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公司的车在又窄又破的公路上不要命地颠簸了一天，叹了最后一口气后，在距卡塔赫纳半西班牙里的滩涂停下。一辆破车停在了死鱼遍地、臭气熏天的地方，还真是相配。记得外公说过：“坐汽车出门，死都不知道在哪儿死的。”暴晒六小时，再被鱼腥熏，我们仨没等放下扶梯，就拉着装母鸡的草筐、绑香蕉的绳和“座位”边各式各样待出售或待屠宰的货物跳下了车。司机跳出驾驶室，带着讥讽的语气广而告之：
“英雄之地到了！”
这是纪念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别称，卡塔赫纳到了。可从四月九日起就一直穿着那件黑呢外套的我透不过气来，两眼一抹黑。其他两件外套当掉了，和打字机一个下场。跟爸妈说的是一个体面的版本：打字机和其他身外之物，连同衣服，全部葬身火海。傲慢的司机路上就笑话我，说我打扮得像强盗。这会儿，他见我原地打转，找不着北，乐坏了：
“卡塔赫纳就在你屁股后头！”他冲我嚷嚷，所有人都听得见，“小心，那儿的傻瓜可多了！”
其实，四百年来，卡塔赫纳一直矗立在我身后，但是，隔着半西班牙里滩涂，围着传奇般的城墙，我很难想象出它的面貌。城墙建于辉煌年代，将异教徒和海盗拒之门外，如今早已淹没在疯长的树枝和长串的黄色风铃草之下。我和乱哄哄的乘客一起拖着箱子，穿行在灌木丛中。地上到处都是活蟹，踩上去噼里啪啦响，像是在放鞭炮。这时，我很可能会想起第一回出行途中被同学扔进马格莱纳河的铺盖卷，或是在国立男子中学念书头几年被我气急败坏地哭着拖过半个国家的那口棺材大小的箱子，中学毕业后我把它踹下了安第斯山悬崖。我总觉得，在那么沉的行李中——真不该那么沉——装着另一个人命运的什么东西。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想法依然没变。
暮霭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穹顶依稀可见。一大群蝙蝠呼啸而来，贴着头顶飞过，亏得它们闪躲及时，才没有把我们撞倒。它们的翅膀呼呼作响，似滚滚惊雷，给所到之处蒙上一片死亡的阴影。我吓傻了，扔了箱子，抱头蹲下。一位老奶奶从我身边走过，冲我叫道：
“念《圣母马利亚颂》！”
就是那段神秘的驱魔祷文，教会并不认同，大牌无神论者却很推崇，特别是诅咒不管用时。老太太发现我不会念，拉起另一根皮带，帮我拖着箱子往前走。
“跟我念！”她对我说，“要虔诚！”
于是，她开始念《圣母马利亚颂》，一句一句念；我从来没这么虔诚过，一句一句大声跟着念。还没念完，那群蝙蝠就飞走了，耳边只剩惊涛拍岸的巨大声响，尽管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相信。
我们来到宏伟的钟楼门前。一百年来，这里有座吊桥，连接老城和客西马尼的边远地区以及滩涂地区人口密集的贫民窟。但是，晚上九点到次日清晨，吊桥拉起，城里人不仅与世隔绝，还与史隔绝。据说西班牙殖民者建这座桥，是怕郊区贫民半夜进城，趁他们睡着，砍下他们的头。然而，卡塔赫纳依然是神赐之地。我在城里兜了一圈，在傍晚六点的紫霞中领略到它的壮丽，心中不禁升腾起重获新生之感。
情理之中。在那个礼拜的开端，我离开了血光泥沼中的波哥大——瓦砾堆中余烬未消，无名尸骨堆积如山。接着，我到了景象截然不同的卡塔赫纳，这里没有一丝生灵涂炭的战争痕迹。我很难相信，仅仅时隔一周，我会孤身一人、毫无痛苦地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萌生强烈的归属感。
出生以来，卡塔赫纳被人反复提起，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停靠马车和驴车的小广场，以及连拱柱廊下面贸易渐渐云集、人声鼎沸的市场。尽管官方不予承认，那里确是建城以来保留至今的最后一处闹市。殖民时期叫“商贩门廊”，以此处为基点，无形的手操纵奴隶贸易，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精神高涨起来。后来叫“代笔人门廊”，穿呢坎肩、戴护袖、寡言少语的抄写员替大字不识一个的穷人代写情书和各类文书。不少人私下卖廉价书，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禁书，它们被认为是土生白人阴谋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神谕。二十世纪初，爸爸也曾端坐门廊，代写情书，借此抒发诗意。和别人不同，他根本不赚钱，有些精明的顾客——或许真的无助——不仅求他无偿代写书信，还管他讨五个里亚尔的邮资。
几年前，这里开始叫“甜品门廊”。有破破烂烂的帆布篷，有来吃市场上的残羹剩饭的乞丐，还有印第安人算命时的喊叫，你非得出高价，才能不让他吆喝出你大限的日期和时辰。加勒比海的船会专程在港口停靠，购买女人们自制的甜品，名字是她们在起劲的叫卖中信口胡编的：“梦幻奶油卷、励志巧克力糖、疯狂椰子糖、马努埃拉小甜饼！”门廊依旧是市民背着政府谈论国事的地方。世间独此一处，油炸食品女摊贩会先于共和国总统知晓下一届州长的人选。
这里的热闹喧嚷把我迷住了，我拖着箱子，碰碰撞撞地在傍晚六点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擦鞋匠的摊位那儿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老人，眼神如鹰般冰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见我也在看他，猛地把我拦住，说要帮我提箱子。我谢谢他，他用母语开了个价：
“三十生太伏。”
绝对不行。我只有四比索，爸妈的救济下个礼拜才到。提个箱子就要三十生太伏，等于割了我一大块肉。
“箱子加上里头的东西也就值这么多。”我说。
更何况，旅馆应该没多远，波哥大那帮朋友也该到了。老人把搬运费降到三生太伏，扛起箱子就走。那把老骨头，力气大得吓人，赤着脚如田径运动员一般一路狂奔。地面崎岖不平，全是殖民时期的房子，几百年没人管，墙壁斑驳。老家伙时日无多，却健步如飞，二十一岁的我都快要把心喘出来了，才勉强没跟丢他。他跑过五个街区，迈进旅馆大门，两级一跨，爬上楼梯，气也不喘，把箱子往地上一搁，摊开巴掌：
“三十生太伏。”
钱明明付过了。我在门廊那儿已经付了他三生太伏，他非说没算爬台阶的钱。老板娘出门迎客，给老家伙帮腔，说爬台阶的钱是要另付。她的话让我终生受用：
“瞧，在卡塔赫纳，什么都不一样。”
还有另一个坏消息在等着我：波哥大寄宿公寓的同伴一个也没到，可房间预订的是四人同住，包括我在内。我和他们说好了当天下午六点前旅馆见。把公共汽车换成危险重重的邮政车让我晚到了三小时，可到头来我反而比他们先到。口袋里本就只剩四比索，又付了三十三生太伏的搬运费，什么也做不了了。老板娘性格开朗，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对这点深有体会。不预付一个月房租——四人住六人间，包三餐，共计十八比索——她就是不让我住。
爸妈的救济一周后到，朋友们不来救我，箱子就进不了门。可怜的我在车顶上暴晒了一天，大堂里的一把饰有大花图案的主教安乐椅好比上天的恩赐，我一屁股坐下来等。那些天，什么也不能保证，说好哪天几点在旅馆碰头，没法儿算数。我们都不敢说，甚至不敢告诉自己，半个国家都卷入了血淋淋的战争中。暗战几年前就在各省发端，明刀明枪、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周前在各个城市打响。
八小时后，被困在卡塔赫纳那家旅馆里的我不知何塞·帕伦西亚和其他朋友情况如何。又等了一小时，还是没消息。于是，我去荒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四月，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灯光如豆，好似在树枝间眨眼的星星。我踩着铺石路面，在殖民区的大街小巷仅仅漫步了一刻钟后，便长舒了一口气：这座奇怪的城市和教科书上描绘的完全不同。
街上连个鬼魂都没有。清晨从郊外赶来干活儿的、卖东西的下午五点又成群结队地赶回了贫民窟；围城里的居民关上大门，吃过晚饭，打多米诺骨牌打到深更半夜。那时还没有用私家车的习惯，屈指可数的几辆租车全都停在城外。官做得再大，也会搭乘本地制造的公交车到达“汽车广场”，经过公交站台上的小摊，步行至办公室。那些年光景不好，连最摆谱的省长也要跟当年上学时一样，坐公共汽车从选区来到“汽车广场”。
不用车也是不得已，条件不允许。老城的街道弯曲狭窄，开不了车；到了晚上，只能听见马蹄声。瘦马，没打掌。三伏天，家家户户阳台大敞，好让公园的凉风吹进来，你也会突然听到别人家的悄悄话，在风里发出鬼魅般的回响。老人一边打盹儿，一边听铺石路面上偷偷摸摸的脚步声，不用睁眼，也能分辨，还会没好气地说：“何塞·安东尼奥又去找查贝拉了。”只有全城万户的骨牌声，逼得睡不着觉的人发狂。
对我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夜晚。教科书上的内容纯属官方杜撰，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我几乎对不上号。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古老的侯爵府就在眼前，有些破败，门厅里睡着乞丐；大教堂的钟被海盗弗兰西斯·德雷克抢去铸造大炮，零星几口躲过一劫，又被主教请来的驱魔人扔进火里，说钟声不吉利，会招来魔鬼；树木凋零，名人塑像不像易碎的大理石像，而是栩栩如生。在卡塔赫纳这座城市，万物无须抵御时间的腐蚀，相反，时间为万物停留，岁月变老，万物依旧。第一夜，每走一步，这座城市都在向我展露，它不是历史学家们用纸糊成的模型，它有血有肉；支撑它的不再是战功赫赫的历史，而是断壁残垣的尊严。
钟楼上的钟敲了十下，我兴冲冲地回到旅馆。睡意沉沉的门房告诉我同伴一个都没来，箱子在旅馆的储藏室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整整一天，我只在巴兰基亚胡乱吃了顿早餐，之后水米未进。我饿得腿软，要是老板娘既收容箱子，又收容我就好了，让我在旅馆里睡一晚，就一晚，哪怕是在大堂那把安乐椅上。门房笑我想得美。
“别犯傻了！”他一副加勒比口音，“老板娘手里有的是钱，她七点睡，第二天十一点才起！”
他说得有理，我只好去街对面的玻利瓦尔公园找了条长凳坐下，在这儿等人，不碍事。公园里的街灯只有周日和弥撒日才亮，连凋零的树木都看不清。大理石长凳上有文字的痕迹，厚脸皮的诗人常常写了擦，擦了又写。西班牙总督时期建造的宗教裁判所，面墙是用整石雕的，气势恢宏的大门后，有只病怏怏的鸟儿悲鸣不已，不像是这个世界的声音。烟瘾和书瘾同时袭来，气势汹汹，挥之不去，正因如此，年轻时我总是将这两种瘾混淆。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旋律的配合》——在飞机上害怕，没敢读——锁在箱子里了，于是，我带着一种轻松而又害怕的奇特感觉点上最后一根烟，吸了一半，掐了，留着吧，好挨过这漫漫长夜。
正打算在长凳上睡下，突然觉得树荫深处藏着什么。是西蒙·玻利瓦尔的骑像。就是他，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外公命我崇拜的英雄。他一身戎装，鸽子们在他酷似罗马皇帝的脑袋上拉了一堆屎。
尽管玻利瓦尔身上有很多无法补救的自相矛盾之处，又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他念念不忘。毕竟，他和外公不能相提并论。外公升到上校，在战场上不止一次舍生忘死，率领自由派与玻利瓦尔创建并支持的保守党作战。我正想得云里雾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断喝，让我瞬间跌回地面：
“举起手来！”
我放松地举起手，以为朋友们终于到了，却发现端着新枪指着我的是两个土里土气、破衣烂衫的警察。他们很纳闷，已经宵禁两小时了，我怎么还在街上。我压根不知道从上个周日起开始宵禁，还是听他们说的，我也没听见号角声、钟声或是其他信号，能让我明白为何街上空无一人。我出示证件，解释为什么在那儿。他们不是讲理，只是懒得看证件，直接还给了我，然后问我身上有多少钱，我说不到四比索。其中一个果断跟我讨烟抽，我把之前掐掉、打算睡前再抽的半根烟拿给他看。他一把抢去，抽得干干净净，差点儿把指甲烧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拖我上街，目的不在执法，而是为了看哪家商店开着，每人买一生太伏的散烟。皓月当空，夜晚凉爽清澈，寂静如空气般可以呼吸。突然，我明白了爸爸反复念叨、我们一直不信的那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他说，深夜在寂静的墓地里拉小提琴，感觉爱的华尔兹舞曲可以传遍整个加勒比。
找了一大圈，没买着烟，我们出了城墙，来到市场背后的沿海贸易港。这儿停泊着从库拉索、阿鲁巴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屿驶来的帆船，全城最有趣、最有用的人在这儿过夜生活。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可以在宵禁时间自由活动，在价钱公道、气氛友好的露天摊位吃喝到天亮。上夜班的人会去那儿，在别处都打了烊的时候想吃东西的人也会去那儿。它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叫它“洞穴”——相当名不副实。
警察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显然，已经就座的食客们早已相熟，聚在一起十分开心，根本听不到任何姓氏，因为他们全都不以真名实姓相称，只叫上学时的绰号；他们同时大叫大嚷，谁也不看谁，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工作服，只有一位白发苍苍、风度翩翩的老者穿着旧时的燕尾服，身边跟着一个风韵犹存、满身首饰（全是真的）、穿着半旧亮片装的成熟女人。她的在场足以说明她在生活中的地位，毕竟被丈夫允许在这样的下等场合抛头露面的女人屈指可数。要不是见他们无拘无束、带土生白人口音、对谁都亲切，我会误以为他们是游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而是卡塔赫纳当地一对迷了路的老夫妻。夫妇俩总是找各种借口盛装出门吃饭。那晚，因为宵禁，领班们早早睡觉了，各大餐馆都关门了。
就是这对夫妇请我们吃的消夜。其他食客在长桌旁给我们腾出位子，我们仨惴惴不安、挤挤挨挨地坐下。他们也像对待仆人一样亲切地对待那两个警察：一个严肃，自信，在餐桌上表现出几分良好的教养；另一个心不在焉，只管吃饭、抽烟。而我不是客气，只是不好意思，点的比他们少，当我意识到那点儿东西不够我吃到半饱时，他们已经全吃完了。
“洞穴”的老板兼唯一的侍者名叫何塞·多洛雷斯，一个即将成年的黑人，貌美如花，让人心悸，裹着穆斯林一尘不染的白衣，耳边永远别着一朵鲜艳的康乃馨。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超群的智慧，他无所顾忌地运用它为自己、为其他人谋求快乐。显然，他只差一丁点儿就能成为女人。他名声好，只跟丈夫们睡觉。从未有人嘲笑他的境况，他风度好，反应快，有恩必谢，有仇必报。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全包，熟谙每位食客的喜好，一手炸青香蕉片，一手结账。唯一能帮他一点儿忙的是一个叫他“妈妈”的六岁男孩。告别时我为发现了这样一处地方而兴奋不已。不过，我没想到，这个供不正经的人消夜的地方会让我终生难忘。
吃完消夜，我陪两位警察完成耽搁已久的巡逻任务。一轮金色的圆盘挂在天上，轻风徐徐，从远处吹来恣意狂欢的阵阵乐声和叫喊声。警察明白，贫民窟里，没有人会因为宵禁早早上床，只会夜夜笙歌，不上街而已，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天明方休。
半夜两点，我们去旅馆敲门，相信朋友们已经到了。这次，门房无故被吵醒，很不开心，直接撵我们滚蛋。警察这才发现，我没地方睡觉，决定把我带回警局。这玩笑开得太大，让我大为光火，说了句不中听的话。其中一个见我幼稚地乱发脾气，用枪顶着我肚子，让我乖乖听命。
“别傻了！”他乐坏了，“记住，你违反宵禁，已经被捕。”
于是，我在卡塔赫纳幸福的第一夜，住的是六人牢房，睡在一张散发着汗馊味的席子上。
适应这座城市比熬过第一天容易得多。我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跟爸妈谈妥，他们举双手赞成我留在一座太平的城市生活。旅馆是一栋漂亮的殖民时期建筑，老板娘后悔让我蹲了一晚上监狱，安排我和其他二十多名学生住在她不久前在屋顶建的一间棚屋里。没什么好抱怨的，那是国立男子中学寝室的加勒比版，膳宿全包，比波哥大的膳宿公寓便宜。
参加时长一小时的入学考试就完成了法律系的入学注册，两名考官是伊格纳西奥·贝莱斯·马丁内斯秘书和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政治经济学老师。二年级学生依惯例，全体出席。听完开场白，我就发现两位老师思路清晰，用词精准。怪不得内地人都说，卡塔赫纳人出了名的好口才。抽签抽到的第一题是美国南北战争，我基本一窍不通。美国作家的新作陆续被介绍到哥伦比亚，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看。幸好贝莱斯·马丁内斯博士偶然提到《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我中学就已熟读，赶紧接过话茬。两位老师突然怀起旧来，六十分钟的考试时间，被我们用来声情并茂地分析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罪恶。说完，考完。就这样，本以为是俄罗斯轮盘赌的一场考试变成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分数自然不错，还赢得了一些掌声。
就这样，我进了卡塔赫纳大学，读法律系二年级，条件是补考在波哥大一年级没过的一两门课，只是后来一直没补。有些同学对我转移话题的能力颇感兴趣，在一所标榜学术严谨的大学，他们想争取一点儿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我从中学起就孤军奋战，做这样的白日梦，并非无故不守常规，而只是想不学习就通过考试。那些在课上宣扬观点独立的人最后也只能认命，将厚厚的殖民时期古籍烂熟于胸，奔赴刑场般的考场。幸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周五舞会上的高手，尽管政府宣布戒严，方式越来越无耻，举办舞会的风险越来越大。左派和治安部门达成协议：宵禁时间，舞会继续。宵禁取消，大家热情更高。在阴郁恐怖的那几年里，特别是在托利塞斯、客西马尼和拉波帕山脚这些爱闹腾的地区，从窗口探个头，就能选出心仪的舞会，花五十生太伏，就能伴着加勒比地区最热情奔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跳到天明。受邀舞伴都是平时上学能在校门口看见的女生，只不过穿的是周日弥撒礼服，在开明的姨母或母亲的监视下，快乐地跳舞。客西马尼区在殖民时期是奴隶的聚居地，一天晚上，我正在那儿玩得尽兴，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我的背，加上一声熟悉的断喝：
“强盗来啦！”
是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他是玛拉–克里安撒街上的老住户，他家从祖辈起就住在那儿，曾祖来自非洲。那个混乱的四月九日，我们在波哥大见过，在卡塔赫纳重逢，彼此首先惊讶的是对方还活着。曼努埃尔除了免费为人看病，还是小说家、政治活动家、加勒比音乐推广人，他最大的抱负是帮所有人排忧解难。我们聊了聊那个可怕的周五各自的经历，以及未来的打算，他建议我去新闻界碰碰运气。一个月前，自由派领导人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创办了《宇宙报》，主编是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这人我听说过，身份不是记者，是世界音乐专家和沉寂的共产党员。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坚持与我一起登门拜访，说主编正在寻觅新人，为的是办出一份具有创造力的报纸，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卡塔赫纳随处可见的那种循规蹈矩、低眉顺眼的报纸相抗。在报界，卡塔赫纳属于落后城市。
我很清楚，新闻业不是我想从事的行业。我想成为与众不同的作家，却正试图通过模仿与我风格迥异的其他作家来实现这一理想。那段日子，我暂时搁笔，专心思考。在波哥大发表了三个短篇，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和其他几位批评家，以及益友和损友大加褒奖后，我感觉自己进了死胡同。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反驳我，说新闻与文学从短期来看，殊途同归，我和《宇宙报》建立联系，实乃一举三得：体面地解决生计问题；投身重量级专业媒体；和业界最佳导师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共事。他说得简单，我听了胆怯。我还是不想去，免得碰壁。可萨帕塔·奥利维利亚永不言弃，嘱咐我第二天下午五点去圣胡安–德迪奥斯街381号《宇宙报》报社。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吃早饭时，我问老板娘圣胡安–德迪奥斯街在哪儿，她指指窗外：
“在那儿，”她说，“过两个街区。”
《宇宙报》报社正对着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教堂金碧辉煌的巨大石墙。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是美洲大陆第一个圣徒，遗体经防腐处理，一百多年来安放在主祭坛下。报社在一座殖民时期建造、共和国时期修缮的老楼里，透过两扇大门和若干扇窗户，整个报社一览无余。然而，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坐在距窗户大约三米、未经打磨的木栏杆后的一位中年男子，他独坐在故纸成堆的办公桌前，正用铅笔写着什么。他打着领带，穿着带坎肩的粗斜纹布西装，深褐色皮肤，长着印第安人似的又黑又硬的头发。我急切而又激动地走过去又走回来，又来回走了两趟，走到第四回，仍和第一回一样肯定，那人就是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但更让人望而生畏。我害怕极了，决定下午不去赴约。隔着窗户，就能看出这人对生活和各行各业知之甚多。我回到旅馆，爬上床，仰面一躺，捧起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烟不离手，打算像平日那样无怨无悔地再过一天。五点钟，宿舍门被敲得砰砰响，像挨了一梭子弹。
“他妈的！”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在门口冲我嚷嚷，“萨巴拉在等你，这个国家还没有人放过他鸽子。”
迈出第一步比噩梦中想象的还要艰难。萨巴拉接待了我，只是他不知该做些什么，天气热得闹心，他一个劲儿地抽烟。他带我们参观了整个报社：一边是社长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另一边是编辑部和印刷室。时候还早，印刷室里的三张办公桌都还空着，最里头摆着劫后余生的一台轮转印刷机和两台铸排机。
最让我惊讶的是萨巴拉读过我那三个短篇，并认为萨拉梅亚所言不虚。
“我不觉得，”我说，“那三个短篇我并不喜欢，是我冲动之下无意识的创作。它们被印刷出来后，我读了，都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写了。”
萨巴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说：
“好现象。”
曼努埃尔借此机会接过话茬，说我正在念大学，课余时间可以来报社帮忙。萨巴拉说，曼努埃尔约他和我见面时，他也正有此意。他把我引见给社长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博士，说我就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到的那个有可能给报社撰稿的人。
“太棒了！”社长如老牌绅士，永远面带微笑。
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萨巴拉老师请我第二天再去，要把我引见给诗人、一流画家兼专栏作家明星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我不明白当时为何那般羞怯，没说他是我在圣若瑟中学的美术老师。走出报社，曼努埃尔在海关广场——位于圣佩德罗·克拉韦尔教堂恢宏的大门前——一蹦三丈高，过早地欢呼道：
“瞧，老虎，事办成了！”
对前途疑虑重重的我不想扫他的兴，和他热情相拥。他问我对萨巴拉印象如何，我坦言他是位心灵捕手。也许，正因如此，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才会从他的谨慎和理智中汲取营养。我又少年老成地胡乱评价说，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无法成为重量级的国家公知。
晚上，曼努埃尔笑着给我打电话，说他跟萨巴拉聊了聊，后者对我很感兴趣，一再强调，我将是社论版的一员大将，社长也这么认为。不过，他打电话过来是想告诉我，过分腼腆是人生一大障碍，这也是萨巴拉老师唯一的担心。
我在最后一刻终于决定再去报社，是因为第二天一早，室友打开浴室门给我看《宇宙报》社论版，上面刊登了一则可怕的启事，说我已经抵达卡塔赫纳；头一回进报社，不到二十四小时，便被提前赋予作家和新晋记者的名号。曼努埃尔第一时间向我电话道贺，我怒火中烧，怪他先斩后奏，写东西毫不负责任。当我得知此稿出自萨巴拉老师之手时，想法有变，也许是彻底改变了。我穿好衣服，去编辑部当面道谢。他没说什么，把我引见给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昔日的美术老师穿着卡其布裤子，亚马孙大花衬衫，扯着大嗓门，说话像机关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然，他没认出我是巴兰基亚圣若瑟中学的学生。
萨巴拉老师——大家都这么叫——提到两三个我们都认识的人和几个我应该认识的人，之后扔下我们，回去拿起他的红色铅笔和紧急稿件，继续浴血奋战，就好像从来没和我们有过任何联系一样。埃克托尔在铸排机发出的绵绵细雨声中跟我继续聊，仿佛他也从未和萨巴拉有过任何联系。他谈兴甚浓，妙语连珠，令人倾倒；他天马行空，虚构出一些神乎其神、连他自己都信了的事情。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聊活着和死去的朋友，聊不该写出来的书，聊忘记我们和我们无法忘记的女人，聊他的出生地托卢天堂般恬静怡人的加勒比海岸、阿拉卡塔卡言出必中的巫师和只能在《圣经》里找到的悲惨遭遇，总之，聊所有已经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事。我们不喝水，不喘气，只抽烟，人生苦短，只怕来不及畅所欲言。
晚上十点，报社关门。萨巴拉老师穿上外套，打上领带，迈着芭蕾步——他还能抓住一点儿青春的尾巴——邀我们去吃饭。当然是去“洞穴”。他们很惊讶，何塞·多洛雷斯和好几个晚来的食客都视我为常客。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我第一晚遇到的警察中的一个也在那儿，他拿我打趣，笑我倒霉，蹲了一晚警局，还抢走了我一包刚开封的香烟。埃克托尔与何塞·多洛雷斯开启了一场双关语比赛，笑翻了食客，萨巴拉老师则笑而不语。我也斗胆接了一句，虽然没那么有趣，好歹也让我成为何塞·多洛雷斯为数甚少的贵客之一，可以一个月赊四次账。
吃完饭，埃克托尔和我接着在港湾边的烈士路上边走边聊。公共市场的垃圾堆在那儿，味道很不好闻。那晚月色清亮，我们宛如身处世界中心，从库拉索驶来的第一批小船正悄然停泊。那晚，埃克托尔开始向我讲述卡塔赫纳不为人知的血泪史，或许要比御用文人投其所好的杜撰更真实。道路两旁矗立着十位烈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作为对他们的英雄事迹的缅怀，埃克托尔向我讲述他们的生平。民间说法——似乎是他的说法——是雕像完工时，雕刻家们把对应的姓名和日期刻在了基座而非雕像上。百年纪念那会儿，雕像被搬走，做清理养护，姓名和日期全乱了，无人分得清，只好随便摆。这个故事被当作笑话，流传多年。相反地，我觉得，那是一种彰显历史公正的行为，纪念没有名字的英雄们，纪念的不是他们活过的人生，而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住在卡塔赫纳的那几年，彻夜长谈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聊了两三晚，我发现埃克托尔具有瞬间散发个人魅力的能力，而他对友谊的认知错综复杂，只有深爱他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他极度情绪化，既会大发雷霆——有时简直雷霆万钧——转眼又会温顺无比。然后你就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也明白了萨巴拉老师为何想方设法让我们和他一样深爱他。第一晚，就像之后的许多个夜晚，我们在烈士路上聊到天明。身为记者，无须理会宵禁。当埃克托尔看见海平线上发出新一天的光亮，他的声音依然洪亮，记忆依然清晰：
“但愿今晚能有《卡萨布兰卡》式的结局。”
他没再说别的。他的话让我想起亨弗莱·鲍嘉与克劳德·雷恩斯在晨曦中并肩前行的辉煌画面。地平线上光芒四射，传奇般的台词勾勒出既悲情又幸福的结局：“这是一场伟大友谊的开始。”
三小时后，萨巴拉老师的电话把我吵醒。他不太高兴：
“大作进展如何？”
愣了几分钟，我才明白，他指的是要登在第二天报纸上的我的文章。我不记得和他有过任何约定，也不记得他让我写稿时，我答没答应。不过，有了前一天晚上高屋建瓴的谈话，那天上午，我自认为无所不能。萨巴拉也有同感，提了几个热点话题，我也提了一个，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宵禁。
没有具体要求，我想写在卡塔赫纳第一晚的经历。编辑部里的古董打字机我压根不会用，只能用纸笔写，花了近四小时才完成，由萨巴拉老师面批。他面无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终于，他委婉地说：
“还行，就是不能发。”
我并没有惊讶。相反地，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而且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从做记者不快的负担中解脱了。但真正的原因——当时我并不知情——没有商量余地：从四月九日起，政府向全国每家报社各派驻一名新闻审查官，下午六点进驻编辑部，严防死守，有碍公共秩序的文字一律不许见报。
对我而言，萨巴拉老师的理由比官方理由分量更重。我写的不是新闻评论，只是个人经历的主观描述，没有任何社论的味道。此外，我没有把宵禁视为政府的合法权力，而是视为几个粗野警察找点儿小钱买烟抽的借口。还好，他在判我死刑之前，把稿子退还给我，让我从头到尾重写，不为他，为审查官。他还好心好意地宽慰了我两句。
“当然，有文学价值！”他对我说，“这点改天再谈。”
这就是他。从第一天进报社起，我就注意到，他跟我和萨帕塔·奥利维利亚谈话时的方式很不寻常：跟这个人说话，却看着那个人的脸，指甲差点儿被烟烧着。开始，我很不自在，很没自信。腼腆的我想了个不太笨的主意：饶有兴趣地听他说话时，也不看他，而看曼努埃尔，听一个，看一个，综合得出结论。后来，我们一起跟罗哈斯·埃拉索说过话，跟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说过话，跟许多别的人说过话，我这才发现，这是萨巴拉和两个以上的人说话时特有的方法。有了这样的理解，我就可以通过毫无防备的同谋和单纯的中间人与他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有了多年的彼此信任后，我壮着胆子跟他提过，他一点儿也不吃惊，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侧着脸，是因为不想把烟喷到别人脸上。我从没见过如此温和、安静、有教养的人，他始终懂得如何做他想做的人：一个站在阴影里的智者。
其实，除了家书——妈妈改完拼写后寄回，我当作家后依然如此——我只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写过演讲稿和几首不成熟的诗，写过爱国宣言和抗议伙食差的请愿书，以及少量其他文章。最终刊登在社论版上的文章和初稿差之千里。萨巴拉老师和审查官改内容，校对改语法，最后只剩下几段无观点、无风格的抒情散文。最后，我们说好设每日专栏，也许希望文责自负，署我全名，专栏名为“句号，另起一段”。
每天绞尽脑汁写文章，萨巴拉和罗哈斯·埃拉索对此习以为常。我好不容易憋出的第一篇下场惨烈，他们都来安慰我。于是，我壮着胆，憋出第二篇、第三篇，写得却并不比第一篇好。我在编辑部待了近两年，每天少则一篇，多则两篇，署名也好，不署名也罢，都能通过审查，还差点儿娶了审查官的侄女。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萨巴拉老师的铅笔和挑战创造力的审查制度，我当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有受迫害妄想症的审查官活得更是一惊一乍，引用名家名言，他都疑神疑鬼，觉得是坑，往往也的确是坑。他捕风捉影，跟塞万提斯比想象力。有一晚，他遇灾星，每隔十五分钟跑趟厕所，最后居然说是被我们吓的，说他快疯了。
“他妈的！”他嚷嚷道，“再这么跑下去，屁股都跑掉了！”
政府采取政治暴力，全国血流成河，警察被军事化就是另一明证。大西洋沿岸的局势稍好些。可五月初，在距卡塔赫纳二十多西班牙里的卡门–德玻利瓦尔的街头，警察无故开枪扫射圣周游行队伍。我对卡门–德玻利瓦尔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嫲嫲在那儿长大，外公尼古拉斯在那儿发明了他远近闻名的小金鱼。萨巴拉老师出生在邻城圣哈辛托，他一反常态，痛下决心，让我无视审查制度，照实写，把前因后果都写上。这是我在社论版刊登的第一篇不署名的社论，责成政府彻查，严惩凶手。结尾是个问句：“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面对政府的不屑一顾，我们向审查制度公然开战，同一版面，每日一问，言辞越来越激烈，打算逼已然恼羞成怒的政府暴跳如雷。三天后，社长问萨巴拉，是否征求过编辑部全体同仁的意见，而他本人的意见是：同意继续深究。于是，我们继续追问。与此同时，通过内线打探来的唯一消息是：政府下令，随我们闹去，一帮疯子，疯够了完事儿。没那么容易！每日一问已经在街头流传，成了问候语：“你好，兄弟，卡门–德玻利瓦尔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有天晚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封锁了圣胡安–德迪奥斯街，武装警察海梅·波拉尼亚·普约上校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宇宙报》报社的大门。他身着隆重场合才穿的蛋白色军装，漆皮鞋，军刀用一根丝绸绳系着，扣子和徽章金光闪闪，不枉他英俊潇洒的名声。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是战场上的孤胆英雄，多年以后，他在朝鲜战场上指挥哥伦比亚军队，将这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校和社长关起门来，聊了整整两个小时，所有人紧张得一动不动。两人均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而是喝了二十二杯黑咖啡。上校出门时很轻松，跟我们一一告别。他跟我多磨蹭了一会儿，目光锐利地盯着我说：
“您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的心咯噔一下：他恐怕对我了如指掌，不可限量或许就是死路一条。社长把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萨巴拉，说每篇文章由谁执笔，上校心知肚明。社长亮出颇具个性的姿态，对上校说，文章都是遵照他的命令写的，报社如军营，必须服从命令。不管怎样，上校建议社长别把事闹那么大，免得哪个地痞流氓打着政府的旗号来伸张什么正义。社长听懂了，我们也听懂了，包括未尽之言，弦外之音。社长最诧异的是，上校对报社内部的运作门儿清，仿佛他就住在这里。都说审查官是内鬼，可他赌咒发誓，死不承认。上校登门答疑解惑，只差没有答复每日一问。社长向来睿智英明，他让我们相信一切被告知的话，因为真相可能更糟。
自从公然对抗审查制度，我就没顾过学业，也没写过短篇。好在老师上课基本不点名，正好逃课。自由派老师见我跟审查制度玩猫腻，比我还急，想方设法帮我通过考试。如今，我想把那段时光记录下来，记忆中却无迹可寻，也好，走到今天，我更信任遗忘。
自从告诉爸妈我在报社赚钱，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就睡起了安稳觉。其实不然。在报社当学徒，一个月挣的还不够一星期花。不到三个月，我就搬出了旅馆，欠了老板娘一屁股债。后来，她孙女过十五岁生日，我在社会版写了篇文章，以文抵债。可惜这种交易，她只肯做一回。
尽管还在宵禁，全城最热闹、最凉快的住处依然是烈士路。深夜聚谈会结束后，我就坐着小憩一会儿。有时，我会睡在报社仓库的纸卷上，或自带吊床，在法律系同学那儿蹭一晚，只要他们能受得了我说梦话、做噩梦。就这样，我胡乱吃，胡乱睡，过一天，算一天，直到佛朗哥·穆聂拉人道主义协会让我象征性地交点儿钱，给我提供一日两餐。协会主席玻利瓦尔·佛朗哥·帕雷哈是位小学历史老师，全家热情开朗，崇拜作家和艺术家，总逼我多吃点儿，免得脑细胞枯竭。多少次，我付不起饭钱，他们说没事，吃完饭，表演个诗朗诵吧！这种买卖只赚不赔，我朗诵的往往是堂豪尔赫·曼里克写的悼念亡父的诗作中的八音节混四音节诗和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
特斯卡海滩的露天妓院远离城墙外可怕的寂静，比海滩边的旅馆更好客。我们五六个大学生从第一晚起，就在天鹅妓院舞池炫目的灯光下备战期末考。加勒比海岸的铜管乐震耳欲聋；姑娘们不穿内裤，翩翩起舞，裙子又宽又大，海风一吹，春光乍泄，撩人心神；清晨的海风和汽笛声有安神醒脑之妙用。有时，某个有恋父情结的小妞的爱尚未尽情释放，会来邀我们同枕共眠。其中一个喜欢听我说梦话，她的名字和身材我记得十分真切。多亏她，我没有作弊，老老实实地通过了罗马法考试，还在警察禁止在公园里睡觉的时候躲过了几次围捕。我们像小两口那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不仅在床上，早晨我还帮她做点儿家务，好让她多睡几个小时。
当时，我逐渐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自觉身在文学界，而非新闻界。海拔两千多米、离卡塔赫纳两百西班牙里的波哥大，是昔日的一场噩梦，回忆中只有四月九日灰烬散发出的臭味。我依然酷爱文学和艺术，对深夜聚谈乐此不疲。可是，当作家的心慢慢淡了。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三个短篇后，我就再也没写过短篇，沉寂了六个月。七月初，爱德华多·萨拉梅亚通过萨巴拉老师跟我约稿。他开口，我无法拒绝，从过去的草稿中淘出些灵感，创作了《死神的另一根肋骨》，风格较之前没有多大变化。我记得很清楚，没打腹稿，现写现编，依然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观察家报》的周末文学增刊上。再写短篇，已是来年，我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就差放弃很少的几门法律课了，我偶尔还去听听，为实现爸妈的愿望尽最后一份力。
置身于古斯塔沃·伊瓦拉·梅尔拉诺的书房，我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前所未有的好学生。他是萨巴拉和罗哈斯·埃拉索兴致勃勃介绍给我的新朋友，刚在波哥大读完高等师范，回来后第一时间加入了《宇宙报》聚谈会和深夜烈士路上的漫谈。埃克托尔滔滔不绝，萨巴拉总有极具创造性的质疑，古斯塔沃体系严谨，正好弥补我随意性强、东拉西扯、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聊天时，气氛总是刚柔并济，张弛有度。
第二天，古斯塔沃·伊瓦拉·梅尔拉诺就邀请我去他父母位于马尔贝亚海滩、面朝大海的家做客。一面十二米长、整齐簇新的书墙，只收藏此生不读枉来一世的书。古希腊、古罗马、西班牙的名家名作，新得就像没人读过一样，空白处的点评虽然潦草，却很精辟，有些还是拉丁文。提到这些点评，古斯塔沃的脸会红到脖子根，自嘲后避而不谈。认识他之前，一位朋友对我说：“那家伙是个神父。”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为何容易给人这种印象；和他相熟之后，更是难以相信他竟然不是神父。
我第一次跟他聊通宵时，发现他读书既多又杂，对我闻所未闻的当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知之甚多；他对诗歌领域无所不知，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篇，读的都是原文；他对我们共同的朋友了解透彻，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趣闻轶事，让我更爱他们。罗哈斯·埃拉索和萨巴拉老师对我反复提起三位巴兰基亚记者：塞佩达、巴尔加斯和富恩马约尔，他强调一定要认识。我注意到，他不但具备卓越的公民和知识分子素养，而且得益于先天条件加后天训练，游泳水平堪比奥运冠军。他最发愁的是我对希腊和拉丁语经典不屑一顾，觉得它们既无趣，又无用，除了中学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读过的《奥德赛》。分手前，他在书房里找了本皮面精装书，郑重其事地递给我说：“你可以成为一位好作家。但是，不熟读希腊经典，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非常好的作家。”那是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从那一刻起，古斯塔沃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人之一。《俄狄浦斯王》第一遍读下来，我就感觉它完美无缺。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我同时发现了古斯塔沃·伊瓦拉和索福克勒斯，几小时后，又差点儿惨死在天鹅妓院秘密女友的房间里。一切宛如昨日：女友的一个旧相好——她以为他已经死了一年多了——踹门进来，大呼小叫，骂骂咧咧。我一眼认出他是我在阿拉卡塔卡的小学同学。他过去和我关系不错，如今气呼呼地回来收复失地。我们后来再没见过面，当他发现赤身裸体、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的我时，机敏地假装没有认出来。
那年，我还认识了拉米罗和奥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亚兄弟。两人能说会道，滔滔不绝，尤其是置身于基督教道德禁地的时候。他们和父母住在离卡塔赫纳一小时车程的图尔巴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美洲冷饮店里，参加作家和艺术家聚谈。拉米罗是波哥大法律系毕业生，和《宇宙报》那帮人混得特别熟，自然而然地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他父亲是位不讲情面的律师，也是位不受约束的自由派人士；他母亲妩媚迷人，心直口快。夫妇俩都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我们在图尔巴克枝繁叶茂的白蜡树下长谈，他们给我提供了有关“千日战争”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外公去世后，对我而言，“千日战争”的文学源泉一度枯竭。他们对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的描述在我听来最为可信，从他令人敬仰的高雅风度到他手腕的尺寸。
对于那些日子里我和拉米罗的样子最好的见证，是画家塞西莉亚·波拉斯创作在布上的一幅油画。塞西莉亚无视社会舆论，扎在男人堆里嘻嘻哈哈，十分惬意。那是一幅肖像画，我们两个坐在咖啡馆桌旁，那个咖啡馆就是我们和她以及其他朋友一天两次会面的地方。拉米罗和我一拍两散、分道扬镳时，为这幅画争得不可开交。塞西莉亚学所罗门王，拿起修枝剪，将画一剪两半，一人一半。多年以后，我的那一半卷成卷留在了加拉加斯一栋公寓的壁橱里，再也没能找回来。
和国内其他地方不同，政府暴力到那年年初才给卡塔赫纳造成巨大危害。我们的朋友卡洛斯·阿莱曼代表著名的蒙波斯区当选为众议员，他是一名律师，初出茅庐，天性开朗，只可惜时运不济。众议院正式会议那天，敌对党之间发生枪战，流弹打中了他的垫肩。阿莱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像哥伦比亚这种没用的立法机构不值得他去送命，还不如提前和朋友们一起把议员津贴花完拉倒。
奥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个极爱大唱大闹的人，他赞同威廉·福克纳的说法：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和警察关系和睦。众议员阿莱曼说到做到，全天候为我们买单。然而，有一晚，我后悔做了福克纳那样的美梦。妓院老板娘玛丽·雷耶斯的一个旧相好踢翻大门，要把和母亲一起生活的他们的五岁儿子带走。老板娘的新相好是个警察，他穿着内裤冲出卧室，举着佩枪，号称要保护妓院的财产和名誉。旧相好嗒嗒嗒一梭子弹过去，舞厅里轰隆隆像被炮击，警察吓得躲了回去。等我衣冠不整地走出房间时，当天的嫖客们都从房门口看见男孩在过道尽头撒尿，父亲左手为他梳头，右手枪管冒烟的场景。妓院里只能听见玛丽在破口大骂，骂新相好是孬种。
那些天里，有个高个子男人不请自来，在《宇宙报》编辑部充满表演感地脱去衬衫，走来走去，他背上、手臂上全是疤，硬得像石头，我们都看呆了。他很满意，扯大嗓门解释这些疤是怎么来的：
“狮子挠的！”
他叫埃米利奥·拉索莱，刚到卡塔赫纳，为他闻名世界的家族马戏团打前站。马戏团搭乘西班牙大西洋游轮“巴斯克号”，前一周离开哈瓦那，将于下个周六在卡塔赫纳登台演出。拉索莱自诩出生前就已随马戏团游走四方。不用表演，人们就能看出他是大型猛兽驯兽师。猛兽们各有名字，叫起来就像称呼家人，而它们的回应方式既亲热又粗鲁。他毫无防护地走进狮虎笼，亲手喂它们吃的。他心爱的熊给过他一个爱的拥抱，害得他一个春天都在住院。不过，马戏团的台柱不是他，也不是吞火人，而是那个拧断脖子后用胳膊夹着脑袋绕场一周的人。百折不挠是他最令人难忘的品质。我心驰神往地听他聊了很久，写了篇社论，发表在《宇宙报》上，斗胆称他为“我所认识的最有人味儿的人”。当年我二十一岁，认识的人不多，但我相信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成立。我们和报社同仁在“洞穴”吃饭，那些被呵护、通人性的猛兽的故事大受欢迎。一天晚上，我想了很久，鼓足勇气请他带我进马戏团，哪怕是趁老虎不在，帮它刷刷笼子。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向我伸出手。我相信这是马戏团专用手势，就当他答应了。我只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萨尔瓦多·梅萨·尼科尔斯，他是一位来自安蒂奥基亚的诗人，疯狂迷恋马戏，以拉索莱家族马戏团本地合伙人的身份刚来到卡塔赫纳。他在我那个年纪也跟马戏团跑过，他提醒我，第一次看见小丑流泪的人都想跟小丑走，但不久就会后悔。可是，他不仅同意我去马戏团，还让驯兽师保守秘密，免得消息走漏，过早成为新闻。翘首以盼马戏团的日子本就让人心潮澎湃，此时几乎让我不能自已。
“巴斯克号”没有如期到达，船只失联。又过了一周，我们通过报社，请无线电爱好者帮忙追踪加勒比海的天气状况。报社、电台纷纷开始做最坏的打算。那几天，梅萨·尼科尔斯和我神经紧绷地陪埃米利奥·拉索莱待在旅馆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无休止地等待，见他消沉、消瘦，直到所有人心知肚明：“巴斯克号”永远也靠不了岸了，且将音信全无。驯兽师又独自在房间里关了一天，第二天，他来报社找我，说百年基业不能毁于一旦，他要去迈阿密单打独斗，白手起家，聚沙成塔，重建马戏团。他遭此大难，却有如此决心，让我动容。我陪他去巴兰基亚，把他送上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登机前，他感谢我决定加入马戏团，答应有进展就来找我。他令人心碎地跟我相拥告别，我深深明白，那个拥抱里有狮子们对他的爱，此后，我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
那天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飞往迈阿密的班机十点起飞，我撰写的有关拉索莱的社论也在那天见报。当天下午，我原打算回卡塔赫纳，突然灵光一闪，想去朋友的朋友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瓦罗·塞佩达共事的《民族报》晚报社走一趟。编辑部在老城一栋年久失修的大楼里，长长的大厅空空荡荡，中间隔着一道木栏杆。大厅最里面坐着一个穿着衬衫的金发小伙子，正坐在一台机器前打字，在空落落的编辑部里，键盘声像爆竹声。我怕地板发出疹人的嘎吱声，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在栏杆边等。他终于回头看我，突然发问，嗓音像专业主持人一样悦耳动听：
“请问有何贵干？”
他短发，颧骨坚实，眼睛明亮，目光锐利，对我的打扰有些不快。我尽可能吐字清晰，告诉他：
“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就这么斩钉截铁地报上大名，说出口才意识到，赫尔曼·巴尔加斯很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尽管在卡塔赫纳，朋友们说自从读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就常跟巴兰基亚的朋友聊起我，《民族报》还登过赫尔曼·巴尔加斯为我的短篇写的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提到新文学，他可不好糊弄。不过，瞧他欢迎我的那股热乎劲儿，我就确信他对我知根知底，其情感真挚，胜于耳闻。几小时后，我在世界书店认识了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和阿尔瓦罗·塞佩达。我们去哥伦比亚咖啡馆吃点心，我既想认识又怕认识的加泰罗尼亚智者堂拉蒙·宾耶斯当天下午没有参加六点钟聚谈会。五杯酒下肚，从哥伦比亚咖啡馆出来，我们已是莫逆之交。
那是个漫长而纯真的夜晚。阿尔瓦罗是个天才司机，酒喝得越多，开车越安全谨慎，大日子负责开车。“巴旦杏”是一家开在花团锦簇的巴旦杏树下的露天酒馆，只接待巴兰基亚青年队球迷。几名顾客发生口角，差点儿动手，我想劝他们消消气，阿方索让我别管，说球迷的地盘不欢迎和平主义者。总之，那晚的巴兰基亚截然不同，不是爸妈早年居住的城市，不是妈妈受穷的城市，也不是圣若瑟中学所在的城市。成年后我第一次来，这里有天堂般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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