在要大，那世道大抵也不允许他们恣意妄为。
父亲小时候，好像曾被家里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里当小和尚。那恐怕还有送给人家当养子的意思。但父亲从未和我讲过那些。他本就不愿多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不愿对我讲起。也或许那些事情他不想对任何人说。我有这种感觉。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堂兄弟纯一。
像我的祖父弁识经历过的那样，那时有不少孩子多的人家为了少一张吃饭的嘴，就把长子之外的孩子送给别人家做养子，或者送到什么地方的寺院去当小和尚。可父亲给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院后没多久，就回了京都。家里对外人的说法是小孩因为天冷冻坏了身子，而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父亲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被送回老家后，父亲没再被送去其他地方，一直留在安养寺，作为祖父母的孩子平凡地长大。但我能感觉到，那段经历恐怕在父亲年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我没有能说清个中原委的证据，只是父亲身上确实散发着那样的气息。
我忽然想起了扔猫那天父亲的模样：看到那只本应被丢在海边的猫抢在我们前面回了家，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接着好像还松了口气。
而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我生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作为独生子，父母相对精心地呵护我长大。被父母“抛弃”这种短暂的经历会给孩子的心灵蒙上怎样的阴影，我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只能凭空想象“大抵是这样的吧”。不过这类记忆恐怕会成为看不见的伤痕，纵然深浅和形状会逐渐变化，也还是会纠缠人一辈子。
读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传记，我了解到，特吕弗也在幼年被迫离开父母（他的父母几乎视其为包袱，将他遗弃），被别人收养。而他终此一生都不断通过作品探究“被遗弃”这一主题。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难忘的沉重回忆，我们无法用言语向人完整地诉说它的真实样貌，只是就这样无法言尽，就这样活下去，渐渐走向死亡。
京都净土宗的寺院分为知恩院和西山两派，蹴上的安养寺属于西山派。也许将净土宗西山派和净土宗知恩院派看作两个不同的、教义各自独立的宗教团体更为准确（尽管连专家都很难解释清楚这两派教义的区别）。西山专门学校是长冈京市光明寺的附属院校，现在改名为京都西山短期大学，设有几种不同的学科，但以前是学习佛教的专门教育机构。想做寺院的住持，必须在这里接受专业教育，并且在学校旁边的光明寺修行三周（包括在寒冷的季节里，每天三次兜头淋一盆冷水），取得僧人应有的资格。
我的父亲一九三六年从旧制东山中学毕业，十八岁起就读于西山专门学校。不知道他本人当时想如何发展，但身为住持的儿子，他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在从那所学校毕业前的四年里，他有缓期应征入伍的权利，却忘了去办理正式的公务手续（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二十岁的时候，学上了一半便被叫去服兵役。虽说不过是手续上的差错，可一旦流程走到了这一步，是不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弄错了”就管用的。所谓的官僚和军队组织便是如此，公文就是一切。
父亲被分配到隶属于第十六师团（伏见）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福知山）。福知山的联队总部如今是陆上自卫队第七普通科联队的驻扎地，大门柱子上仍然挂着“步兵第二十联队”的牌子。旧军时代的建筑几乎都原样保留下来，现在成了“史料馆”。
第十六师团以步兵第九联队（京都）、步兵第二十联队（福知山）、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三重县津）这三支队伍为根基组建。父亲的籍贯在京都市内，却没有被编入第九联队，而是被分到遥远的福知山联队。个中缘由无人知晓——
以前我一直是这样以为的，但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父亲当年并非隶属于步兵第二十联队，而是同为第十六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这支联队也不在福知山驻军，而是归驻扎于京都市内伏见区深草的司令部管辖。而我以前为什么会认定父亲隶属的是福知山的步兵第二十联队呢？这一点后面会写。
总之，由于一直坚信父亲隶属第二十联队，我过了很久，才开始详细调查他的从军履历；或者说，是在下定决心上用了很久。父亲去世后，足有五年的时间，我想着一定要调查，却迟迟没有落到实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步兵第二十联队是攻陷南京时最先头的部队，并因此“扬名”。提起京都的部队，人们总有一种稳重的印象（他们也确实被笑称为“朝廷的部队”），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总是充溢着血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父亲是否曾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参加了南京战役，也因此总是很抵触去详查他的从军记录；父亲生前，我也不愿直接向他仔细打听战争时的故事。就这样，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什么也没有说，平成二十年（二〇〇八年）八月，父亲因多处扩散的癌症和重度糖尿病，在京都西阵的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岁。与病魔多年的缠斗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但他一直意识清醒、记忆清楚、口齿清晰，这是他走到生命尽头时仅剩的东西。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入伍。步兵第二十联队抢在最先头攻陷南京、“远扬威名”是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所以说，父亲以一年之差，堪堪避过了南京之战。听闻这一事实，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南京之战后，第二十联队继续在中国各地展开白热化的战斗。第二年五月攻陷徐州，又在一场激战过后攻陷武汉，一路追着退军向西推进，马不停蹄地持续作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父亲以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特务二等兵的身份乘运输船从宇品港出发，当月六日登陆上海。登陆后，似乎和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根据陆军战时名簿的记载，除了主要负责补给和警备任务外，他还参加了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十月二十五日），以及次年汉水的安陆作战（三月十七日）和随枣会战（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追寻父亲的足迹，我发现那是一段相当让人吃惊的行军距离。一支连机械化都未完全实现，也难以指望燃料充足补给的战斗部队——马几乎是唯一的代步工具——要走这么远的一段路，一定是一趟异常艰难的苦行。据说在战场上，补给跟不上，粮食和弹药长期不足，士兵穿的也是破衣烂衫。由于环境不卫生，霍乱等一系列瘟疫蔓延，情况相当严峻。当时牙科医生人手不足，许多士兵还忍受着虫牙的折磨。以日本有限的国力，压制辽阔的中国大陆根本就行不通。即使能以武力镇压一个又一个城市，客观来说，长期占领一整片地区也是不可能的。
阅读当时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们留下的手记，便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处境有多悲惨。有的人坦率地留下证言，称很遗憾，当时的士兵有屠杀行径。也有的人坚持号称压根儿不存在屠杀，不过是在编故事。不管怎么说，二十岁的父亲作为一名辎重兵，被送到了血流成河的中国大陆战线上。顺便说一下，辎重兵的队伍主要负责照顾军队的马匹，也参与补给任务。那时的日军长期缺乏汽车和燃料，马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恐怕比部队本身还重要。辎重兵基本不直接参与前线战斗，但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轻装上阵（多数人只随身佩一柄刺刀），也常被对手从背后偷袭，损伤惨重。
父亲升入西山专门学校后立刻对俳句产生兴趣，加入了类似同好会的组织，从那时起创作了不少俳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俳句“上了头”。他在部队时写的几个俳句登载在西山专门学校的俳句杂志上，也许是从战场寄到学校的吧。
鸟归去叽叽喳喳向何方是故乡
是士兵也是僧人遥对明月双手合十
我不是俳句专家，判断不出这些句子究竟水平如何。不过，想象一位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吟咏这样的俳句时的模样，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自始至终，撑起这些句子的并非诗歌技巧，而是坦率的情绪表达。
他在京都大山中的学校里，为了成为一名僧人而求学。那很可能是诚心诚意的求学。可因为手续上的一点小差错，他不得不服兵役，接受严酷的新兵教育，接过三八式步枪，坐上运输船，被带到白热化的中国战线上。面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士兵和游击队，无休无止地辗转作战。那个世界处处与和平的京都深山寺院截然相反，父亲无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动摇，经历了激荡灵魂的矛盾。乱世之中，父亲似乎只是想安静地吟咏俳句，从中寻找安慰。寄托于俳句——或许也可以说是某种象征性的暗号——这一形式，能更真诚而直接地，表达那些用明文写在信上便要立刻接受审查的消息和心绪。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唯一且意义非凡的避难所。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依然坚持吟咏俳句。
仅有一次，父亲向我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刑过俘虏的中国士兵。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以怎样的心情告诉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已不甚清晰，只有这件事孤立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我还在读小学低年级，父亲淡然地讲起处刑的场面。一名中国士兵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依然没有乱了阵脚，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一动不动地闭着眼，安静地坐在那里。这名士兵不久被斩首了。那态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父亲说。他恐怕到死为止，都对那名被斩首的中国士兵怀揣深深的敬意。
至于同一支部队的战友是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士兵被处刑，还是被迫更多地参与到处刑过程中，我不太清楚。或许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也或许是父亲讲给我听时本就措辞模糊，如今已经无从确认了。但无论如何，那件事一定在他心里——在既是士兵又是僧人的他的灵魂中——留下了深深的芥蒂。
听说那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日军为了让新兵或补充兵习惯杀人，常会命令他们处死俘虏的中国士兵。吉田裕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军兵士》（中央公论新社出版）中这样写道：
据藤田茂回忆，一九三八年年末到一九三九年，他任骑兵第二十八联队队长时，曾这样训诫联队的全体军官：“杀人是让士兵尽快习惯战场的方法。也就是测试他们的胆量。用捕虏（即俘虏）来试就行。四月又要补充一茬新兵了，必须尽快制造这样的机会，让新兵坚强起来，适应战场。……比起枪杀，用刺刀更有成效。”
杀害不抵抗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可当时的日军似乎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为自然的。其首要理由是，日军战斗部队没有照料战俘的余力。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正好是父亲作为新兵被送到中国大陆的那段时间，下等士兵被强迫执行这样的任务，也绝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印象中父亲告诉我，这类处刑大多用刺刀执行，但那一次用的是军刀。
总之，父亲忆起的用军刀斩断人脖子的残忍场面，毫无疑问在幼小的我心里烙下了鲜明的伤痕。那幕画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模拟体验。换句话说，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当代词汇形容，就是“心理创伤”——部分地由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了下来。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质就在“承接”这一行为——或者说仪式之中。无论其内容让人多么不愉快、多么不想面对，人还是不得不接受它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父亲几乎没有对人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那恐怕都是他不愿回忆，也不想提及的过去吧。但唯有这件事，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以某种形式讲给继承自己血脉的儿子——就算会在双方心里留下伤疤，也必须这样做。这自然只是我的揣测，不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认为。
第二十联队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从中国撤回日本。父亲就这样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兵役，回到西山专门学校复学。紧接着，德军于九月一日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世界迎来剧烈动荡的时期。
当时接受征兵的现役兵服役时间是两年，父亲却不知为何只服了一年兵役。个中缘由我不清楚，或许他当时还是在校学生也是原因之一。
结束兵役复学后，父亲似乎依然热情地吟咏俳句。
哼着歌儿与鹿游希特勒青年团
（一九四〇年十月）
这首俳句多半是希特勒青年团来日本友好访问的时候作的。当时的纳粹德国是日本的友邦，抓住有利时机在欧洲作战，而日本还未正式对英、美宣战。说不上为什么，我个人很喜欢这一首。父亲从有些新奇的、不算普通的角度，截取了历史的一幕画面——一个小小角落的场景。远方血光冲天的战场和群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奈良的鹿）的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曾开心地在日本观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们，说不定不久就死在了严冬的东部战线上。
一茶忌悲伤俳句细品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这一首也打动了我。句中的世界似乎无限静谧，无限安稳。可要使内心风平浪静，想必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俳句背后，隐约飘动着危机四伏的混乱气氛。
父亲原本是喜爱学问的人，学习有时仿佛是他生存的意义。他爱好文学，当老师后也经常独自阅读，家里永远堆满了书。我十几岁就热衷于读书，兴许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他当学生的时候，成绩似乎也很不错，一九四一年三月以优等生的身份从西山专门学校毕业，接着就读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专业。当然是参加了入学考试的，要知道在那时，想从一天到晚学佛和修行的佛教类专业院校考入京都大学，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母亲以前常对我说：“你爸爸的脑子很好使。”父亲的脑子到底有多好使，我不知道。以前就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本来我对这类事就不太上心。大概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一个人的脑子是否好使，并没有那么重要吧。在我这行，和头脑灵光相比，心灵的自由和感觉的敏锐更能派上用场，因此——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几乎从未以“脑子是否好使”为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这一点和学界有很大区别。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反正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也许该这么说吧），与父亲相比，我对学问这东西一向没什么兴趣，念书时的成绩也一直不太出众。喜欢的东西就不懈努力去追求，不喜欢的东西则几乎漠不关心。我的性格以前就是如此，到现在也一点都没改变。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自然没有多糟，但也绝不是什么让周遭钦佩的好榜样。
这一点似乎让父亲有些失望。和自己年轻的时候相比，看着我这种难说是勤勉的生活态度，他恐怕觉得很可惜吧——“生在这样和平的年代，不被任何事干扰，想怎么学就能怎么学，为什么不在学习上多花些心思呢？”我想，他也许是希望我拿前几名的。还希望能由我代替他，昂首阔步地重走自己被时代耽误、无法迈步的人生。为此，他一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可我却没能圆满地实现父亲的期望，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校教的课大多都很无聊，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压抑。于是，父亲长时间怀着不满的情绪，我则长时间感受着痛楚（痛楚中包含无意识的愤怒）。三十岁时，我作为小说家出道，父亲似乎很是为我开心，但那时我们的父子关系已经很冷淡了。
直到现在，甚至是直到此时此刻，我的潜意识依然认为——或者说依然带着这种情绪的残影——自己一直以来都让父亲失望，辜负了他的期待。尽管跨过某个年龄段以后，已经看开了许多：“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那样的环境总是萦绕着某种含混的悔恨，怎么也无法用舒适来形容。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梦到在学校考试，考卷上的试题一道也不会。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而我完全招架不住。如果这次考试落榜，就大事不妙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梦。并且醒来时总是出了一身汗，让人难受。
不过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是认为，比起定在桌前解老师布置的难题、在考试中取得稍好些的成绩，还是多读喜欢的书、多听喜欢的音乐、去户外运动、和朋友打麻将，或者和女朋友约会更有意义。当然，如今再回头想想，自然能笃定地判断，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
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呼吸着不同时代的空气，背负着时代本身的重量活下去，也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默默成长吧。没有好坏之分，而是顺其自然。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也正没完没了地让他们的父母那代人头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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