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认为此事和卡米洛的终极命运有何干系，不过，几个月后，他去军方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从此音讯全无，直到政府宣布他参加了哥伦比亚解放军游击队。卡米洛死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享年三十七岁，在和军方巡逻队的交战中身亡。
卡米洛进神学院时，我也暗下决心，不在法律系虚掷光阴，但我没勇气面对爸妈。我从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口中得知——他于一九四八年二月来到波哥大，找了份好工作——爸妈对我中学和大一的成绩十分满意，想给我一个惊喜，于是寄来一台市面上最轻便、最先进的打字机。那是我此生第一台也是最不幸的一台打字机，当天就被我当了十二比索，和膳宿公寓里的同学开派对，给弟弟接风洗尘。第二天，头痛欲裂的我们去典当行探看打字机是否尚未拆封，以确保等老天爷掉钱到我们手上让我们去赎它时，它仍完好如初。那位“画师”朋友给我发工资时，是个赎回它的好机会。可到最后一刻，我们又往后拖。我和弟弟每次经过，总会一起或分头行动，当街观察，确认打字机还在原处，包着玻璃纸，系着蝉翼纱蝴蝶结，漂漂亮亮地和几排妥善保护的家电放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我们醉酒后打的如意算盘依然落空，好在打字机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每个季度按时付利息，它会一直在那儿。
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时局紧张，国家开始动荡。上台的是温和保守派奥斯皮纳·佩雷斯，尽管他本人德高望重，党内人士大多心知肚明，他的成功基于自由派的分裂。自由派大选失利，茫然不知所措，责怪阿尔贝托·耶拉斯立场中立，等于政治自杀。加夫列尔·图尔瓦伊医生大选失利后，意志消沉，莫名其妙地去了欧洲，非说那儿的心脏病学更胜一筹，一年半后，被失败的阴影吞噬，在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与纸花和陈旧的哥白林挂毯相伴，寂寂而终。而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则着眼于下一次大选，不但竞选活动一天不中断，还大力推进，力求重塑国家道德体系，超越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历史分歧，横向考虑，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做出更现实的区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他以历史性的振臂一呼“冲啊！”和超人的精力竭尽煽动之能事，甚至将抵抗的种子撒到了最偏远的角落，不到一年，他逐渐收复地盘，盼来了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前夜。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国家又要坠入内战的深渊。内战从赶走西班牙殖民者获得独立起，从前辈打到曾孙。四连败的保守党利用自由党分裂夺回政权，无论如何不想再失手。于是，奥斯皮纳·佩雷斯政府提前实行扫荡政策，血染国土，殃及民众日常生活。
我没有政治头脑，云里雾里地畅游在文学世界里，对眼前的现实视而不见。直到有天晚上，在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我才醒过神来。凛冽的寒风从山间吹来，城市荒凉寂寥，被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市剧院发表周五演讲时金属般的嗓音和故意为之的郊区腔清扫一空。剧院里坐得满满当当，最多只能容纳一千名观众，然而，演讲通过无线电传送，先用附近街道的高音喇叭，再用广播，把音量调到最高，鞭策着这座受惊的城市，在三小时甚至四小时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听众。
那晚，街上似乎只有我一人，除了《时代报》报社所在的那个至关重要的街角由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每周五都是如此。我顿时醒悟。过去，我狂妄自大，不信任盖坦。那晚，我突然懂了：盖坦超越了西班牙语国度，正在创造一种无障碍语言，其考究不在用词，而在情感充沛，语调丰富。他本人在史诗般的演讲中故意用慈父般的口吻劝听众别闹事，回家去，可听众却理解为他是对一切代表社会不公和野蛮政权的事物表示唾弃。连本应维持治安的警察都听出了相反的意思，情绪激愤。
那晚演讲的主题是控诉政府的扫荡政策所引发的灾难。政府的目的是消灭敌对的自由派，但警察在农村造成的死亡无法计数，涌入城市的难民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在历数骇人听闻的烧杀劫掠事件后，他提高声调，字斟句酌，字字珠玑，句句直击人心。盖坦慷慨激昂，民众群情激奋，最终引发了全城总爆发，并通过电波传播到全国每个角落。
激动的人群涌向街头，掀起一场不流血的激战，警察睁只眼闭只眼。那晚，我才终于明白了外公的失落和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的精辟分析。我很惊讶，国立大学的学生依然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有一些是共产党，盖坦提出的两分法在校园里无迹可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膳宿公寓，看见室友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读奥尔特加–加塞特。
“维加医生，我想通了，”我对他说，“现在我总算知道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为何并如何发动了战争。”
没过几天，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盖坦召开政治集会，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六万多，男男女女，黑衣重孝，挥舞着自由党的红旗和吊唁用的黑旗走上街头，悼念政府暴力下的无数遇难者。口号只有一个：保持静默。场面之壮观肃穆，不可思议。六万多人挤挤挨挨地沿着主干道走过十一个街区，连站在居民楼或办公楼阳台上观望的人也都保持静默。我身边的一位女士低声说了句祷告，近旁的一位男士吃惊地望着她说：
“夫人，拜托！”
她轻声道歉，陷入静默的人海。然而，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的是，在不寻常的寂静中，人群连走路和呼吸都小心翼翼。我来参加集会，并非出于政治信仰，纯属好奇，想见识见识静默的场面，却突然哽咽。在玻利瓦尔广场，盖坦站在市审计署的阳台上发表的演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连他自己的政党都没想到，人群没有发出半点儿掌声，集会口号在最苛刻的条件下得到了遵守。
这就是“静默游行”。哥伦比亚历史上有过好几次，这是感人至深的一次。那个历史性的下午给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留下了盖坦当选势不可挡的印象。保守派对此心知肚明，暴力活动蔓延全国，除了扫荡，警察还疯狂地镇压手无寸铁的自由派。那个周末，在波哥大斗牛场，国民情绪获得疯狂宣泄：牛太温顺，斗牛士下不了手，愤怒的人群从看台冲入场内，气急败坏地将牛大卸八块。许多亲临或耳闻这起恐怖事件的记者和作家将其视为国民愤怒的终极表达。
在高压环境下，第九届泛美大会于三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半在波哥大开幕。大会主席劳雷亚诺·戈麦斯好排场，斥巨资将城市装点一新。拉美各国首脑和大人物悉数到场，哥伦比亚最卓越的政治家均受邀出席，唯独漏掉了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无疑，劳雷亚诺·戈麦斯故意将其拒之门外；一些自由派领袖见盖坦一并攻击两党寡头政治，也对他怀恨在心。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美国代表乔治·马歇尔。他是刚刚结束的二战中的大英雄，如电影导演般令人目眩地执导了欧洲重建计划。
然而，四月九日，星期五，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成为当天的新闻人物，他为被控谋杀记者欧多罗·加拉尔萨·奥萨的赫苏斯·马里亚·科尔特斯·波韦达上尉获得赦免。尽管官司一直打到了下半夜，上午八点不到，他就兴冲冲地来到他位于第七大道和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的律师事务所上班。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他有好几个预约。可是不到一点，当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和六位私交或政界朋友前来道贺——官司打赢的消息尚未见报——并邀他共进午餐时，他欣然应允，其中一位是他的私人医生兼政治幕僚佩德罗·埃利塞奥·克鲁斯。
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我坐在不到三个街区外的膳宿公寓食堂用餐。汤还没上，维尔弗里多·马修就惊慌失措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个国家完了！”他对我说，“盖坦刚刚在黑猫咖啡馆门前遇刺了。”
马修和这家膳宿公寓里的其他学生一样，也来自苏克雷。他是医学和外科学模范学生，老是怀有各种不祥的预感。不到一周前，他向我们宣布：眼下最可怕、后果最严重的事件将是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但当时，谁也没有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我鼓足勇气，沿着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发足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几乎位于第七大道拐角处的黑猫咖啡馆。他们刚把重伤的盖坦送往四个街区外的中心诊所，他还没有咽气，但救活无望。一群人掏出手帕，蘸满热血，打算留作历史纪念。一个披黑披肩、穿麻鞋的摆摊女人握着沾满鲜血的手帕，愤怒地低语道：
“狗娘养的，他们杀了我的盖坦。”
擦鞋匠们挥舞着木箱，想砸开新格拉纳达药店的金属卷帘门。当班的警察没几个，他们把行凶者关进药店，以免他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一个高个子男人沉着镇定，穿着笔挺的灰西装，像是去参加婚礼；他高喊出处心积虑的口号煽动人群，效果立竿见影。店主拉起卷帘门，生怕药店被人一把火烧了。愤怒的人群排山倒海般扑向行凶者，他惊恐万状，死死地抓着一位警察。
“警官，”他苦苦哀求，几乎发不出声来，“别让他们杀了我。”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模样：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面无人色，满眼恐惧，穿着破旧的栗色竖条纹呢子西装，口袋盖早就被人扯坏了。这短暂的一幕在我脑海中成为永恒。擦鞋匠们挥舞着木箱，把他从警察手里抢了过来，多少只脚猛踹过去。他刚被打翻在地，就掉了一只鞋。
“去总统府！”穿灰西装的男人——始终身份不明——高声下令，“去总统府！”
最狂热的分子对他言听计从。行凶者已是血人，他们拖着他的脚踝，高喊着反政府口号，从第七大道前往玻利瓦尔广场，两边停着被堵在路上的近几班有轨电车。人群在人行道上和阳台上鼓掌叫好。行凶者小命已丧，尸体被打得变形，在铺石路面上留下破布和碎肉。不少人加入到队伍中，不到六个街区，队伍壮大到足以引发战争。饱受折磨的尸体上只剩下内裤和一只鞋。
玻利瓦尔广场刚整修过，按照官方全新的审美标准，多了些不雅观的树木和做工粗糙的雕像，没有了昔日周五的宏伟与庄严。国会大厦——十天前，泛美大会在此开幕——空空荡荡，代表们都去吃午饭了。于是，人群继续前往总统府，那儿同样无人把守。他们扔下尸体，尸体上只有内裤的几缕破布、左脚上的鞋和脖子上不可思议地缠在一起的两条领带。几分钟后，共和国总统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偕夫人从恩加蒂瓦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上回来用餐，总统专车上的收音机一直没打开，他们不知道盖坦遇刺的消息。
我在凶案现场又待了十多分钟，我很惊讶，目击者的说法变得太快，最后内容与形式均与事实不符。正是人流最拥挤的时候，我们站在希梅内斯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距《时代报》报社只有五十步之遥。我们知道陪盖坦离开律师事务所的有佩德罗·埃利塞奥·克鲁斯、亚历杭德罗·巴列霍、豪尔赫·帕蒂亚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内拉曾任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政府的战争部长，是他来邀请这些人去吃饭的。盖坦没有任何护卫，在朋友们的簇拥下走出大楼。刚到有轨电车站台，门多萨就拉着他的胳膊，上前一步，把其他人甩在身后，说：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话音未落，盖坦就用胳膊捂住了脸。门多萨听见第一声枪响，看见面前有个男人，端着枪，用职业杀手的冷静对准盖坦的脑袋连开三枪；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目标不明的第四枪，或许还有第五枪。
跟随父亲前来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两个妹妹埃尔维拉、罗萨·伊内斯看见盖坦仰面倒在站台上，一分钟后他被送往诊所。“他不像是死了，”多年以后，他对我说，“而像一尊仰面躺在站台上的宏伟塑像，旁边只有一小摊血。他睁着眼，直愣愣的眼神里透出无尽的悲伤。”在那一刻的混乱中，两个妹妹糊涂了，以为自己的父亲也遇害了。普利尼奥·阿普莱约把她们送上驶来的第一辆有轨电车，让她们离开凶案现场。可是，电车司机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帽子一扔，弃车而去，冲到街上，和抗议者们率先喊起了口号。几分钟后，他的车第一个遭殃，被疯狂的民众掀翻。
关于行凶者的人数和任务分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位目击者称，三名行凶者轮番开枪；另一位目击者称，真正的行凶者趁乱混入人群，不慌不忙地上了一辆行驶中的有轨电车。门多萨拉着盖坦的胳膊想跟他说的事，大家乱猜一气，谁也没猜对。他是想让盖坦同意建一所工会干部学校，或如几天前他岳父开玩笑时所说：“一所教司机哲学的学校。”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第一枪便迎面打来。
五十年后，我的记忆依然定格在那个煽动人群进攻药店的人身上。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有无数版本，没有一个提到过他。当时，他离我很近，高档西装，皮肤白皙，指挥若定。我注意到他，一直盯着他。行凶者的尸体刚被拖走，他也被一辆簇新的轿车接走，从此被历史遗忘，也被我遗忘，直到很多年后，当了记者的我突然想到：那人是为了保护真凶，才煽动民众杀死了替罪羊。
当时，二十岁的古巴学生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代表哈瓦那大学前来参加与泛美大会民主对抗的学生大会，也亲临了那场无法控制的骚乱。他是六天前到的，同行的还有古巴大学生阿尔弗雷多·格瓦拉、恩里克·奥瓦莱斯和拉斐尔·德尔皮诺。抵达后，他立即处理相关事务，包括与他十分仰慕的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会面。两天后，他见到了盖坦，盖坦约他下个周五见，并亲自在工作簿四月九日那页注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下午两点。”
根据菲德尔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媒体的讲述，加上与我这个多年好友长聊时的讲述，他听到刺杀消息时，正在律师事务所附近转悠，以保证两点准时到达。突然，他看见几帮人横冲直撞，奔走相告：
“盖坦遇刺了！”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许久才意识到：就算等到四五点，也见不到盖坦了。门多萨·内拉临时起意，邀盖坦共进午餐，结果却出了大事。
凶案现场人头攒动，交通中断，电车被掀翻。我回头往膳宿公寓走，想把午饭吃完。卡洛斯·h．帕雷哈老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拦住我，问我去哪儿。
“去吃午饭。”我回答。
“别胡扯，”他用他不知悔改的加勒比方言说，“盖坦刚刚遇刺，你还想去吃午饭？”
他不留余地，命我立刻去学校，组织学生抗议。奇怪的是我居然违背本性，真的去了。我逆人流而行，沿着第七大道往北走，好奇、悲痛、愤怒的人群正在赶往凶案现场所在的拐角，开道的是国立大学校车，由激动的学生驾驶。距拐角一百米的桑坦德公园里，职员迅速关上了全市最豪华的酒店格拉纳达酒店的大门，那几天，参加泛美大会的部分首脑和重要嘉宾就下榻于此。
穷人从各个街角钻出，组成一支全新的队伍，摆明了要大干一场。不少人刚刚洗劫过商店，偷出砍刀，挥舞着，迫不及待地要派上用场。我缺乏远见，猜不出暗杀将有何后果，比起去抗议，我更想回去把午饭吃了。于是，我转过身，回到膳宿公寓，三步并两步冲上楼，坚信那些关心政治的朋友早已进入战时状态。我想错了：餐厅里空无一人，住在隔壁的弟弟与何塞·帕伦西亚以及其他几个朋友正在寝室里唱歌。
“盖坦遇刺了！”我叫道。
他们向我示意知道了，可所有人似乎都在度假，不像遇到丧事，只顾一个劲儿地唱歌。后来，我们去冷冷清清的餐厅吃午饭，以为事态不会进一步发展，直到有人调高收音机音量，好让我们这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听到。一小时前鼓动我去抗议的卡洛斯·h．帕雷哈宣布由左翼自由派名士组成政府革命委员会，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兼政治家豪尔赫·萨拉梅亚。革命委员会的第一项决议是成立执行委员会、国家警察总部和革命政府所需的各个部门。之后，其他成员又喊了些更加不着边际的革命口号。
在庄严的氛围中，我首先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爸爸知道他的右派老顽固表兄成了极左革命的主要领袖，会怎么想？膳宿公寓老板娘听见那么多大学老师的名字，很奇怪老师表现得不像老师，倒像吵闹的学生。几步之遥，局势完全不同。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人士在国家电台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在其他电台呼吁打倒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自由党高层领导无视街头战乱，冒险前往总统府，和保守派政府共商大计。
国家处于癫狂状态，我们目瞪口呆地关注着局势发展。老板娘的儿子突然大叫，说房子着火了。确实，最里面的毛石墙有条裂缝，浓浓的黑烟开始令寝室里的空气变得稀薄。无疑，浓烟来自于膳宿公寓隔壁的省政府，示威群众在那儿放了把火，好在墙壁很厚，经得住。我们三步并两步地冲下楼，只见全城处于战时状态。无法无天的抢劫者冲进省政府办公室，看到什么都往窗外扔。黑烟蔽日，空气污浊。疯狂的人群手持砍刀和从铁匠铺偷来的各式工具，在叛乱警察的帮助下放火烧抢第七大道和附近街道的商铺。扫一眼，就知道局势已经失控。弟弟大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该死，打字机！”
我们跑到典当行。那儿还好，铁门紧锁，只是打字机不在原处。我们倒不担心，想着等几天就把它赎回来，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场大难，容不得我们等。
波哥大驻军只保护银行和官方机构，公共秩序无人问津。许多警署高官事发后很快就躲进第五师，大量巡警沿街捡些枪支弹药，尾随他们而去。有几个人戴着起义袖章，挨着我们举枪扫射，震得我心怦怦直跳。此后，我便坚信，枪声也能杀人。
从典当行往回走，只见短短几分钟内，第八大道的商铺就被洗劫一空。这里是全市最富丽堂皇的街道，出售名贵珠宝、英国面料和自庞德街舶来的帽子。这些原本摆在橱窗、沿海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物品如今谁都可以去抢，守护外国银行的士兵对此视而不见。高雅精致的圣马力诺咖啡厅店门大开，一片狼藉，身穿燕尾服、总是将加勒比学生拒之门外的服务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有人扛着高档衣服和成匹的布料，往大街上扔。我捡了一匹，没想到那么重，只好放下，虽然很舍不得。家用电器满街都是；威士忌名酒和各种进口酒被砍刀敲得粉碎，路上全是玻璃碴，很难走。弟弟路易斯·恩里克与何塞·帕伦西亚在一家被洗劫过的高档服装店淘到些剩货，包括一件上等料子做的天蓝色西装，正好是爸爸的尺寸，后来好多年里他都穿着它出席正式场合。我的战利品只有一件，是在全市最贵的茶餐厅捡到的那个牛皮文件夹，接下来那些年，很多夜晚我没有地方睡觉，就用它装上文稿，夹在胳膊底下随身携带。
我和一帮人沿着第八大道往国会大厦走，前排刚进玻利瓦尔广场，就被一梭子弹撂倒。大街上突然倒下一批死者和伤员，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一个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人爬出死人堆，拉着我的裤脚，哀声求我：
“年轻人，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我死！”
我吓坏了，拔腿就逃。此后，我学会了忘记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不幸，唯独难忘火光中那双眼里的无助。然而，我始终诧异，当时居然没有一秒钟想过，弟弟和我也可能丧生于那个无边的地狱。
下午三点开始下雨，五点后转为瓢泼大雨，浇灭了不少稍小的火焰，也浇湿了叛乱者的热情。波哥大寥寥无几的驻军无法应对叛乱，只是设法打散了街上愤怒的市民。增援部队午夜过后才从邻省紧急调来，尤其是臭名昭著、以暴力著称的博亚卡省。直到那时，电台只煽动，不报道，无消息来源，无事实真相。增援部队于后半夜收复了遭暴民洗劫的商业中心，那里只有火光，没有电。然而，政治抵抗又持续了好几天，狙击手们埋伏在塔楼里和屋顶平台上。当时，街上早已尸横遍地。
回到膳宿公寓时，市中心大半已是一片火海，剩下掀翻在地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残骸充当临时街垒。我们往箱子里塞了几件想带走的物品，后来才发现落下了两三个没能发表的短篇、外公送我的词典（再也找不回来了）和中学毕业第一名的奖品——第欧根尼·拉尔修的那本书。
我和弟弟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去距膳宿公寓四个街区的胡安尼托舅舅家避难。他们家住二楼：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两间卧室，住着舅舅、舅妈和他们的孩子爱德华多、玛格丽塔和尼古拉斯。长子尼古拉斯和我在膳宿公寓同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么多人，勉强住下。可是，马尔克斯·卡瓦耶罗一家心地善良，临时又腾出好些地方，甚至空出饭厅，不但收留了我们，还有我们的朋友和膳宿公寓的同学们：何塞·帕伦西亚、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和卡梅洛·马丁内斯，他们全都来自苏克雷，此外还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快到午夜时，雨停了。我们爬上屋顶平台，观看火光余烬中地狱般的城市景象。远处的蒙塞拉特山和瓜达卢佩山是浓烟弥漫的天空下两个巨大的黑影，愁云惨雾中我唯一能看见的还是那张巨大的垂死的脸。他爬过来，求我救他，而我却无能为力。街头围捕接近尾声，死一般的寂静中，无数埋伏在市中心的狙击手冷不丁放一枪，部队则在轰轰烈烈地清扫一切武装和非武装抵抗的痕迹，继而控制城市。死亡的景象让胡安尼托舅舅震惊不已，他一声叹息，道出了众人的心声：
“上帝啊，这就像一场梦！”
回到昏暗的客厅，我倒在沙发上。政府占有的电台播放的官方简报说局势正趋于稳定。没有更多的演说了，分不清哪些是官方电台，哪些是仍受叛乱分子控制的电台，更别提大量无法控制的恶意谣言，同样无法区分。听说所有使馆都挤满了难民，马歇尔将军在美国大使馆，由军校荣誉生负责保护。劳雷亚诺·戈麦斯从事发起就躲在那儿，他打电话给总统，认为掌握局势的是共产党，不希望总统和自由派谈判。前总统阿尔贝托·耶拉斯时任泛美联盟秘书长，乘车（非防弹车）离开国会大厦时被认出。叛乱分子想通过他，让保守派以合法方式交出政权，他才侥幸保住一条命。到午夜时分，泛美大会大部分代表都已脱险。
彼此矛盾的消息满天飞，据说诗人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的同名儿子被人用石头砸死，尸体被挂在玻利瓦尔广场上。军队从叛乱分子手中夺回电台后，政府才真正开始控制局势。电台不再叫嚣着开战，改称政府已经控制局势，希望能稳定民心，安抚民众。同时，自由党高层正在和总统谈判，要求共掌政权。
说实在的，带着政治意识行动的只有作为少数狂热分子的共产党。街头混乱时，他们像交通警察，指引人群前往政权中心。而正如盖坦在竞选活动中所控诉的那样，自由派内部一分为二：一边是希望在总统府通过谈判瓜分政权的领导人，另一边是千方百计在塔楼和屋顶平台对抗政府的选民。
行凶者的身份是盖坦遇刺的首要疑问。时至今日，胡安·罗亚·谢拉单枪匹马，混在第七大道的人群中行刺的说法尚未获得一致认同。他不大可能独自行动，自主决定刺杀的日期、时间、地点和方式。罗亚五十二岁的寡母恩卡纳西翁·谢拉听广播得知政坛英雄盖坦遇刺后，特地拿出最好的衣裳，染黑戴孝，还没染完，就听说行凶者是她的第十三个孩子胡安·罗亚·谢拉。她一共生了十四个孩子，都只读过小学，其中四个（两男两女）已经死亡。
根据她的说法，八个月前，胡安就举止怪异，自言自语，无故傻笑。一次，他对家人说，自己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转世，大家以为这是他醉酒后开的糟糕玩笑。她没听说过儿子伤害任何人，一定分量的人还给他写过推荐信，帮他找工作。胡安行刺盖坦时，包里就装着一封推荐信。六个月前，他亲笔给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写信，请求接见，讨一份工作。
胡安的母亲对调查人员说，她儿子也向盖坦当面提过困难，但盖坦没有给他任何希望。她觉得儿子这辈子从没开过枪，可他行刺的手法无论如何都不像新手。他用的是支残破不堪的点三八口径长筒左轮手枪，枪枪命中，令人叹服。
大楼里的工作人员称，案发前夕，他们在盖坦的律师事务所所在的那层楼见过凶手。门卫十分肯定地表示，四月九日早上，罗亚和一个陌生人走楼梯上去，乘电梯下来，两人在楼口候了好几个小时。不过，盖坦上楼时，楼口只有罗亚。
盖坦竞选活动的宣传报《工作日报》记者加夫列尔·雷斯特雷波列出了罗亚·谢拉行凶时所携带的所有身份证件，凶手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览无余，但作案动机无迹可寻。裤兜里乱糟糟地揣着八十二生太伏，而许多生活必需品只要五生太伏就能买到。上衣内袋里有个黑色真皮皮夹，装着一张一比索的钞票。他还带着一张诚信证明、一张警方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一张居住证明，地址是贫民区第八街30-73号。内袋里还有一本二等预备役军人证，据上面的记录，他是拉斐尔·罗亚和恩卡纳西翁·谢拉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二十一岁。
似乎一切正常，可是，一个出身贫寒、无犯罪前科的人为何要携带这么多份良民证？不过，唯一让我疑惑且永远无法释怀的是那个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男子，他让愤怒的人群去处置凶手，自己却乘豪车人间蒸发。
思想传播者遇刺身亡，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遗体在接受防腐处理时，自由党领导人聚集在中心诊所的餐厅里，讨论紧急预案。当务之急是在无预约的情况下前往总统府，和元首商议国家面临动荡，该如何应对。晚上九点不到，雨小了。第一批代表一脚高一脚低，好不容易走过民众暴乱后一片狼藉的街道。狙击手们躲在阳台和屋顶平台上乱开枪，尸体随处可见。
在总统办公室前厅，他们见到了一些保守党官员和政客，还有总统夫人堂娜贝尔塔·埃尔南德斯·德奥斯皮纳。她十分镇定自若，还穿着陪丈夫出席恩加蒂瓦展览会时的那身衣服，腰上别着佩枪。
傍晚，总统和战略要地失去了联系，在紧闭的门后，试图和军方代表及部长们评估国家局势。不到十点，自由党领导人突然到访，令他措手不及。他不想同时接见他们所有人，希望能两人一组，分别接见，但他们决定：要么不见，要么全见。总统最终让步，自由党人以为他是因为气馁。
总统身着一尘不染的西装，坐在大会议桌桌首，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只能从抽烟方式上看出他有点儿紧张。他迫不及待地抽着，一根接一根，有的抽到一半就掐了，再点一根。多年后，曾经在场的一位自由党领导人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总统不动声色，身后火光熊熊，将他的脑袋映成铂金色。透过总统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天在燃烧，废墟里的残火一直蔓延到世界尽头。
关于那次会见，在场人士透露过一些，有的歪曲事实，有的凭空想象。诗人兼历史学家阿图罗·阿拉佩最大程度地拼合记忆碎片，重现了那凶兆重重的几日。
在场的有自由派晚报《观察家报》的主编堂路易斯·卡诺、促成会议的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和其他三位更加朝气蓬勃的自由党领导人：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达里奥·埃昌迪亚和阿方索·阿劳霍。讨论过程中，还有另一些杰出的自由派人士进进出出。
多年以后，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耐心耗尽，流亡到加拉加斯。他十分清晰地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有备而去。只有他目睹了盖坦遇刺。他天生口才好，又是新闻记者，自然绘声绘色，娓娓道来。总统听得十分专注，一脸凝重，听完请在座各位发表意见：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如何公正处理，拯救国家。
门多萨一向干脆利落、直来直去，这一点敌友皆知。他回答说，政府应该授权武装部队处理，民众当时是信任武装部队的。门多萨曾在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的自由党政府任战争部长，了解军队内情，他认为只有军队才能让国家重回正轨。他的想法过于现实，总统不同意，自由派人士也不支持。
接下来发言的是以谨慎著称的堂路易斯·卡诺，他对总统的感情近乎父爱。他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奥斯皮纳任何迅速、公正的决定，他都会全力支持。总统向他保证，绝不违宪，采取必要措施，让国家恢复正常。他指着窗外地狱般的城市，提醒他们——不想讽刺，但没忍住——这一切可不是政府造成的。
奥斯皮纳总统涵养深厚，不紧不慢，不像劳雷亚诺·戈麦斯那么闹腾，也不像其他那些称得上是筹划竞选活动专家的党内人士那么傲气。可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他表现出和别人一样的固执。就这样，他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堂娜贝尔塔时不时进来一会儿，发布的消息越来越恐怖。
当时，街上的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无数狙击手埋伏在暗处。人们痛不欲生，怒不可遏，从名店抢来名酒，喝完后发酒疯。市中心毁于一旦，依然是一片火海。教会商店、司法部、省政府和许多古建筑要么给一把火烧了，要么所剩无几。在总统府这座孤岛上，现实无情，步步紧逼，多人对抗一人，达成和平协议之路越来越狭窄。
达里奥·埃昌迪亚也许威望最高，但话最少，调侃了总统两句，就不知又想什么去了。他似乎是接替奥斯皮纳·佩雷斯任共和国总统的不二人选，可那天晚上，他既没有崭露头角，也没有弄巧成拙。总统原属于温和保守派，却越来越不温和。他是一个世纪以来两位总统的孙子和侄子、一家之主、退休工程师、百万富翁（从来都是），此外，还不声不响地干了些其他事，以至于有人捕风捉影，说真正当家并在总统府做主的是他有胆识、有魄力的夫人。他自嘲道，即便如此，接受夫人建议并无不妥，只不过顺应民意，主持大局似乎更为妥当。
他说得这么有底气，当然是因为掌握了自由派没能掌握的信息：关于国内秩序定时定点的完整汇报。他离开办公室好几次，去听详细汇报，随时掌握动态。波哥大驻军不到一千，各省传来的消息或多或少都挺严重，好在忠诚的武装部队纷纷控制了局势。邻省博亚卡自由主义历史悠久，保守主义也颇为强硬，省长何塞·马里亚·比利亚雷亚尔是铁板钉钉的保守党人士，不仅早早镇压了地方叛乱，还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派来增援首都。因此，总统只要跟自由派耗时间，少说话，慢条斯理地抽烟，想办法拖住他们就行。他没看钟，但时间一定估算得特别准。绝对可靠的增援部队何时赶来实施官方镇压，他成竹在胸。
各种试探耗了很久后，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使出最后一招，提出自由派领导人在中心诊所达成的终极建议：请总统退位让贤，由达里奥·埃昌迪亚主持大局，以维护政治和睦与社会和平。两位享有极高政治声誉的前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和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当天不在国内，否则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支持这种做法。
然而，总统的回复出人意料。他说话也像吸烟那般慢条斯理，不失时机地露出他鲜为人知的真面目。总统表示，对他和家人来说，退朝归隐，不问政事，携家产移居海外，其乐融融。然而，总统任职期间外逃，对国家意味着什么，让他惴惴不安，内战爆发将不可避免。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再次请他退位时，他说自己有责任维护宪法和法律，要对得起国家，更要对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据说就在此时，他说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话——似乎他从未说过，但永远地记在了他头上——“对哥伦比亚的民主进程而言，死掉的总统比逃亡的总统更有价值”。
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一位记得听他或听任何别的人亲口说过这句话。随着时间流逝，其出处众说纷纭，人们甚至讨论了它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却从未提过它散发出的文学光辉。此后，它成为奥斯皮纳·佩雷斯政府的标志性话语和主要成就。有人说，这是几位保守派记者杜撰的，更多人认为它极可能出自于知名作家、政治家、时任矿业及石油部长的华金·埃斯特拉达·蒙萨尔维之口。当时，他就在总统府，但不在会议室。总之，一定有人说过这句名垂青史的话。城市满目疮痍，灰烬渐冷；国家再也不复从前。
说到底，总统真正立下的大功不是说了什么历史性话语，而是用糖衣炮弹加迷魂汤把自由派领导人拖到了下半夜。增援部队赶到，镇压了平民暴乱，保守派强行恢复了社会和平。四月十日上午八点，十一声电话铃将达里奥·埃昌迪亚从噩梦中惊醒，他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两党联合政府成立，好歹是个安慰。劳雷亚诺·戈麦斯不满于此处理方式，又担心个人安危，于是举家迁往纽约，而当时的形势渐渐开始有利于实现他荣登总统之位的夙愿。
盖坦为之献身的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梦想，在余烬未消的断壁残垣间灰飞烟灭。接下来几年，由于官方镇压和缺衣少食，波哥大街头的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另有百万人走上了流亡之路。过了很久，政府高层的自由派领导人才后知后觉，他们恐怕会在历史上留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恶名。
当日波哥大的历史见证人当中，有两位和我原本素不相识，多年后都和我成了挚友。一位是危地马拉诗人、政治及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卡多萨–阿拉贡，他以外交部部长和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来参加泛美大会；另一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均被控参与暴乱。
对卡多萨–阿拉贡的指控更为具体，说他用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文斯进步主义政府特使的身份做掩护，煽动暴乱。卡多萨–阿拉贡是危地马拉一届历史性政府的代表、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绝不会参与那场荒唐的冒险。他在精美的回忆录里痛心疾首地提到，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绰号“卡利班”，在《时代报》上他的热门专栏“时间之舞”中指控他应本国政府之命，刺杀乔治·马歇尔将军。如此胡言乱语，泛美大会代表们纷纷要求报社更正，但没有结果。保守派政府的官方喉舌《世纪报》昭告四方，称卡多萨–阿拉贡煽动暴乱。
多年后，我在墨西哥城认识了他和妻子丽雅·科斯塔克夫斯基。他们在科约阿坎区的家中有当年知名画家的多幅真迹，记忆中那处住宅神圣而美丽。每到周日晚上，好友们齐聚一堂，在那儿度过一段亲密而朴实无华的时光。卡多萨–阿拉贡自认为捡了一条命。盖坦遇刺几小时后，他的座驾被狙击手命中；几天后，暴乱平息，他又路遇醉汉。醉汉举枪，对着他的脸开火，连续卡壳两次。四月九日常被我们提起。岁月逝去，有愤恨，也有怀念。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一些和他学生积极分子的身份相关联的活动，更是背上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指控。四月九日，在全城暴乱的人群中度过了一个可怕的白天后，在那个黑暗的夜晚，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国民军第五师，希望能找到办法，结束街头滥杀无辜的局面。然而驻地也发生起义，谁也不听谁的。卡斯特罗的绝望，可想而知。
他拜见了驻军长官和起义军官，试图说服他们，有兵不用，等于浪费，但没有成功。他请他们带兵上街，维持治安，匡正秩序，历数各种先例，百般鼓舞，可他们就是不听。与此同时，政府军和坦克把驻地打成了马蜂窝。最终，他决定和其他人共进退。
下半夜，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前往第五师，带去自由派领导人的指示，希望起义将领、武装警察以及许多正在茫茫然待命的自由派人士和平地缴械投降。在耗时长久的马拉松谈判中，门多萨·内拉牢牢记住了那个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的古巴学生。自由派领导人和起义军官论战，他多次调停，思路清晰，完胜众人。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了那名古巴学生是何许人也。他在加拉加斯一张恐怖之夜的照片上偶然认出了他，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上了马埃斯特腊山。
十一年后，我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记者，去报道他胜利解放哈瓦那。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历经磨难，历久弥新。在我们海阔天空的长谈中，四月九日常在嘴边，他认为那是他成长中的重要时刻之一。特别是在第五师驻地那晚，他发现起义军大多进进出出，忙着抢东西，而不是奋力坚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当两位朋友正在见证哥伦比亚历史的分水岭事件时，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几名逃难者正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于黑暗中幸存下来。我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已是一名见习作家，某天会凭借记忆重现这段惨痛的经历。当时，我唯一的担心很现实：给家人报个平安——至少当时平安——同时确认爸妈和弟弟妹妹们也平安，特别是远离家人、在外住校的两个大妹妹玛尔戈特和阿依达。
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避难经历很神奇。头几天过得艰难，老听见枪响，又没有确切消息。可是渐渐地，我们敢去附近商店买吃的了。街道被奉命坚决射击的部队占领。何塞·帕伦西亚简直没治了，他从垃圾箱里淘到一顶侦察兵的帽子和一副绑腿，假扮军人上街转悠，被巡逻队发现后，竟奇迹般地逃脱。
商业电台被军方控制，午夜前停止播音；电报和屈指可数的老式电话只为治安部队保留；没有其他通讯方式。电报所里人满为患，队伍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电台开启了一项新服务，即用电波传递消息，听见了幸运，听不见自认倒霉。这办法似乎最可靠易行，我们也用了，没抱太大指望。
我和弟弟三天闭门不出，再上街，景象恐怖：城市变成废墟，雨下个不停，雾蒙蒙的，看不真切。雨水减小了火势，也耽误了重建。市中心多条道路被封，狙击手埋伏在屋顶平台，行人要听从像是在打世界大战的武装巡逻队的指令，毫无必要地舍近求远。街上腐臭难闻，军用卡车还未收拾堆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士兵们被迫面对成群前来认尸的绝望市民。
昔日的商业中心化为废墟，臭气熏天，让人不得不捏着鼻子，许多寻亲的市民被迫选择放弃。堆得最高的一座“小山”上，有具尸体引人注意：光着脚，没穿裤子，只穿着一件完美无瑕的长礼服。三天后，灰烬还散发着无名尸体的臭味，一具具尸体烂在了瓦砾中，或在人行道上堆成堆。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拉了一下枪栓——没听错——外加一声断喝：
“举起手来！”
我们俩猛地站住。我吓傻了，想都没想，乖乖地举起手，听见安赫尔·卡西哈哈大笑，这才缓过神来。安赫尔·卡西是我们的朋友，作为一等预备役军人，应召入伍。有了他，我们这些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难民才在国家电台门前等了一天后，用电波向亲人报了平安。电台不分昼夜，两周内连续发送了无数条消息，我们那条，爸爸在苏克雷听到了。家人总爱胡思乱想，我和弟弟饱受其害。我们担心，妈妈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会以为是朋友发善心，报的假平安。我们猜得大差不差：妈妈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噩梦，梦见两个大儿子遇上骚乱，倒在血泊中，场景十分逼真。后来，她从其他渠道证实我们都还活着，决定谁也不许再回波哥大，哪怕全部饿死在家里。妈妈的决定没得商量，爸妈的第一封电报上只写着：速回苏克雷商讨前程。
在紧张的等待中，好几个同学向我描绘了去卡塔赫纳完成学业的大好前景。波哥大会从废墟中站起来，但波哥大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屠杀带来的恐惧。卡塔赫纳有所遍布古迹的百年名校，法律系规模不大，国立大学的差学生到那儿也是好学生。
未经深思熟虑，我不想断然放弃；没有耳闻目见，也不想先跟爸妈提，只说要坐飞机，经卡塔赫纳回苏克雷。战事如火如荼，从马格达莱纳河走水路无异于自杀。路易斯·恩里克的想法是，先跟波哥大老板结账，再去巴兰基亚找活儿。
不管怎样，我早就看清了，我去哪儿都当不成律师，只想争取时间稳住爸妈。卡塔赫纳作为缓兵之计，可以考虑。我从未想到的是，这个合情合理的盘算最终会让我死心塌地地决定：就在那儿生活下去。
那些天，想弄到同一个航班的五张机票飞往沿海任何地区，只能靠恩里克大显身手。他冒险排了许多一眼望不到头的队，在应急机场从这头到那头，奔波了一天，终于弄到三个航班的五张机票，起飞时间不确定，到处都是枪林弹雨和看不见的爆炸。我和弟弟的机票得到确认，同一航班飞往巴兰基亚。可到最后一刻，我们还是搭乘了不同的航班。从上一个周五起，波哥大一直暮霭沉沉，细雨绵绵，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和腐尸味。从舅舅家到机场的路上，我们连续在两个岗哨接受盘问，岗哨士兵也胆战心惊。在第二个岗哨，一声爆炸，紧接着是重型武器扫射。士兵们卧倒，也让我们卧倒。后来才知道，爆炸是工业瓦斯泄漏所致。一名士兵告诉我们，他守了三天，无人换岗，也无弹药，城里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尽。被拦住后，我们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士兵的恐惧更让我们崩溃。验完身份和出行目的，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登机前，无须再办其他手续，只须等。有个好心肠的人，给了我三根烟。我一边等，一边抽了两根，留一根在路上，以缓解坐飞机的恐惧。
没有电话，勤务兵只好骑摩托，在岗哨间传递航班消息和变更通知。上午八点，他们安排一群人即刻登机，飞往巴兰基亚，不过不是我那个航班。后来，我听说三个朋友和弟弟也在另一个岗哨登机，弃我而去。我孤身一人，只能横下心，硬着头皮对付我与生俱来的飞行恐惧症。登机时，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舷梯被挪给另一架飞机用了，我扶着两名士兵，爬上泥瓦匠用的梯子，成功登机。同一机场，同一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登机前往哈瓦那。多年以后，他亲口告诉我，那架飞机运的是斗牛。
我坐的好歹是架dc–3型客机，刚上过油、刷过漆，还能闻着味儿。客舱里没有座位灯，也没有标准的通风装置，是专门用来运送部队官兵的。座位不是普通客舱那种排成三排、相互分开的座椅，而是两条用普通木板做成的长凳，牢牢地固定在机舱地面。我的全部行李是一只亚麻布旅行箱，装着两三套脏衣服、几本诗集和弟弟路易斯·恩里克设法挽救的文学增刊剪报。乘客们相对而坐，从驾驶舱一直坐到机尾。没有安全带，只拴着两根龙舌兰绳，相当于给每侧各配备了一条长长的集体安全带。对我来说，最残忍的是刚点上那根留在飞行途中抽的烟，穿连体工作服的飞行员就在驾驶舱里通知大家：客舱内禁止吸烟！油箱就在脚下，只隔一层木板。那是无比漫长的三小时飞行。
飞机抵达巴兰基亚时，刚开始下大雨，仿佛所有雨水都集中在了四月，房屋被连根拔起，而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孤单躺在病床上的人溺水而亡。机场被浇得一团糟，我只好原地躲雨，好不容易打听到弟弟和两个同伴搭乘的飞机准点到达，可他们三人早已赶在雷声响起、大雨倾盆之前匆忙离开了机场。
三小时后，我才赶到车站。雷雨天气，发车时间提前，开往卡塔赫纳的最后一班车已经走了。我不担心，反正弟弟在巴兰基亚，可是我怕：身无分文，如何过夜？最后，多亏何塞·帕伦西亚，我才在美丽的伊尔塞·阿尔瓦拉辛和莉拉·阿尔瓦拉辛姐妹家临时住下，并在三天后，搭乘邮政公司的破车前往卡塔赫纳。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留下，在巴兰基亚等一份工作。我只剩八比索，不过何塞·帕伦西亚答应当晚坐公共汽车给我送点儿钱过去。车上挤满了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过，司机答应再带三个，坐在车顶的货包和行李间，收票价的四分之一。坐着如此奇怪的座位，晒着大太阳，我在想：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哥伦比亚的二十世纪才真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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