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世界，纳妾是婚姻的辅助，得到法律和社会的承认。它是应和男人们不愿意接受一个性伴侣的情形而发展起来的，也满足了男人们夸耀自己男性能力以及通过对女人但不是妻子的占有来显示财富的欲望。这种制度化的不忠只能在完全由男性支配的社会中运行。即使在那时，在个人的层面要使这个做法可行，即当丈夫把新的女人引入到婚姻里来的时候，也至少要求丈夫能够提供妻子和妾起码的住宿要求。确切地说，涉及纳妾制度的那些法律，试图保护妻子免遭她们丈夫的情感背叛，也试图保护妾免遭同样处于不安全地位的妻子的报复。妾和情妇这两种机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法律承认妾的孩子为合法的孩子。
中国的妾1
公元3世纪的诗人傅玄2曾经哀叹说：“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在古代中国，过分相信父权统治的制度支配到妇女生活最微小的细节，阻碍着她们的个性，禁止着她们的选择。从古代到现代，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对妇女的压制却始终不变。只是到了20世纪，旧秩序在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解体的时候，中国妇女的状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儒教，即圣人孔子(前551—前479)所创立的生活方式，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和政治结构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在汉代(前206—220)，儒教开始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教的教导是，家庭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但是它蔑视妇女，认为她们在智力上有欠缺。受儒教影响的法律规定，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女儿应该服从父亲，寡妇应该服从儿子，总之，女人服从男人。
公元前6世纪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后，与儒教形成了竞争之势。佛教并没有成功取代中国传统儒教的生活方式，但是到了4世纪，它已经和儒教和平共存，并且对儒教形成了影响。中国的佛教也诋毁女人，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引起性欲，比男人意志更加脆弱。儒教和佛教的教义，都强化一种征服女人、压制她们任性的天性的生活方式。
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中国人不是用喜悦而经常是用不快来迎接女儿的降生。一个女婴就意味着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而一家人是永远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好处的。她要么变成别人的妻子，为她的丈夫劳作，要么作为妾或者奴隶卖给别人，得到的钱还没有她父母养她的钱多。刚从产道里滑出来，她就是不划算的，她为什么还应该活下去呢？如果她从初生后的优选中幸免于难，为什么还要找麻烦给她起名字，因为她只是一个临时的家庭成员，是注定要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屋顶之下生活的呀？所以千百年来，许多女孩都没有名字，只是被编了号而已：大妞、二妞，等等。从囚犯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这种编号的做法非常挫伤号码主体的情志。在中国，这种对个性的蔑视也殃及起了名字的妇女，在其他大多数方面，她们与她们编号的姊妹的地位是一样的。
中国的纳妾制度属于家庭结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妾有明确规定的作用和责任。她们对妻子形成补充，并且有一定的较为卑微但却非常独特的地位。她们不像有学识的阿斯帕齐娅和虔诚的多拉罗萨，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对应人物那样，更容易被蔑视为妓女，虽然中国的男人经常从妓院中找到他们的妾。
有些幸运的妾被安置在分开的住宅里，大多数妾和她主人的妻子、孩子、仆人，经常还有其他的妾一起分享家庭生活。这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但是又在同居一处的人之间造成了复杂的、难以相处的关系。一个妾的康乐和幸福通常依赖于她的房中秘术，也就是她的性技巧。
拥有一些妾是一件很有声望的事情。男人拥有妾越多就越好。妾也作为礼物被送给官员或新郎。同时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体面的女人是不会成为妾的，是不会“在没有婚姻或者婚礼的情况下被耻辱地嫁出去的”。3
当妻子不能摆脱家庭责任的时候，妾就陪着她的主人在外旅行。更重要的是，当妻子不能提供继承人的时候，妾就要承担起这个任务。即便是身份最卑微的妾，只要生下一个儿子，她就会得到有所限制的终身职位。如果她是一个奴隶，这时也不会因为哪个年长的家庭成员稍稍心血来潮就有被卖掉的风险。
虽然一个中国的妾有合法的地位，但她却很少有什么权利，不过责任却很多。如果她和另外一个男人睡觉，她就犯了通奸罪；如果她的主人捉奸成功，就可以杀死她和她的情人。其他的惩罚可能是用一根竹棍分别打他们77棍和87棍，或者用一种运猪到市场上去的笼子把他们装起来一起淹死。和谋杀妻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谋杀妾所带来的惩罚是比较轻的。
主人能够以某种类似于离婚的方式摆脱他们的妾，而至少在理论上妾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摆脱她们的主人。主人可以提出七种传统的“驱逐”理由来采取行动，包括行为不检和饶舌。妾却只能提出三种理由，包括无家可归，这通常是说她的主人贫穷的婉词。
妾的背景和她们主人的背景一样，都是五花八门。有些妾来自于受人尊敬的家庭，她们的父亲大概可以从这种关系的安排中获得很大的利益。许多妾是被她们赤贫的父母抛弃或卖掉的女奴，在她们接受培训、被卖作妾(换取可观的甚至是敲诈的利润)之前又被招到妓院去卖身或者遣到街上去拉客。4
选择妻子的标准和选择妾的标准相当不同。区别于妻子的是，妾的地位和行为都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她必须在性的艺术方面有技巧或者有潜在的技巧——如果男人来做选择的话，那么他选择的就是她生理方面的魅力。当一个有嫉妒心或谨慎的妻子或者一个有影响力的妾在纳妾这件事情上有发言权的时候，她都更喜欢找一个相貌平庸的女奴，因为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对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
作为妾出售的女奴像商品那样陈列，就像卖马的仪式一样。这要求女孩在潜在的买主面前走动，说话，展现她的面容、手、胳臂，特别是她那双未缠过的脚。在着迷于脚的中国，脚非常重要，尤其是脚的大小。女孩独特的体味也要考察，首先是牙齿、口气，然后是腋窝，买主都要嗅一嗅。有时还要考察阴道的气味。可能是将一枚枣子滑入女孩的阴道，然后取出来，以便客商可以闻闻它或者舔舔它。
事实上，芳香造就了一个嫔妃的一段传奇故事。18世纪满族清朝的香妃，是中国浪漫小说和戏剧中备受尊崇的女主人公。传说香妃是一个异族女子，她的香气是从她的身体中散发出来的，所以她并不需要香水或者香粉。满族皇帝被她深深吸引，以至于将她从她丈夫那里神秘带走，然后带回自己的皇宫。在路上，皇帝每天用奶油给香妃按摩，用骆驼奶给香妃沐浴，以保持她香甜的气息。
香妃并没有报答皇帝对她的爱慕。相反，她在宽大的袍袖里暗藏匕首，并且向她的婢女透露，说她打算报复皇帝把她从她心爱的丈夫和民族那里拐走的行径。
皇太后担心儿子的安全，干预了这件事情，结果是赐香妃缢死。皇帝极度痛苦地抱着死去的香妃，即便这时，一股纯香还包围着香妃的尸体。
对于真正的(更勇敢的)女人来说，妾的生活既不是悲情的浪漫，也没有什么英雄气概。一般说来，妾的生活相当于软禁在家中，妾和那些竞争对手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一个妻子、其他的妾，甚至还有佣人，都卷入了一家人无休止的争吵和阴谋之中。争吵的焦点是生活保障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生活保障的问题。因为任何事情都要依赖于丈夫或者说主人，所以所有这些女人都争着吸引他的注意力，争着得到他的宠爱，这使得她们相互之间残酷地玩弄花招来赢得自己的地位，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得不对她的对手使坏。而一个妾赢得地位的最佳方式就是生一个男孩。
在一个地位较低的家庭里，妾的日子是在单调沉闷的家务劳动中度过的，她的生活被嫉妒、提防的妻子或其他作为对手的妾弄得筋疲力尽。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里，妾可能会发现日子是冗长的，在家庭杂务、例行公事的打扫卫生、流言蜚语的说长道短和马拉松式的麻将牌局中缓缓流走。为了排遣无聊，妾们经常抽起了鸦片。她们的伙伴都鼓励这种行为，因为抽鸦片上瘾的女人比较容易满足，而且都变得更加温顺、驯服和容易驾驭。
中国千百年来的纳妾制度造就了千千万万的妾，但是由于纳妾对于普通人来讲也司空见惯，所以很少有人对她们的生活做过什么记录。有一些，例如18世纪的香妃，还继续存在于传说之中。其他的，就是那些发生在自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的事情，在他们的孩子和孙子的记忆中幸存了下来。在这些子孙中，有一些人把他们能够记住和记录下来的无论什么东西都贡献给了研究者和作家。有两个这样被人们记住的妾，就是虞芳和梅英。虞芳生活在中国，而梅英在中国开始她作为妾的身份，但她很快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虞芳：妾的命运
虞芳(yu-fang)于1909年初夏时节的五月初五出生在动荡的满洲里西南部——在北京东北方向250英里开外。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鸭蛋脸，容光焕发的皮肤把双颊点燃成绚烂的玫瑰红。她闪闪发光的乌发编成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腰间扫来荡去。
虞芳也缠过脚，这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一种恭顺的保证和一种美丽的符号。最重要的是，她娴静，而且行为端正。作为一个妾，虞芳所换到的钱足以使她的父亲实现自己纳妾数人的人生抱负。她父亲是和薛将军谈下这笔生意的，薛将军是一个军阀和警察头目。很快虞芳就被移交给薛将军监护。
虞芳是幸运的，因为薛将军没有把她带回家同他的妻子和其他妾同住。大概因为她太年轻、太可爱，薛将军就把她安置在她自己单独的家里，还给她配备了佣人和一只友善的猫。薛将军会上门并同她做爱，并给她提供津贴。他劝她抽鸦片，但是并不强迫她。独处的时候，虞芳靠读小说和诗歌、照顾她的玫瑰花和花园以及同她的猫玩耍来打发时光。薛将军允许她去看戏，而且虽然有些不愿意，也允许她去看望她的父母。当虞芳一股脑地倾诉对自己不安全地占有她的情人感到担心和害怕的时候，她的父亲并不同情她。
有一天，虞芳的担心和害怕变成了现实：薛将军忽然不再来了。一连六年，虞芳都是一个人生活。薛将军有时写信，也总是寄钱，但是虞芳还是坐卧不安，生活痛苦。她对他莫名其妙的离去感到悲伤，而且不断地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试图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一天，薛将军终于又出现了，而且好像他并没有离开六年一样，同她做了爱。
一个月之后，虞芳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大喜过望。当他们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将军要虞芳给孩子起名叫宝琴。一年之后，他让虞芳和宝琴搬到他与他的妻子和其他妾同住的大宅里来。虞芳虽然遵从，但是心里却顾虑重重。
到了新家之后，虞芳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她刚一到达，一个佣人就从她的怀里抢走了宝琴，并把她交给了薛夫人，因为薛夫人已经决定把宝琴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宝琴再也不能叫虞芳“妈妈”，她得把这个亲热的称呼留给薛夫人。而且，虞芳见到宝琴还要磕头，就像她见到薛夫人一样。
一夜之间，虞芳就变成了一个二等的妾，地位如同佣人一样。薛夫人非常厌恶她。更令人苦恼的是，虞芳意识到上了年纪的薛将军行将就木。她现在明白了薛将军在她的生活中突然重新出现的原因。由于没有孩子而且健康状况恶化，他和他的妻子决定要让虞芳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虞芳的命运很快就会掌握在毫无同情心的薛夫人手中。要摆脱她作为宝琴生母的身份，薛夫人很可能会把虞芳卖掉，也许是卖给一位富人，但也许是卖给一家妓院。
最后还是薛将军救了虞芳。在他咽气之前，他恳求他的妻子放了他的这位妾。薛夫人遵从了他的要求，就这样虞芳就逃回到了她父母那里。但是她是离了虎穴又入狼窝。她的母亲没有能力和用薛将军的钱买回来的两个妾争斗，而她的父亲喜欢两个妾大大胜过她的母亲。两个妾狼狈为奸，对这一家人实行恐怖统治，包括刚刚回家的虞芳。虽然虞芳最后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但这并不是一种典型的结局。一位来自开明家庭的朋友被虞芳的美貌折服，于是将她娶进家门，这样才把虞芳从凄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梅英5：生活在地球两端
1907年，也就是在虞芳出生的前两年，梁梅英出生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而在将近60年之后，她死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亏了她的孙女丹尼斯·钟(danisechong)所写的动人心扉、描述详尽的回忆录《妾的孩子们：一个生活在地球两端的中国家庭的故事》，梅英的悲剧故事才没有失传。
梅英的家庭还没有穷到要淹死或者处理掉不幸的女婴的地步。四岁的时候，她已经很任性了，以至于抗拒她母亲给她缠脚的努力。缠脚是一种可能使她获得童养媳资格的风俗。结果，她只好被卖作佣人。到了17岁可以结婚的年龄，她的主人又把她卖给了一个叫谭三木(chansam)的人做妾，三木是一个已婚的农民，在加拿大需要一个伴侣，而他在加拿大劳作又是为了改善在中国家乡的妻子和女儿的命运。
梅英被吓坏了。她相信正派的女孩是不会做妾的，但是除此之外她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不过梅英还是选择了活下来，并且第一次在温哥华的码头和谭三木见了面。在一顿表示欢迎的午饭之后，三木告诉梅英说，她必须得在茶馆里做两年招待，以抵消他为她筹借的旅费。梅英感到十分震怒，因为中国文化把女招待看得比妓女好不了多少。她的新生活一开始就是令人痛苦的。
但是梅英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招待，也挣了不少小费。她是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女人，将近5英尺高，像一根竹子那样苗条，五官精致，皮肤略施白粉，眉毛精修，浓密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得体。
梅英19岁的时候，和谭三木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平平，一年之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囡囡。她们的性别让梅英发愁，就像自己的性别当年让母亲发愁一样。不久之后，小家庭回到了中国，去做一次跨海的探望，因为谭三木想要让他的妻子黄波放心。这时黄波才知道三木纳了一个妾，才知道他们都得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之下。
两个女人立刻就争吵起来，喜欢支配别人的梅英欺负更加温顺的黄波，拒绝做自己的那一份家务事。为了保持和平，谭三木决定送梅英去上学并且再纳一个妾来帮助做家务。一听到这个消息，梅英和黄波则联合起来反对，迫使谭三木取消了自己的计划。虽然谭三木通常和黄波一起睡觉，但是他又一次让梅英怀孕了。梅英劝谭三木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在加拿大出生，以便能够让他享受到加拿大公民资格的各种福利。谭三木同意了，但是平平和囡囡却与黄波一起留在了中国。作为谭三木的妻子，黄波也被认为是平平和囡囡的母亲。
回到加拿大之后，梅英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几乎让她崩溃。这个女儿就是丹尼斯·钟的母亲星星，后来叫温妮(winnie)。星星父母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大萧条摧毁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经济，那里的唐人街遭受的打击则更加严重。当梅英在茶馆里做招待，支撑着他们家庭在加拿大和中国两个分支的时候，谭三木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梅英一言不留离家出走，把婴儿留给了谭三木。
梅英并没有走远，谭三木在一家茶馆找到了她，并且提醒她要注意自己的责任，于是梅英又回家了。但是梅英并不认同自己妾的身份——这种身份对她的要求很多，给予她的回报却很少——她喝酒，并且和茶馆里欣赏她的客人赌起钱来。大概是为了摆脱谭三木对她的警戒和没完没了的道德说教，梅英鼓励他回中国，说希望他成为他们大家都渴望的儿子的父亲。三木同意了，梅英提前领取薪水来支付他的旅费。
回到中国的村子里之后，谭三木和黄波开始用梅英源源不断的汇款来修建房子，而梅英则靠向她的雇主借钱和销售彩票赚取佣金的方式来满足他们持续不断的需求。没有人感谢她——这种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梅英并不是愿意付出牺牲的这类人，尤其不愿意长期供养谭三木他们安逸地待在中国。她开始沉迷于借更多的钱，来买时髦的衣服、赌博和到维多利亚做短途旅行。
然而，赌博超出了偶尔消遣的界限，梅英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严重上瘾的赌徒，她不断地用尚未领取的薪水来下赌注而不能自拔，而这些尚未领取的薪水她也常常输掉。最后，债台高筑的时候，她开始和茶馆里那些愿意为她支付赌债和愿意给她钱的人做起性交易来了。
更糟的还在后面。1937年，谭三木决定回到加拿大，并把黄波、平平、囡囡和他与黄波的新生儿子园园全都留在了中国。一家人并没有为这个长期盼望的儿子的出生感到喜悦，而是为他的出生感到痛苦，因为小园园的双脚呈奇怪的畸形，指向身体的后方，就好像他的躯干在往前走，而他的双脚却在往后走一样。(在加拿大，梅英是这样地渴望一个儿子，以至于她努力把星星打扮成一个男孩，给她穿裤子，把她的头发剪短。)
尽管在经济上有压力，尽管跌入了赌瘾的深渊，尽管以性来换取收入，但是在谭三木长期逗留中国期间，梅英还是极大地享受到了她个人的自由。他们的重聚迅速地变成了痛苦。谭三木批评梅英赌博、抽烟、酗酒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他对她的道德权威”。
梅英很蔑视谭三木的节俭(比如用米饭就着番茄酱或果酱当饭吃的做法)，对他的权威主义、他那滔滔不绝的孔孟说教以及他想要控制她的企图都大感愤怒。
有一天，谭三木发现梅英住在另一个男人的住所，从此梅英永远离开了谭三木，带着星星搬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纳奈莫。谭三木平静地对待这件事情：“她仍然是他的妾；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他们分开住了。”由于三木的心和黄波的心是用爱连在一起的，所以梅英的背叛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触动。另外，他知道她还会继续交钱，以供养他们在中国的家庭。
梅英的活计就是给人上菜上饭，工作之余就是赌博，而且沉溺于酗酒而不能自拔，结果总是不断呕吐。她对她的生活现状大感愤怒，于是蓄意责打星星，并且用其他的方式来折磨她。“你怎么不去死呢？”她不断羞辱女儿。
最后，梅英找到了一个她敬佩的男人。周坤是个聪明人，没有被大萧条击垮。他们两人开始了一段持续数年的关系。周坤在中国有妻子儿女，所以并没有把梅英养起来，不过他的确精打细算地积攒了一些钱来借给梅英。然而周坤却帮助梅英找到了她最想要的东西，一个等她年老时可以照顾她的儿子。可以收养的中国男孩就像稀有的宝石一样，价格是女孩的10倍。梅英必须得支付三百块钱来收养一个叫作郭林的男婴，这个男孩后来改名为伦纳德。
梅英变化了的境况——大萧条时期较低的薪水、两个孩子，以及周坤——增强了她对谭三木的憎恨以及自己的独立意识。假如她在街上碰见谭三木，她甚至会砍死他。她不许星星管谭三木叫爸爸，因为“他不是你父亲”。她也不再给他钱，结果，还是谭三木为星星支付了上学的学费。
1939年，梅英搬到了温哥华，那是周坤居住的地方。她把郭林寄养在一对年纪较长的夫妇那儿，自己带着星星住在一个房间里。周坤是梅英的情人，但是他说明了他们两人情人关系的条件：梅英必须自己租房子住，并且自己支付自己的一切费用。
谭三木一方面想念黄波，另一方面又被梅英在华人社区里的糟糕名声弄得灰头土脸，所以他决定，为了自尊他也要和梅英“离婚”。“是我把你从中国带来的。按理说，周坤应该征得我的同意才能和你有任何关系。”
梅英大怒。“我手上连一枚婚戒也没戴过。”她反驳道。但是谭三木却是戴婚戒的，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三木决意要把他那不听话、不体面的妾卖掉。他告诉梅英说，周坤得付给他三千块钱才有权利占有她。
“我不是拿来卖的。”她啐了他一口。周坤绝不会付给谭三木一分钱，梅英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要做的就是继续喝酒、赌博，把她的珠宝拿去当掉然后又赎回，虐待她那最大罪过就是她的性别的女儿，以及和周坤相爱。
一天，谭三木给梅英带来了可怕的消息，说他们的女儿囡囡死了。梅英给黄波寄去了吊唁函，也给她的大女儿平平写了信：“再不要给我写信了。我的心已经完全破碎了。”就这样，她与这个把她和谭三木捆绑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中国家庭断绝了所有的联系。
梅英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模式。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总是追求更便宜的租金。她把孩子们寄养出去又领回来。一次，她决定把家安定下来。她买了家具，还专门给星星买了一把用过的安乐椅。后来，谭三木作为一个普通的熟人又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时间的流逝驱散了他和他的妾之间的敌意。
然而，星星却为母亲作为周坤不固定的情妇的那种负债和不稳定的生活而感到痛苦。梅英非常喜欢周坤，以至于她宁愿牺牲星星的生活来追随他，有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是到了夜晚，她还得偷偷地从他的家逃回到自己的家。星星问自己，她母亲做所有这些事情，其荣誉何在？最后，为了缓解这个小家庭没有尽头的贫穷，星星去一家保育学校工作，并且忍受了针对她这个亚洲人无休止的冷落和歧视。每个月，她都把她105块钱的薪水支票寄给梅英。梅英把支票兑现后又寄给星星5块钱作为她的零用钱。
当已经自称温妮的星星订婚的时候，梅英要求男方支付五百块钱的彩礼，并且要求星星兑现抚养现在已经改称伦纳德的郭林的诺言，以换取作为母亲对他们的祝福。梅英得到了彩礼，但是温妮的未婚夫却拒绝带走伦纳德。梅英接受了这一拒绝，并且还送给温妮传统的结婚礼物，就是一床鸭绒被和一对枕头，另外她还把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的一个香柏木箱送给了女儿。
梅英继续喝酒、吵架，对自己、儿子、家庭甚至是她心爱的周坤都采取忽略的态度。只有当她绝望的时候才会再次去找温妮。周坤也抛弃了她，并且扬言，即便她身无分文，他也不会给她一个子儿。
梅英搬去和温妮同住，但是她对酒的贪得无厌以及买酒所需要的钱制造了难以忍受的紧张。一次，当梅英催促温妮去死的时候，温妮大发雷霆：“你差不多都把我打死了；为什么你不把我绑在一根电线杆上把我打死呢？那样我就不需要这样悲惨地活着了!”
梅英拒绝搬走之后，温妮的丈夫带着梅英开车到唐人街谭三木的住处。在少见的休战状态中，梅英和谭三木联合起来反对温妮。这样，梅英和谭三木还是只能分开生活。谭三木于1957年死于癌症。
梅英的生活是一个下陷的旋涡，充满了酒精、令人憎恶的租来的房子和季节性的采摘水果和蔬菜的工作。在1967年因车祸身亡之前她和温妮只有一些短暂的和好和团聚。
法医的报告记录的是，梅英死亡后的身高为4英尺9英寸，体重为90磅。她的财产同样微薄：一张面值40.94元的玉器首饰当铺收据、几瓶干草药和一件温妮给她的山羊绒毛衣。周坤并没有流泪，只是为他没有出席的葬礼捐献了50块钱。梅英一生下来，贫穷和性别就注定了她失败的命运，她被埋在了离谭三木几排墓穴的地方，死后和生时一样，还是与谭三木分居。
日本的妾6
和中国不同的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日本重视妇女，尽管还没有重视到给予她们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日本万物有灵论的神道教众神当中，女神们是受到尊崇的。当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派她的孙子下凡统治日本的时候，她创立了得到认可的日本皇室家族。
日本人也崇拜神道教中的女神，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这些女神自由嬉戏，并且沉溺于连续不断的风流韵事之中。7这些淫荡的女神就是一种神圣的证明，证明性活动是一种快乐的活动，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发起它，并且可以和男性一样从中获得同样多的享受。神道教的结果就是鼓励日本的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相当自由地表达她们的性欲。单是日本的武士阶级在性方面就受到了很大的尊崇。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性活动的尊崇也仍然处于其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
日本早期对妇女有利的文化也欢迎女性统治者。从传说的、没有记载时代开始，一直到公元12世纪，妇女都处在有权威和权力的地位。例如，公元522年到784年这一时期，就很是令人难忘，因为女性天皇的统治和男性天皇的统治一样常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极有影响力的女人，把外国的信仰体系引入到日本，而正是这样的信仰体系，后来深深影响并取代了神道教。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成功地将高丽佛教移植到日本，而这个宗教最初的介绍至少发生在50年以前。女皇还保护了佛教艺术。另外两个著名的女皇——圣武天皇(729—749年在位)和她的女儿及继位人孝谦天皇(749—758年在位)，都是虔诚的、改变了原有宗教信仰的佛教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佛教核心位置的对女人的憎恶渗透到了整个日本社会。双重标准的行为法典出现。妇女的权利在所有的领域都受到了损害。持统女天皇(687—697年在位)错过了把日本的基本法律编成公元701年的《太和法典》的机会。《太和法典》彻底检查了税法和土地法，规定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女人只能得到男人的三分之二。15世纪，所谓的土地拥有者们炮制了“房屋法”，规定妇女在法律和社会上处于劣势地位。其他法律的和社会的行为法典都要求女子在成为新娘之前保持童贞，而允许男子在成为新郎之前获得性经验。
17世纪一部概述妇女作用的教科书敦促女孩要有美德、要贞洁、要服从、要安静。一个女人“必须把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主人来照看，必须带着所有的崇拜和尊重来服侍他，不能蔑视或轻视他。一个女人伟大的终生职责就是服从”。8
然而，妻子不用接受这样的命令，去爱并且崇拜她们的父母为她们安排要嫁的丈夫。几百年之后，日本的婚姻仍然以实用主义的考虑为特点，这使得这里的婚外情要比要求夫妻恩爱的社会愉快很多。
来自于富裕家庭的温顺的但情感无法固定的妻子们，不得不与一个或者更多的妾分享她们的家或者至少她们的丈夫。到了17世纪，在盛行佛教的中国和高丽的体系中形成了模式的纳妾制度，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还有全面的规矩加以制约。
无论是妻子还是妾，双方都不一定是敌对的。纳妾很普遍，而且许多妻子都养在纳妾的家庭中。妾自己常常又是妾的女儿。妻子和妾都知道规矩，也都知道违背规矩的后果。
妾有着佣人的地位，永远也不能够获得妻子一样的地位。即使是想要娶她们的鳏夫或者单身汉也不能够这样做。如果妾被带到她主人的家中生活，她就得服从她主人的妻子的权威，决不能侵犯她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妻子赞同丈夫对妾的选择。有足够强的个性来行使她们权威的妻子和妾能够和谐共存。尽管婚姻的地位得到保证，但是较为软弱的妻子却常常发现她们自己和那些任性的、鄙视自己的妾处于两败俱伤的争斗之中。
纳妾的男人之所以纳妾，原因多种多样：声望、性、浪漫的爱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为还没有孩子的婚姻提供一个继承人。一个妻子不能怀上孩子，就给了她丈夫同她离婚的法律基础，但是如果丈夫的妾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她就可以免于这种极端的做法。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妻子欣然欢迎能够怀孕的年轻的妾进入她们的家中。
表示妾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词叫“mekake”，意思是“借来的子宫”。一个“mekake”的儿子，由于主人的缘故，是不会真正成为妾的儿子的。孩子父亲的妻子将作为孩子正式的母亲来抚养这个婴儿，孩子的父亲将承认他是继承人。孩子的生母，即那个妾，仍然是夫妻两人的佣人，现在也是夫妻两人孩子的佣人。妾将在生下婴孩后的第13天看望这个婴孩，届时她会和其他佣人一起正式参拜她的新小主人。
在家庭中已为人父的许多男人仍然可能纯粹为了性欲的缘故而纳妾。一个男人也可能会爱上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然后把她安置在分开的住所，这样就可以避免她遭受其妻子严苛的纪律约束，或者避免她同以前受宠的那些妾进行不愉快的争斗。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妻子指控丈夫把妾置于自己的地位之上，妻子的家庭就可以介入并且要求归还嫁妆。把潜在的对手分开，有着很好的经济上的意义。然而，在大多数家庭中，主人都认为，关于妾的生活的规矩，足以保证妻妾们和谐共存，而这些女人们都会认真地考虑他的权威而使他的生活过得非常舒适。
二条女士9：从嫔妃到乞丐
经常的情况是，大多数日本的妾，她们的生死都是没有文献记录。但是，有一个相当例外的女人，却留下了她做日本宫廷嫔妃经历的丰富记录。二条女士并没有为成千上万受宠程度不及她的姊妹们讲话，但是她的自传体著作《二条女士的自供》却相当引人入胜，因为她观察细致，表述率性，同时也非常自恋，以至于她的自传有着无意识的自嘲元素。
二条女士4岁就进了13世纪时后深草天皇的宫廷，那时她十几岁的母亲助台刚刚去世。后深草天皇是一个脆弱、胆小的年轻人，因髋部畸形而变得跛足，在他英俊潇洒、魅力四射的弟弟龟山面前感到相形见绌，而龟山曾一度爱慕助台。如此他只好将他的单相思转移到助台那漂亮的、穿着得体的小女儿身上。1271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他将这个女孩纳为自己的嫔妃。二条女士那时十二三岁，正值少女青春成熟、即将步入为人妻妾的成人世界的美妙时期。后深草天皇比她年长13岁。
二条女士对母亲的去世表现出很少的痛苦，对自己童年的戛然而止也毫无怨恨。她真正关心的就是服装——每个人的，包括她自己的。尽管有这方面的痴迷，二条女士却很有教养，读了不少书，有音乐和美术修养，而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大多是平庸的)诗歌。
作为后深草天皇的嫔妃，在具有竞争性的，热衷米酒、爱情、音乐和诗歌的宫廷里，二条女士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见识的竞争者。她快活而又有天赋，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后深草天皇正式承认这个儿子，尽管他很清楚她还有一串其他的情人。他实际上怂恿二条女士去勾引大祭司有明，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大祭司发誓保持独身。
不过这位年轻嫔妃的几次失败抵消了她的一些成功。她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一位保护者和老师，之后，后深草天皇也没有找麻烦去把她立为一位正式的嫔妃。
二条女士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不可抵抗性。因为后深草天皇容忍了她与其他男人的风流韵事，所以她企图——非常冒失地——把她同其他男人怀上的三个孩子冒充为后深草天皇的孩子。(有一个情人勾引她的“语言足以让一只高丽虎潸然落泪”，她温柔地回忆道。)同时，二条女士也对后深草天皇并不感兴趣。但是这无助于避免他们的幼子夭亡，同时也无助于避免后深草天皇的皇后因她的傲慢而对她产生敌意。即使是自恋的二条女士也察觉到皇后对她不像以前那样友善了。
二条女士最后错误地盘算着要同后深草天皇的弟弟龟田发展浪漫关系，而这位弟弟正是后深草天皇所深深嫉妒的。12年之后，后深草天皇突然驱逐了他的这位嫔妃。在他们最后痛苦的会面中，她穿着一件精细的、闪闪发光的袍子，袍子上端有一顶红色的兜帽，袍子上面还绣有蓝色的竹竽粉和宽阔的草地。在把她赶走之后，后深草天皇哼哼道：“我真讨厌竹竽粉。”
最后，二条女士终于承认她失去了她的皇家情人对她的爱慕和尊敬。她不明白“他怎么这样没有感觉”。尽管她长期以来是他(不忠诚)的嫔妃，后深草天皇还是切断了她的经济来源。不过二条女士得以避免穷困——刚刚能够避免——的方法是背诵她的诗歌和为别人的室内装饰出主意，总的说来是靠她的才智生活。她还当了尼姑，但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尼姑——云游四方，见到过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在路上漂泊了8年之后，二条女士在一处圣地与后深草天皇不期而遇。(这个时候，他也发誓信神了。)她穿着肮脏的尼姑服，上面满是尘土，还长有一些青苔，显得皱皱巴巴。与她同行的是一个驼背的侏儒。无论如何后深草天皇还是认出了二条女士，于是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怀旧。“风流韵事现在已经没有了从前的魔力。”他感叹道——至少根据二条女士的记忆，后深草天皇的情绪是这样的。
尽管她的生活有一个赤贫的结尾，从不谦虚的二条女士还是认为她的生活足够有趣，值得记录。的确也是这样。她的记忆是对一个嫔妃的爱情、认识和思考的一种罕见的证明，也是对她所处的世界的一种罕见的证明，她的世界起初是日本13世纪时的皇宫，后来又是日本普通社会竞争的喧嚣。
二条女士反映的是日本贵族放荡不羁的性生活、坦率的物质主义、在社会上的势利倾向和精细复杂的仪式。她所分享的常规的爱情观把爱情看成是一种亲密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浪漫和诗歌是要紧的，而忠诚并不要紧。无论是皇家的宫廷还是富裕商人的家中，嫔妃或妾都缺乏妻子的保障和地位，但是她们却经常控制着强烈的情感和色情之爱。在母爱方面，二条女士是一个作为宫廷嫔妃的典型母亲，她和自己的孩子是分开的，孩子们则由他们的父亲控制并由仆人来照顾。
但是二条女士在其他方面是独特的，最为显著的就是她所写出的内容广泛的以自利为目的的回忆录，以及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超常的坚韧。令人吃惊的是，她从一个嫔妃沦为一个流浪的乞丐，并没有感到什么自怜和绝望。这毫无疑问属于她令人羡慕的应对变化的技能。但是二条女士也许为最终摆脱宫廷嫔妃所遭受的约束和不自然而感到解脱，为最终不用假装喜爱没有吸引力甚至令人讨厌的后深草天皇而感到解脱。
艺伎：穷苦女孩等待出头的日子
纳妾制度和支撑这一制度的家庭结构，并不是日本社会双重标准的唯一反映。就像在许多其他社会中一样，双重标准也在卖淫嫖娼之中得以兴盛。妓女通常是被父母卖到这个行当中的穷苦女孩。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对妓女进行了监管，足利幕府时代(1338—1573)设立妓女局来对妓女收税。德川幕府时代(17世纪—19世纪)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日本著名的“快乐家园”，这是获得执照的、像动物园一样的妓女住宅区，这些住宅区深深地震惊并且挑逗了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
19世纪许多处在无生育的包办婚姻中的日本男人所要求的东西，比一个妾的永久责任要少得多，又比一个妓女短暂的注意力要多得多。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日本风格的西式情妇。
情妇的来源之一是艺伎云集的茶馆世界。最初的艺伎(这个词的意思是“提供娱乐的人”)是男人，但是到了1800年，大多数艺伎都变成了女人。一个典型的艺伎其外表区别于所有其他的女人。她那抹得像粉笔一样煞白的脸和染了黑边的眼睛，以及涂成玫瑰花蕾一样颜色的嘴唇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她那抹白的脖子在沉重、僵硬的黑色假发下也显得不大自然。穿着艳丽和极其昂贵的和服、用宽腰带裹着苗条腰肢的艺伎，并不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有着巨大性诱惑力的女人。到了19世纪，艺伎被粗略地翻译成“冷标致”。
艺伎通常来自于比较贫穷的阶级，她们大概在10岁到12岁的年龄就作为学徒进入这个行业。成为艺伎是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她会受到教育。她也会帮助到她的父母：如果父母签约，将她作为艺伎学徒送去服务一段期间，他们就能得到一笔钱。
艺伎的培训计划既严格又漫长，内容包括唱歌、音乐、十分复杂的茶道知识以及插花艺术。优雅的仪式舞蹈是最高级的表演，也是获取富有的主顾最必不可少的节目。过多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化妆和服装上面。艺伎们慢慢描绘弄成白色的脸，精心梳理油腻腻的(有臭味和头皮屑的)头发，这是她们的日常工作，通常需要自恋地在镜子前花上冗长乏味的数小时时间。
艺伎工作过度，又吃不饱，得到的评价也很低——换句话说，她们受到的是无情、苛刻的待遇，但却被认为对于这样的姑娘是恰当的。在艺伎学校，礼节规定，新生要作为“天赋很少的女孩”来介绍，尽管她们实际上刚一进入学校就非常优秀。
艺伎的首次性经历采用一种叫作“水之年龄”(mizu-age)的古老仪式来进行。一个年纪较大的有经验的男人会和一个还是处女的艺伎在一起度过7个夜晚，他会用蛋清在她的大腿内侧按摩，每天的位置都向上一点，直到他那探索的手指穿透她的生殖器的那天晚上。10
艺伎要学会的一点是，她们必须尽可能地保持慎重，以至于顾客可以对这样的事情放心，那就是无论她听到还是碰巧听到了什么，她都宁愿割去舌头也不泄密。19世纪时，武士在茶馆里密谋推翻将军幕府，而艺伎却什么都没有说。日本的政治家在叫作画室(zashikis)的茶馆里举行最高级的秘密会议，而茶馆的员工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艺伎。
一个艺伎学徒会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艺伎“姐姐”的“妹妹”，姐姐要教会妹妹一切东西，从化妆原料的秘方到迷惑客人的谈话策略等等。作为给姐姐的报酬，成功的妹妹会从她最终挣得的艺伎费里分出一份来给姐姐。对于妹妹来讲，当艺伎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一位富人的情妇。
学徒要通过一项考试才能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艺伎，这项考试由茶馆的鸨母、学徒的老师以及来自艺伎总部的官员来主持。在这之后的两三年里，她要为她的住房、膳食和服装而工作，服装是一项主要开支。再往后，她就可以把小费留给自己，而茶馆会留下由她的服务换来的高额收入。事实上，艺伎在经济上严重受制于茶馆，只有那些有了主顾(danna-san)的艺伎才能够付清她们沉重的债务。通常，艺伎会成为她主顾的情妇。
艺伎的潜在主顾会将自己介绍给茶馆的主人，茶馆的主人在做出决定之前会仔细地审查他，尤其是审查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被接受，他就要订契约来帮助付清他的艺伎的债务，认购她的生活费用，也许还有医疗费用，而且如果和艺伎共度时光的话还要支付她的钟点费。几个头牌的艺伎一生中的主顾不会多于两个，其他所有的艺伎都只能指望一个主顾在半年或一年之后就厌倦她们。
艺伎并不希望爱上她的主顾，虽然她接受的培训就是要恭维、诱惑他，给他磕头，好像她很爱他似的。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仪式化的、受到控制的安排。她是一位老练的情妇，而他则是一位欣赏她的客户。如果，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相爱了，那么这就算得上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如果，也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那么她这样做就会有失去主顾的风险，并且还会激怒茶馆的主人以及毁坏自己的名声。
日本艺伎的生活还是有一些优越之处的。即使在今天，那些抱怨性骚扰的女人也会被弃之不用，只有那些最勇敢的女权主义者才敢挑战现状，要求性别平等。艺伎通常是在非常贫穷的环境中发现的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们的新环境将她们提升到了那些被她们甩在后面的人所无法想象和无可匹及的高度。艺伎要进行彻底的教育，而且特别要在艺术方面得到培训。她们被免除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而且她们的确也没有时间、也很少有意愿去从事家务劳动。作为将传统主义、精英主义和性欲亢奋融合在一起的复杂、舒适的世界的一部分，艺伎被抬举到了较高的社会阶层。
像所有的情妇一样，艺伎很少有保障，也没有终身职位。主顾们一旦履行了他们最初的义务，他们就有自由与他们的艺伎解除关系，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然后走上以旧换新的道路。然而，茶馆重新接受艺伎的承诺，消除了艺伎遭到主顾解除关系时的痛楚，尽管重回茶馆意味着重操旧业，恢复每日勾引、款待客人的苦差事。有些艺伎要设法积攒一些钱来应对意外情况，但是当主顾撤走他的资助的时候，大多数艺伎在经济上都要饱受痛苦。
总的看来，艺伎可以说改善了她的命运，这仅仅是因为，如果女人不做艺伎的话，那么她们就会成为日本社会中价值过低的社会成员，那些贫穷的女孩更是如此。但是这种改善的代价很高；艺伎所得到的每一种好处——教育、培训、介绍给高层社会——都需要付出代价。她以契约的方式被束缚在她的担保人身上，而且被迫欠下巨额债务，以至于不得不耗费终身的时间来偿还。但主要的代价是她的身体被监禁在非常纯粹非常具体的异类世界之中。没有那种面饰、那种发型、那种和服、那种宽腰带以及那数十种饰品，艺伎也就仅仅是一个女人，也就仅仅有一个女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