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包括四个街区，金属乐震得大地战战兢兢，但也有接近福利机构、洋溢着家庭氛围的角落。家庭妓院的老板偕妻儿招待熟客时，恪守堂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卡雷尼奥的天主教徒道德和礼仪规范。有些愿当保人，允许熟客分期付款，跟新人上床。马蒂娜·阿尔瓦拉多在这行做得最久，偷偷地将入错行的教士放进来，人性化地收取一点点费用。没有欺诈性消费，没有如意算盘，也不会染上脏病。一战最后一批法国夫人，身体赢弱、神情忧伤地从傍晚起就坐在家门口的红灯下，等着仍然相信她们那些撩人的避孕套的孙辈前来。有的妓院房间里装了冷气，密谋者可在此碰头，从妻子身边逃走的市长也可在此暂避。

黑猫妓院的舞池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这家妓院被一位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瓜希拉女郎买下，成为商船水手的天堂。老板娘会唱英文歌，私下里也贩毒。在黑猫妓院大事记中，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夜晚：十二个挪威水手全拥在唯一一个黑人妓女的房前排长队，十六个白人妓女全坐在院子里打瞌睡。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阿尔瓦罗·塞佩达和基克·思科佩尔实在看不下去，用拳头教训了那帮水手。两个人赤手空拳，居然把十二个人打得落花流水。白人姑娘们幸福地醒来，抄起椅子，上前助阵。最后，他们语无伦次地赔礼道歉，封那个赤条条的黑人妓女为“挪威王后”。

红灯区外也有合法妓院或地下妓院，全部都有警察撑腰。其中一家位于贫民区，院子里有大株繁花盛开的巴旦杏树和一爿破破烂烂的小店，店里只有一间卧室和两张帆布床，安排邻家的贫血女孩陪不可救药的醉汉睡觉，好歹能挣一个比索。阿尔瓦罗·塞佩达偶然发现了这里。十月的一天下午，他闯进店里躲雨。老板娘请他喝啤酒，一下子给他两个女孩，让他轮流玩到雨停。阿尔瓦罗继续请朋友们来这儿喝冰啤酒，不是来找乐子，而是来教女孩们读书识字。他帮用功读书的女孩争取奖学金，送她们进公立学校，其中一个女孩在仁爱医院做了好多年护士。他还把房子买下来，送给了老板娘。这家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自然消失前，一直有个诱人的名字：“为糊口上床的女孩之家”。

为了陪我在巴兰基亚度过第一个历史性的夜晚，他们选择了黑人艾乌菲米亚妓院。那里庭院宽敞，水泥地面，可以在郁郁葱葱的罗望子树间尽情跳舞。茅屋多间，每小时五比索。桌椅颜色鲜亮，石鸻鸟悠闲地漫步其中。艾乌菲米亚丰腴动人，快一百岁了，在门口亲自坐镇，挑客迎客。桌上只有一件物品——简直不可思议——一枚教堂里的大装饰钉。姑娘们都是她亲手挑来的，天生丽质，知书达理，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喜欢墨西哥电影的阿尔瓦罗·塞佩达叫她们“坏女人伊尔玛”、“邪恶的女人苏珊娜”、“午夜圣女”什么的，很中某些姑娘的心意。

为了抹去伤痛的记忆，加勒比乐队无比陶醉地超高分贝演奏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新曲和博莱罗。在这里似乎根本没办法聊天，但我们都习惯扯着嗓子吼。当晚的话题由赫尔曼和阿尔瓦罗提议，有关小说和新闻报道的共性。他们津津乐道于约翰·黑塞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新作，而我则推崇新闻纪实作品《瘟疫年纪事》。后来我才知道，丹尼尔·笛福写的是他五六岁时伦敦发生的一场瘟疫。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聊到了《基督山伯爵》。他们三个早就讨论过：大仲马如何让一个天真、无知、贫穷、蹲冤狱的水手逃出铜墙铁壁的城堡，成为当世最富有、最有教养的人？对小说家们来说这是个谜。谜底是：当埃德蒙·唐戴斯被关进伊夫堡时，里面早已关着法里亚神父。神父在狱中向他传授智慧，告诉他新生活的起点：藏宝图和越狱方式。换言之，大仲马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让他们彼此交换了命运。唐戴斯越狱时，早已脱胎换骨，唯一不变的是他游泳健将的身体。

赫尔曼认为，很显然，大仲马将人物设定为水手，他才能被扔下海，从裹尸袋里钻出，游泳逃生。阿方索博学，却无疑牙尖嘴利。他反驳道：这提供不了任何保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麾下百分之六十的水手都是旱鸭子。见别人卖弄，他去撒点儿胡椒面，比什么都开心。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讨论文学之谜，柠檬朗姆酒，别人小口品，我大口喝起来。三人得出结论：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甚或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表现出的才华和驾驭信息的能力，使他不像小说家，更像记者。

最后，我总算明白，新友们无论读克维多、詹姆斯·乔伊斯还是柯南·道尔，都有收获。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幽默感，能整夜整夜地唱博莱罗和巴耶纳托，或将黄金世纪的名篇倒背如流。我们通过不同的路径达成共识，认为世界诗歌的巅峰是豪尔赫·曼里克的《悼亡父》。那晚我过得十分愉快，消除了对博学狂人的最后偏见，和他们成为朋友。喝着带劲儿的甘蔗酒，有他们陪伴左右，我不再腼腆拘束，感觉舒坦极了。那年三月在狂欢节舞蹈比赛中夺冠的“邪恶的女人苏珊娜”拉我去跳舞。他们赶走了舞池中的母鸡和石鸻鸟，围着我们喝彩。

舞曲是达马索·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五号》系列。跳完舞，我用仅剩的力气，抓起热带组合表演台上的沙球，打着拍子，又唱了一个多小时丹尼尔·桑托斯、阿古斯丁·拉腊和别恩维尼多·格兰达的博莱罗。纵情歌唱时，我感觉轻风拂来，身心舒畅。我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三个是为我自豪还是为我害臊，不过，当我回到桌边时，他们像自己人那样欢迎我。

当时，阿尔瓦罗又发起一个其他人从未与他讨论过的话题：电影，这是我的意外收获。我一向以为电影是一门子艺术，脱胎于戏剧而非小说。阿尔瓦罗不以为然，电影于他相当于音乐于我，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黎明时分，阿尔瓦罗又醉又困，摆出大师级出租车司机风范，把车开得稳稳当当，车上装的全是新书和《纽约时报》文学增刊。他把赫尔曼和阿方索送回家后，执意要带我回家，去见识他的书房。他的书房有三面书柜，从地到顶。他指着书，转了一圈，对我说：

“世上会写书的人就这么多。”

我很兴奋，忘了昨天又饿又困。酒精还在体内发酵，让我醺醺然。阿尔瓦罗给我看他的最爱，西语和英语的都有。他声音嘶哑、头发蓬乱、眼神无比癫狂地逐一道来，有阿索林和萨罗扬——他的两个软肋——以及别的一些作家，他对他们的生平如数家珍。我第一次听到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个名字，他称她为老女士伍尔夫，还有老先生福克纳。我的惊讶更让他不能自已，他抓起那一摞向我展示的最爱，一股脑地放在我手里。

“别傻了，”他对我说，“这些全拿走，看完我去取。”

对我而言，这是一摞难以想象的宝贝，可我连个狗窝都没有，书没处放，不敢冒这个险。最后，他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西班牙语版《达洛维夫人》送给我，不由分说地断言：你会将它倒背如流。

天渐渐亮了。我想坐头班车回卡塔赫纳，阿尔瓦罗非让我在房里的另一张床上睡下。

“去他妈的！”他用最后一点儿力气说，“就在这儿住下。明天，我们给你找一份好工作。”

我和衣躺下，这才感觉到身子无比沉重，人还活着。阿尔瓦罗也和衣躺下，我们俩一直睡到了上午十一点。他母亲是既可敬又可怕的萨拉·萨穆迪奥，她以为独生子死了，用拳头擂门。

“甭理她，大师。”阿尔瓦罗从睡梦深处对我说，“她天天早上这么说，糟糕的是总有一天会言中。”

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回到卡塔赫纳，佛朗哥·穆聂拉家中的饭后朗诵不再是黄金世纪诗歌和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而是《达洛维夫人》选段，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的胡言乱语。我性情大变，变得急不可耐、令人费解，埃克托尔和萨巴拉老师说我在刻意模仿阿尔瓦罗·塞佩达。古斯塔沃·伊瓦拉对我报以加勒比式的同情，觉得我讲述的巴兰基亚之夜很有趣。他推荐的古希腊作家越来越多，还故意漏掉了欧里庇得斯，却从未向我解释理由。他带我发现了梅尔维尔：莫比·迪克的壮举，那段在鲸鱼肋骨组成的庞然穹顶下，对世界各海域资深捕鲸人有关约纳的振聋发聩的训诫。他借给我纳撒尼尔·霍桑的《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曾一起试图在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流浪中寻找一种有关乡愁之致命性的理论，结果晕头转向，不得其所。半个世纪后，我在米兰·昆德拉的一篇大作中找到了答案。

同一时期，我只见过大诗人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独眼人”。他创造了一种安逸的生活方式：似死未死，似埋未埋，最重要的是无声无息。他住在古城中心古塔布隆街一栋古色古香的房子里，生于斯，长于斯，不扰人，鲜会客——几位老友除外，而他大诗人的名气在他的一生中持续增长，唯有身后名才能如此只涨不退。

人们都叫他“独眼人”，其实他仅仅是斜视而已，只不过方式特别，难以描述。《宇宙报》社长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是他的兄弟，别人问起“独眼人”，他总是回答：

“他就在那儿。”

听起来像敷衍，却是真话：他就在那儿。比谁活得都好，更妙的是，还是鲜为人知的活着。他洞察一切，决意走向自己的葬礼。人们说起他像说起一件文物，尤其是那些没读过他作品的人。事实上，自从来到卡塔赫纳，出于对他隐士生活的尊重，我并没有想着去见他。那年他六十八岁，是古往今来了不起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对此无人质疑，尽管大多数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的作品风格怪异，获此声名，殊难理解。

他的诗装在萨巴拉、罗哈斯·埃拉索、古斯塔沃·伊瓦拉和我的脑子里。我们总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准确无误地背出，为聊天助兴。他不孤僻，只是腼腆。我至今没见过他任何一幅画像（如果有的话），只见过出版物上替代画像的简笔漫画。老见不到，我们就忘了他还活着。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当天的稿子收尾，听见萨巴拉老师压着嗓门惊呼一声：

“妈的，是‘独眼人’！”

我从打字机上抬起头，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怪的男人。他比我想象中矮很多，头发白得发蓝，极不服帖，像借来的。他的左眼没瞎，但正如他的绰号所说的那样：有点儿歪斜。他穿着随意，深色粗斜纹布裤子加条纹衬衫，右手举到肩膀那么高，银质烟嘴里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没在吸，烟灰兀自往下掉着。

他径直走进他兄弟的办公室，两小时后才出来。当时，编辑部里只剩下萨巴拉和我，等着跟他打声招呼。两年后，他去世了，在忠实读者心里激起巨大震荡，但那似乎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复活了。他躺在棺材里，看上去不如生前那样像个死者。

同一时期，西班牙作家达马索·阿隆索和小说家妻子欧拉利亚·加尔瓦里亚托在大学礼堂举办了两场讲座。向来不愿打扰他人生活的萨巴拉老师破例请求与两位见面，古斯塔沃·伊瓦拉、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与我陪他同行，一见面便情投意合，交谈甚欢。我们在加勒比酒店的一间私人会客室里聊了四个小时，他们聊拉美初行之印象，我们聊作家梦。埃克托尔带去一本诗集，我带去发表在《观察家报》上的一个短篇的复印件。他们坦诚地表达了保留意见，我们两个对此都很看重，因为那是一种间接的肯定和夸赞。

十月，我在《宇宙报》报社看见贡萨洛·马利亚里诺给我的留言，说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在郁金香客栈等我。那是位于博卡格兰德海滨的一家令人难忘的膳宿公寓，距约二十年前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着陆点只有几米。在大学里跟我一起吟诵诗歌的贡萨洛已是一名开业律师。穆蒂斯在一家由飞行员创建的国有航空公司任公关部经理，邀请他去看海。

穆蒂斯的诗和我的短篇至少有一次登在同一期增刊《周末》上，这已足够开启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全世界无数的地方，我们每次见面都开始聊的那仍旧没结束的话题。起初是子女，然后是孙辈，他们常问：你们在聊什么，聊得这么起劲？我们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一直在聊同样的事儿。

我和文艺界人士的神奇友情给了我勇气，使我熬过了如今想来依然是人生中最没把握的那几年。七月十日，我在《宇宙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句号，另起一段”——熬了三个月，没能熬过初学者那道坎儿，不如把专栏停了，及时抽身。我转去写不用担责的社论，不署名，除非必要。就这样，我天天按部就班地熬着，直到一九五〇年九月，装腔作势地写了篇文章评埃德加·爱伦·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是我这时期写得最差的。

那年一整年，我一直缠着萨巴拉老师，请他教我写专题文章。他脾气古怪，迟迟不做决定。不过，他给我丢下一个谜团，让我辗转反侧。圣克拉拉修道院里埋着个十二岁的姑娘，死后两百年间，头发长到了二十二米多长。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会把这个谜团写进一本有着许多不祥暗示的浪漫小说。那段日子，我状态不佳，无心思考，乱发脾气，无故旷工，直到萨巴拉老师派人前来规劝。我运气好，通过了法律系二年级期末考，只挂了两科，可以升三年级。不过，有传闻说是报社向学校施加了政治压力，我才如此顺利。有人持假军官证在电影院门口拦住我，招募我去执行旨在破坏公共秩序的报复性任务，也是靠社长出面摆平的。

那些天，我对政治局势一头雾水，连公共秩序不断恶化导致又戒严了都不知道。新闻审查严格了好几倍，社会环境糟糕透顶，普通罪犯加政治警察害得农村人人自危。暴力迫使自由派人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达里奥·埃昌迪亚是民法专家中的专家，天生的怀疑论者，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忠实读者，适合做自由派候选人的他支持自由派在选举中弃权，为劳雷亚诺·戈麦斯的当选扫清了道路。戈麦斯人在纽约，遥控执政。

当时，我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不幸不仅揭露了保守派的恶劣行径，更表明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恶劣的变化。我们常去“洞穴”，一天晚上，我一时兴起，炫耀起自己的为所欲为。萨巴拉老师正想喝汤，勺子停在了半空，目光从镜框上方射下来，冷冷地将我打断：

“告诉我，加夫列尔，你做这些混账事的同时，有没有意识到国将不国？”

他一针见血。烂醉如泥的我大清早在烈士路的一把长椅上躺倒就睡，被瓢泼大雨浇成了落汤鸡，患肺炎，住院两周。第一代抗生素压根不管用，还恶名在外，传言有可怕的副作用，容易导致性功能早失。我瘦成了一把骨头，面色苍白。爸妈来信，说我工作太累，让我回苏克雷休养。《宇宙报》更夸张，登告别社论，誉我为“大师级记者兼作家”；另一篇文章说我创作了子虚乌有的小说《切干草》，连书名都不是我起的。何况，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再去搞文学创作。那个莫名其妙的书名是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信手胡编的。为了激发论战，丰富观点，他还杜撰过一个地道的拉丁美洲作家，名叫塞萨尔·格拉·巴尔德斯，在《宇宙报》上发布他抵达卡塔赫纳的消息，我也在专栏“句号，另起一段”中向他致以问候，希望能一扫尘埃，唤醒真正意义上的拉丁美洲叙事文学。多年以后，那部埃克托尔给起了个漂亮名字的子虚乌有的小说不知为何出现在一篇书评中，说它是新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

就我那些日子的心境而言，苏克雷的环境令人满意。我给赫尔曼·巴尔加斯写信，让他给我多寄些名家名作来，休养的半年，我想一头扎进书堆里。苏克雷遭遇洪水，爸爸不再为药店所累，在镇子入口盖了栋房子，所有孩子都能住下。十六个月前，埃利希奥出生，算上我总共十一个兄弟姐妹。房子面积大，采光好，会客用的露台对着一条浑水河，窗户敞开，一月的轻风徐徐吹入。共六间卧室，通风良好，一人一张床，不像过去，两人一张。挂吊床的铁环高高低低，连过道里都有。院子没有铁丝栅栏，与山相连，山上栽着属于公共财产的果树，自家和别家的动物在卧室里散步。妈妈怀念童年在巴兰卡斯和阿拉卡塔卡的院子，于是把新家当养殖场，鸡鸭散养，为所欲为的猪拱进厨房吃午饭。我们仍旧能趁夏天开着窗睡觉，听母鸡在鸡架上喘气，闻到熟透的刺果番荔枝的香味，清晨，它们从树上簌簌掉落，发出一阵密集的声响。妈妈总说：“听上去像孩子们弄出的声音。”爸爸只有早上工作，为几个顺势疗法的忠实信徒看病，然后在两棵树间挂张吊床，躺着读一切印成铅字的东西。他爱上了打台球，说是能抚平暮日的忧伤。他形象大变，上街不再打领带、穿白色粗斜纹布西装，只穿青春洋溢的短袖衬衫。

两个月前，外婆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去世了。她眼睛瞎了，脑子锈了，弥留之际回光返照，一个劲儿地唠叨，家人的秘密一说一个准。咽气前，她成天挂在嘴边的是外公的退伍金。爸爸在棺材里铺了石灰，往她身上抹了防腐的芦荟汁，以减缓尸体的腐烂速度。外婆一生钟爱红玫瑰，妈妈也深受感染，她在院子深处辟出一方花园，专门种红玫瑰送到外婆坟前。红玫瑰开得异常绚烂，连外地人也会慕名而来，想知道如此瑰丽的玫瑰究竟是上帝造化还是魔鬼弄人。

家中时过境迁，我的生活和脾性也随之改变。每次回家，我都感到异样：爸妈从内到外都变了，弟弟妹妹出生了，长大了，彼此很像，容易搞混。十岁的海梅是六个月的早产儿，最晚离开妈妈的怀抱；埃尔南多（南奇）出生时，他还没断奶。三年后，阿尔弗雷多·里卡多（库奇）出生。又过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孩子埃利希奥（伊约）出生。那年假期，伊约开始满地乱爬。

算上爸爸婚前婚后的私生子——圣马可斯的卡门·罗萨和阿维拉多，来苏克雷跟我们住过；赫尔迈内·哈纳伊（艾米），妈妈对她视同己出，兄弟姐妹也都欢迎她；安东尼奥·马里亚·克拉雷特（托尼奥），在辛塞由他母亲抚养成人，经常来看我们——总共有十五个孩子，只要有吃的，随便一坐，吃起来就像有三十个孩子。

我那几个年纪稍大的妹妹的描述可以让人对那些年家里的状况有个确切的印象：一个还没长大，另一个又出生了。妈妈也意识到她自己的疏忽大意，求女儿们帮着带更小的孩子。玛尔戈特见妈妈又怀孕了，吓得要死，她知道妈妈一个人带不过来，去蒙特里亚住校前，一本正经地求妈妈生完这个，别再生了。妈妈为了让她开心，又一口答应。妈妈坚信，智慧无边的上帝定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吃饭时总是一团糟，人永远都叫不齐。妈妈和大一点儿的妹妹们不停地给陆续到的人上菜，等到该吃饭后甜点了，又冒出一个嗷嗷待哺的娃，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到了晚上，小宝贝们一个个往爸爸妈妈的床上爬，说睡不着，因为太冷、太热、牙疼、怕死人、爱爸妈、忌妒兄弟姐妹。天亮时，所有人挤在一张床上。埃利希奥之后，家里再没有孩子出生，这要感谢玛尔戈特。她从寄宿学校回来，说不让生就不让生。妈妈说到做到，再也没生。

不幸的是，命运对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另有安排，她们终生未嫁。阿依达像爱情小说里描绘的那样，进修道院规规矩矩地待了二十二年，再也不可能找到拉斐尔或其他男人后，她才离开了修道院。玛尔戈特脾气不饶人，跟她的拉斐尔分了，双方都有责任。姐姐们命不好，妹妹们则不然。丽塔嫁给了初恋，有五个孩子、九个孙子，生活美满幸福。其余两个，莉西亚和艾米，也嫁给了意中人。当时，爸妈已经懒得再跟现实叫板。

家庭烦恼似乎与国家危机息息相关。政局不稳，经济起伏。危机像倒霉天气一般蔓延到苏克雷，蹑手蹑脚但步伐坚定地潜入了我们家。当时，我们靠所剩无几的存粮勉强度日，跟搬来苏克雷前，在巴兰基亚过的日子一样穷。可是，妈妈一点儿也不慌，多年的经验使她坚信，每个孩子胳膊底下都夹着他自己的那块面包。我得了肺病，从卡塔赫纳回来养病时，家里就是这种境况，还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苏克雷居民疯传我们的朋友卡耶塔诺·亨蒂雷和附近查帕拉尔村的小学教师关系暧昧。那位小学教师年轻漂亮，不轻浮，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和卡耶塔诺属不同社会阶层。这并不奇怪，卡耶塔诺是个风流浪子，总是在追女孩子，不仅在苏克雷，在卡塔赫纳也是如此，在那里读完中学的他开始主攻医科。不过，我们此前没听说他在苏克雷交了新女朋友，甚或舞场上的心仪舞伴。

一天晚上，我们见他骑着高头大马从庄园来。女教师坐在马鞍上，握着缰绳；他坐在后面，搂着纤纤细腰。镇上的人那么爱嚼舌根，他们竟胆大包天，在人流高峰期如此亲密地进入中心广场，让人大跌眼镜。无论是谁打问，他都解释，说天晚了，她站在校门口，想搭车来镇上，正好被他撞见。我跟他打趣，说小心一觉睡醒，匿名帖找上门。他酷酷地耸耸肩，还是那句俏皮话：

“对有钱人，他们不敢。”

确实，匿名帖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那只是国民宣泄政治不满的一种方式，惧怕匿名帖的人终于又能睡上安稳觉了。另一方面，回来没几天，我感觉爸爸的党内伙伴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原因是我在《宇宙报》上发表反保守派政府的文章。其实不然。自从报社决定不再追问“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即使迫不得已写政治文章，我也无须署名，责任由报社负；而我署名的专栏则无疑立场明确，对国家悲惨的现状表示不满，反对暴力与不公正，绝无党派色彩。其实，当年乃至以后，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他们的指控让爸妈惴惴不安，妈妈开始给圣徒们点蜡烛，求他们保佑，尤其当我迟迟不归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周围气氛压抑，决定少出门为妙。

在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一个模样怪异的男人来到爸爸的诊所。他就像自己的鬼魂，皮肤透明，骨头清晰可见，肚子肿大紧绷，像一面鼓，只需一句话，便令人难忘：

“医生，他们害我肚子里长了只猴子，麻烦您帮我取出来。”

爸爸检查完，发现这个病他治不了，介绍那人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没找到病人口中的猴子，而是找到一个无定形、有生命的庞然怪物。我在意的不是他肚子里的野兽，而是病人口中神奇的“蛇村”。那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在苏克雷境内，要到达那里只能穿过烟雾弥漫的沼泽地区。受到冒犯时用伤害报复，比如让魔鬼幼子长在人肚子里，这类事在“蛇村”司空见惯。

“蛇村”村民笃信天主教，但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信，凡事都有咒语；他们信上帝、圣女和三位一体，此外，任何展现神之能力的事物都是他们敬奉的对象。肚子里长邪恶的野兽，居然请外科医生行旁门左道，他们会觉得匪夷所思。

很快，我惊讶地发现，在苏克雷，人人都知道有个“蛇村”，只是去一趟，就要冲破所有地理障碍和心理障碍。最后，我偶然发现“蛇村”专家就是我朋友安赫尔·卡西。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四月九日，我们在他的护送下穿过臭气熏天的瓦砾堆，用无线电给家人报了平安。我找到他，他说起几进“蛇村”的离奇遭遇，头脑比那天更清晰。于是，我知道了那片广袤王国的主人和首领马尔科西塔的所有事。她懂得行善或施恶的咒语，只需描绘患者的体型体貌和具体方位，就能让奄奄一息的患者下床，也能派一条蛇穿过沼泽，六天后直取敌人性命。

她做不到的只有起死回生，那是上帝的特权。她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据说她活到了两百三十三岁，不过六十六岁后便停止衰老。临死前，她召集她数量惊人的羊群，让它们围着房子转了两天两夜，直到形成了“蛇村”沼泽。那是一片无边的水潭，覆盖着磷光闪闪的银莲花。据说，沼泽中央有棵金葫芦树。每年十一月二日亡人节，树干上系着一只独木舟，无人掌舵，在白色鳄鱼和金色响尾蛇的守护下，驶向彼岸，马尔科西塔在那儿埋下了无尽的宝藏。

自从安赫尔·卡西跟我说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拜访人间天堂“蛇村”就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愿望。我们准备了灵符护身的马、隐身独木舟和神奇的向导，总之，万事俱备，只待出发，即可撰写一篇超自然现实主义报道。

骡子连鞍鞯都套好了。可是，我的肺病恢复缓慢，一同在广场上跳舞的朋友取笑我，年长的朋友大惊失色地教训我，迫使我将行期延后，终未成行。如今想来，福祸相依，没有了神奇的马尔科西塔，我沉下心来，从第二天起，埋首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最后只剩下书名：《家》。

我想写一部发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的有关“千日战争”的故事。去卡塔赫纳前，我跟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聊过这场战争，不过，那次会面和我的写作计划毫无关系。他送了我一本他父亲撰写的有关“千日战争”老兵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他父亲的照片，身着加勒比西装，胡子上沾着火药，多少让我回忆起我的外公。我忘了他父亲的名字，永远伴随我的是他的姓：布恩迪亚。因此，我认为我会写一本小说，取名《家》，讲述一段家族传奇，类似于我所在的家族，背景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几乎白打的那些仗。

起这个书名，是因为我不想让情节离开那个家。我写了若干个开头，设计了部分人物，起的全是家人的名字，后来还用到了其他书里。我对同一句话中邻近两个单词押韵这个弱点十分敏感，哪怕是元音韵。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宁愿不发表。我多次想过废掉布恩迪亚这个姓，它不可避免地会跟过去未完成时押韵，但我已经为这个姓设定好了具有说服力的身份，使它最终得以保留。

我正沉浸其中，一天早晨，苏克雷家中出现了一只无标识、无说明的木箱，由妹妹玛尔戈特签收，寄件人不详。她以为是卖了药店遗留下的物品。我也这么想，安心地在家吃早餐。爸爸也没打开，以为是我留在别处的行李，他忘了，我在这世上早已别无他物。十三岁就又是钉又是撬的弟弟古斯塔沃，不管三七二十一，撬开来再说。几分钟后，他大叫一声：

“是书！”

我的心先飞了过去。的确是书，没写寄件人，专业打包，满满一箱书。内附天书一封，是赫尔曼·巴尔加斯执笔的“象形文字”，行文倒是滴水不漏：“大师，寄书一箱，敬请学习。”签名的还有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外加一个鬼画符，经仔细辨认，出自我尚未相识的堂拉蒙·宾耶斯。他们只叮嘱了一件事：千万别剽窃得太明显。阿尔瓦罗·塞佩达的字条夹在福克纳的一本书里，笔画错综复杂，落笔匆忙，说他接下来那周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一年。

在妈妈把餐具收走的同时，我先把书摆上餐桌。我挥舞着扫帚，才把举着修枝剪来剪插图的弟弟妹妹和呼哧呼哧嗅着书香、以为那是一顿美餐的野狗赶走。我也把鼻子凑上去闻，新书在手，我总要闻闻书香。我随便拿，翻翻这本，看看那本，趁机读上两段。晚上看书，地方挪了三四次，要么不清静，要么就是灯熄了——通向院子的过道里的那盏灯，本来就像鬼火——黎明时分腰酸背痛。天上掉下这么一大块馅饼，能从中汲取哪些营养，尚不清楚。

共二十三本书，全是西班牙语版当代名家名作，而选书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先读，再学着写。有刚刚面世的译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五十年后，我已回忆不出完整的书单，而知情的那三位毕生挚友人已不在。其中只有两本是我读过的：伍尔夫女士的《达洛维夫人》和阿道司·赫胥黎的《旋律的配合》。印象最深的是福克纳的《村子》、《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野棕榈》。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好像还有他的另外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罗伯特·内森的《珍妮的画像》和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隔了半个世纪，有些书名我忘了，至少有一本海明威的，好像是短篇小说集，在他的作品中，巴兰基亚那三位最爱的就是那本；一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无疑也是短篇小说集。好像还有一本是不同凡响的乌拉圭短篇小说家菲利斯伯特·埃尔南德斯的，他刚被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发掘出来。接下来几个月，我把这些书通读了一遍，有些读得很仔细，有些则不然。就这样，我终于走出了文学创作的瓶颈。

得了肺炎，医生不让我抽烟，我就自己骗自己，躲在厕所抽。医生发现后，很严肃地找我谈，可我就是不听。在苏克雷，我试图不停歇地读收到的那些书的时候，就已经是拿前一根烟点后一根烟，抽到抽不动为止了。越想戒，抽得越凶，到后来一天四包，连吃饭时都要停下来抽烟；抽着烟睡着了，烟头点着了床单；对死亡的恐惧会在夜里随时把我惊醒，而只有靠抽烟才能承受那种恐惧。后来我决定：宁死不戒烟。

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还在抽烟。医生看过我的肺部x光片，吓坏了，告诉我，再过两三年，我将不能呼吸。我也吓坏了，枯坐好几个小时，啥也干不了。不抽烟，我看不了书，听不了音乐，说不了话——无论对方是敌是友。一天晚上，在巴塞罗那吃一顿闲散的晚餐期间，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其他人说，烟瘾也许在所有瘾中最难戒。我斗胆问他是何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却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对你而言，戒烟就像谋杀至亲。”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知为何——我也不想知道——我把刚点燃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不急不躁，无怨无悔，余生再未沾染。

另一种瘾也不好戒。一天下午，邻家女佣过来串门，和大家聊完，来到露台上，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有话跟我说。我只顾埋头看书，不予理睬，直到她问我：

“还记得玛蒂尔德吗？”

我不记得，但她不信。

“别装傻，加比托先生。”她特意拼给我听，“妮——格——洛——曼——塔。”

难怪，原来是她。“女巫”已是自由身，她的警察丈夫死了，留了个儿子。她还跟母亲和其他家人同住在原来那栋房子里，但卧室是隔开的，有独立的门通向墓地后方。我去看她，久别重逢，我们厮混了一个多月，回卡塔赫纳的日子一拖再拖，我想一辈子留在苏克雷算了。直到一天早晨，我从她家出来，天气跟玩俄罗斯轮盘赌那晚一样，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顺着屋檐，一路躲雨，实在躲不了，就一头冲到街上，水没过了膝盖。我运气不错，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她带我从花园小径绕回房间，免得让爸爸看见。一进屋，她就帮我把湿淋淋的衬衫脱下，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伸直胳膊，很嫌弃的样子，气呼呼地往屋角一扔。

“你又去找那个女人了。”她说。

我顿时傻了，问她：

“您怎么知道？”

“跟上次的味儿一样。”她不动声色，“幸好她男人死了。”

我很惊讶，妈妈第一次这么冷血。她也感觉到了，不假思索地表明立场：

“这是我第一回为某人的死幸灾乐祸。”

我大惑不解地问：

“您怎么知道她是谁？”

“唉，儿子！”她叹了口气，“你们的事，上帝自然会告诉我。”

最后，她帮我把湿淋淋的裤子也脱了，和其他衣服一块儿扔在了屋角。“你们呀，全都跟你爸爸一个德行。”突然，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用短麻屑毛巾帮我把背擦干，由衷地加上一句：

“上帝保佑，但愿你们跟他一样，做个好丈夫。”

妈妈严阵以待，细心呵护，效果很明显，我的肺炎没有复发。后来我发现，她故意细心再细心，是怕我再回到“女巫”电闪雷鸣的床上。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完全康复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卡塔赫纳，号称在写《家》，明明刚开了个头，却说得煞有其事，仿佛已经大功告成。萨巴拉和埃克托尔当我是回头浪子，好心肠的大学老师们对我则已无可奈何。与此同时，我继续十分偶然地给《宇宙报》写稿，报酬按工作量付。我作为短篇小说家的生涯几近中断，几乎是为了让萨巴拉老师高兴才写下寥寥几篇：《镜子的对话》和《三个梦游者的苦痛》刊登在《观察家报》上。这两篇虽然不像头四篇那样注重辞藻华丽，终究没有多大长进。

哥伦比亚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卡塔赫纳，预示着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年底，自由派遭到野蛮的政治迫害，宣布从整个选举中弃权，但没有放弃旨在推翻政府的地下斗争。农村暴力横行，农民逃往城市，可是，审查制度逼迫新闻媒体颠倒黑白。众所周知，被追捕的自由派在全国各地组织游击队，东部平原地区——占国土面积超过四分之一，堪称汪洋草场——的游击队已经成为传奇。总司令瓜达卢佩·萨尔塞多被传为神话人物——甚至是被军队——人们成百上千地秘密印制并分发其照片，将其奉上神坛，焚香膜拜。

德拉埃斯普列亚兄弟的消息似乎更灵通，城里人都特别自然地说起迫在眉睫的反保守派军事政变，但细节不明。萨巴拉老师嘱咐我：街上一有骚乱，立即回报社。下午三点，当我走进美洲冷饮店去赴约时，那种紧张伸手可触。于是，我找了张偏僻的桌子坐下，边看书，边等人。一位老同学经过时——我没跟他聊过政治——目不斜视地撂下一句话：

“回报社，要出事了。”

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与其关在编辑部，不如待在市中心看个究竟。几分钟后，一位跟我相熟的省政府新闻官在我桌边坐下。我不觉得他是奉命来稳住我的，毫无防备地跟他聊了半小时。他起身要走时，我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偌大的冷饮店已变得空空荡荡。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又看了看时间：一点十分。

“别担心，”他故作镇定，“没事。”

事实上，自由派最高层对政府暴力感到绝望，和支持民主执政的军队最高层达成协议，决定结束保守派为保政权不惜代价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大屠杀。在四月九日与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和平协议的多数自由派领袖，过了二十个月才幡然醒悟，大呼上当。那天受挫的行动由自由党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首肯，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执行。前自由派政府战争部长门多萨·内拉与武装部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全国各地自由派杰出领袖的秘密支持下，他指挥的行动本应于当天黎明时分以空军轰炸总统府拉开序幕。支持该次行动的有卡塔赫纳和阿皮亚伊海军基地、全国大部分驻军和贸易协会，他们决定夺取政权，建立国民政府，达成全民和解。

行动失败后，人们才得知，距预定执行日期剩两天的时候，前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将自由派领袖和政变领袖召集到波哥大家中，进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有人按惯例问：

“会不会流血？”

谁也不会天真或无耻地回答“不会”，只说做了最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由派领导层被自己的惊天阴谋吓坏了，不由分说，一致决定收回成命。许多相关人员没有及时收到通知，要么被捕，要么被杀。有人劝门多萨单干夺权，他出于道德而非政治考虑没有接受，何况，也没时间、没办法通知所有人。门多萨最后躲进委内瑞拉大使馆，后来在加拉加斯流亡了四年，躲避牢狱之灾：战争法庭缺席宣判他因犯暴乱罪入狱二十五年。五十二年后，尽管未经他允准，但我敢断言，流亡加拉加斯，让他抱恨终生。保守派政府疯狂反扑，至少有三十万人死于非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也是我的一个关键时刻。不到两个月后，我没有通过法律系三年级的考试，且不再给《宇宙报》撰稿。无论在法律系还是《宇宙报》，我都看不到未来。我的借口是腾出时间，完成刚开头的小说，尽管我深深明白，这既非实话也非谎言。这个写作计划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空泛的托词，福克纳让我望尘莫及，我的写作经验也远远不够。不久，我掌握了一个构思和写作故事的好方法：笔下写的是一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则是另一个故事，两者平行，不剧透实质内涵。但开始时，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压根就没写，只好口头现编一个，自欺欺人，以飨听众。

这种想法迫使我将写作计划推翻重来，写来写去，从来没超过四十页。可是，报纸杂志上都提到这本书——我也提到过，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甚至提前出炉了极具真知灼见的书评。说到底，养成“写一个、讲一个”这种习惯是有苦衷的，不应被指责，而应受到同情：动笔和不动笔一样让人恐惧，让人难以忍受。何况，我坚信提前揭晓故事不吉利。不过，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有时候，口述的故事比写出来的故事更精彩。而且，不知不觉间，或许创造出了一种为文学所亟需的新体裁：虚构的虚构。

真实的真实是我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在苏克雷养病期间，我得以意识到自己混沌的人生状态。可是，我没有方向，也找不到新的理由去劝服爸妈：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于是，我揣着回卡塔赫纳前妈妈从家用里挪出的两百比索，动身前往巴兰基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点，我走进世界书店，去等五月一别——那晚，送走令人难忘的拉索莱先生，我也离开了——便未曾谋面的朋友。我只带了个海滩包，装了一套换洗衣服、几本书和装草稿的皮文件夹。几分钟后，他们陆续前来，大呼小叫地对我表示欢迎。除了阿尔瓦罗·塞佩达，他还在纽约。人齐了，我们去吃点心，没去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去了街对面新开张的哈皮咖啡馆，他们和那儿的朋友走得更近。

无论当晚还是其他时候，我的人生永远都缺少方向。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巴兰基亚可能就是我的目的地。我去那儿，只是去聊文学，也是为了当面感谢他们寄书到苏克雷。聊文学聊得很过瘾，谢却没谢成，尽管我好几次想开口，原因是大家都对彼此之间谢来谢去深感恐惧。

当晚，赫尔曼·巴尔加斯临时凑起了十二个人共进晚餐，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记者、画家、公证员，甚至包括巴兰基亚典型的保守派人士，即思维和执政方式都很独特的市长。午夜过后，大部分人都走了，其余的也慢慢散去，最后只剩下阿方索、赫尔曼和我，还有市长。年轻时熬个通宵，神志多少还算清醒。

彻夜长谈，市长给我们上了一课，关于动荡年代如何管理城市，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估计，野蛮政策之下，最遭殃的是数目惊人的难民，逃往城市的他们无家可归、饥肠辘辘。

“照此下去，”他断言，“我党有枪杆子撑腰，下次大选必无敌手，绝对专制。”

唯一例外的是巴兰基亚，当地保守派愿意在政治上和平共处，使这座城市成为飓风眼里的一处避难所。我想跟他谈道德，他手一挥，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对不起。”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游离于大局之外。相反，正因为我们奉行和平主义政策，社会动荡才会从后门悄悄渗入，如今早已登堂入室。”

我这才知道，城里有五千多从内地逃来的穷苦难民，政府不知该如何安置他们，或把他们藏在哪儿才能不让问题暴露于众。巴兰基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军事巡逻，在要害处设岗。市民们看在眼里，政府偏要否认，审查制度也严禁新闻媒体披露真相。

天亮了，我们几乎是把市长先生拖上车的，然后去了专门给起大早的人提供早餐的李鸿章杂碎馆。阿方索在街角报亭买了三份《先驱报》，社论版有篇署名“冰球”的文章——冰球是他不定期专栏的笔名——向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赫尔曼看完恼了，因为文章说我是来非正式度假的。

“应该写他来这儿定居，省得先写欢迎稿，再写送别稿，”赫尔曼冷嘲热讽，“对《先驱报》这么抠门的报纸来说，能省点儿钱。”

阿方索确实想过在他的社论版增加一个专栏，可赫尔曼大清早犟得像头牛：

“已经有四个专栏作家了，他将是第五个。”

谁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好歹应该问我一下，让我说声“行”。没人再聊这个话题，也没那个必要，因为当晚，阿方索就告诉我，他跟报社领导谈过了，他们同意再添一名专栏作家，只要文章好，别太自以为是就行。无论如何，任何事情都要等到新年后才能有下文。于是，我以工作为由留下了，即使二月份报社有可能拒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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