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当我研究、思考和盘算如何解释我的材料的时候，碰到的棘手问题就是定义。古典词典的定义，其帮助实在有限，尤其是当我愈加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本书中，东方的妾和西方的情妇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时候。在《简明牛津英语新词典》中，情妇的定义是“一个男人妻子之外的与他有长期性关系的女人”，而妾的定义是“与一个男人同居但又没有成为他妻子的女人”。这些定义太含糊了，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妾的定义并没有把妾和事实婚姻的女方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描述一个东方的妾惯常但并非绝对和她的爱情主人(love-master)及其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情况。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西方世界，情妇和妾这两个词经常作为同义语来使用。所以，在《婚外》中，我决定使用一个有效的情妇定义，那就是：与通常娶了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自愿或者被迫形成相对长期的性关系的女人。这个定义也适用于妾，妾的特点将在论述她们文化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

情妇生活无法摆脱与人类最基本的机制——婚姻的联系，而且几乎自动地意味着有时是丈夫有时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的确，婚姻是决定谁是情妇谁不是情妇的关键因素。虽然许多人认定通奸破坏婚姻，但许多人又自相矛盾地相信，通奸也支撑婚姻。例如，法国人就会为下班后男人享受与情妇的约会做出辩解，他们引用作家大仲马精辟的观察来说明这个问题：“婚姻的链条太过沉重，通常需要两个人甚或三个人来挪动。”

婚姻和情妇生活以及东方纳妾之间的这种联系，穿越时空，几乎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主要文化之中。英国巨富吉米·戈德史密斯(jimmygoldsmith)去世时，就有妻子、前妻们和情妇们围在身边。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著名论断：“当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结婚，他就创造了一份自动的工作空缺。”并不使人吃惊的是，北美人对西方的模式比对东方的模式更加熟悉，东方有着不同的、更加复杂精细的形式，最显著的就是制度化的纳妾和豢养女眷。

在所有社会的所有时代中，包办婚姻的习俗一直都最有可能带来寻找情妇或纳妾的后果。父母或其他亲友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配偶时，通常都是出于经济考虑，或者为了加强家庭的关系、生意的联系或政治的联盟等等，而把浪漫的爱情作为婚姻关系中无关的、自我放纵的、有时甚至是邪恶的基础加以抛弃。人们指望丈夫和妻子同居，在一个经济单元中生活，并且生儿育女。人们并不指望夫妻间有相互触摸带来的颤栗、相互爱慕或者相互满足对方的情感需要。

有时候，既成婚姻也可能会演绎出浪漫的爱情，但更加常见的却是人人都希望看见的尊重、容忍和顺从，所以许多婚姻极其不幸福。除了道德极其严格的社会，所有社会都不愿男人压制或升华他们浪漫和好色的冲动，以满足他们婚姻之外的欲望，具体做法就是寻找情妇或纳妾。然而，几乎从来都不鼓励女人有外遇，如果她们被捉奸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还是有许多女人我行我素，甘愿冒险。

不可逾越的阶级和等级鸿沟，也使得一些本可以成为妻子的人成了情妇。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公元4世纪时希波(hippo)的主教，就遵从了北非社会禁止与低于自己阶级的人结婚的法令，只能把自己所爱、地位低于自己的那个女人收纳为妾，并与她生活在一起。当他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身良好的姑娘。

由民族、种族或宗教所决定的等级，也会使女人降到情妇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例如，恐惧和憎恨外国人的古希腊，禁止它的公民与外国人通婚，这样，雅典领袖伯利克里(pericles)就一直不能娶阿斯帕齐娅(aspasia)——他心爱的米勒西亚嫔妃和他儿子的母亲——为妻。

在许多东方文化中，纳妾是婚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比婚姻次要或与婚姻平行的另一件事情。妾的职责和权利在法律及社会习俗中都得到阐明。在普通人家，一两个妾协助一个妻子料理日常家务。妾要像妻子一样接受性责任的约束，包括要忠诚，并且她们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之中。他们认为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与西方的情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的妾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她们的主人生养后嗣。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封建时期的中国和土耳其，一些皇室成员、贵族和特权人士靠妻妾成群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这些妾常常是抓来或者买来的。这些人数众多、由太监管理的女眷是一个混乱纷繁的群体，在她们中间，阴谋、竞争和冲突——生孩子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此伏彼起。那些岁数较大、不那么受宠的女眷则变成操持家务劳动的苦工。另一些年纪较轻、还有希望的同事们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成天精心打扮，而且和太监们、妻子们、亲戚们、孩子们、佣人们既相互勾结，又明争暗斗。她们的目标就是和主人睡上一觉，如果幸运临到，她们会怀上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可以使母亲从卑微的身份中摇身一变，迅速过上优越的生活，甚至还可能爬上权力的宝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的法律几乎一直以宣布情妇的后代为私生的方式来强化婚姻的首要地位，从出身最低微的奴隶到地位最高的公爵的女人都是如此。在法律和文化上，父亲不但没有义务承担对情妇所生孩子的责任，而且还可能把他们视为耻辱和私生行为带来的危险因素。的确，即便父亲有认养这些“外来”孩子的倾向，法律也使得他们的行为变得异常困难。

但也有些人公然对抗社会反对抚养私生孩子的禁忌。像英国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ii)这样的王室成员，就把他许多情妇的儿子提升到公爵的地位，以至于今天26位公爵中有5位就是他的后代。查尔斯二世认为，这些孩子的血统高贵，足以超越他们的瑕疵而使他们成为合法的王室后代。受个人激情驱使的平民也嘲笑他们社会的价值观。例如，一些奴隶主，就冒着被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同胞严重报复的危险，承认自己是他们奴隶情妇的孩子的父亲。但在西方社会，承认自己的私生子，始终不是主流的规则。

今天的情妇无疑指望她和情人所生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就像她的先辈们一样，她是男女关系的先导，她的地位反映了这些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妇女状况的改善、关于家庭和个人关系的法律的自由化、对dna检测越来越多的接受，都大大地增加了她的情人认养或者部分地抚养她孩子的可能性。(约翰·爱德华兹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坏的例子。在要求他的助手夹一块弗朗西斯·奎因的尿布秘密地去做dna检测以确定他是不是她的父亲之后，他全力否认他可能是或者就是奎因的父亲，直到公众一再追问他的谎言以至于不可挽回地败坏了他的名声时，他才承认他就是奎因的父亲，并且请求饶恕，尤其是请求他暴怒的妻子伊丽莎白的饶恕。)同时，可采用的有效的避孕措施以及合法的人工流产的出现，也大大地减少了情妇可能生下孩子的数量。

然而，像蕾莉·亨特一样，情妇们和他们的情人的确是有孩子的。有一些，像卡琳·斯坦福这样的，就不得不为她们孩子的权利而战斗。其他的，像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维托·小弗瑟拉这样的父亲，却悄悄地为他们私生的孩子提供经济资助。但是即使是这些合作的父亲也不能担保，他们合法的孩子会善意地接受这些“外来的”兄弟姊妹。阿什利·斯坦福-杰克逊(ashleystanfordjackson)的母亲就经常公开抱怨，她女儿的兄弟姊妹对她没有兴趣。密特朗的儿子吉恩-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在去医院看望父亲时碰到同父异母的妹妹马扎琳，就很是冷落她。“只要我父亲不谈起这个年轻的女人，对我来说她就是不存在的。”他这样告诉朋友们说。到了34岁的时候，马扎琳才取得了她的合法姓氏平格尔特-密特朗(pingeot-mitterand)，她解释说：“19年来，我谁的女儿都不是，但是我最终决定，把我父亲的名字加到我的身份文件里。”

非裔美国人埃西·梅·华盛顿-威廉斯(essiemaewashington-williams)的情况就更加异乎寻常，她是16岁的佣人卡丽·巴特勒(carriebutler)和她主人22岁的儿子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所生的女儿。斯特罗姆·瑟蒙德是一个政治家，死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岁了，但还担任着公职，因为不断主张种族隔离而臭名昭著。“军队里没有足够的部队强迫南方人打破种族隔离，从而接纳黑色人种进入我们的剧院、进入我们的游泳池、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教堂。”他咆哮着说。“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种族主义者，继承了国家权利古典学说的衣钵。”埃西·梅回忆道。他说起话来“就像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幽灵一样”。

但是在私下里，瑟蒙德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而且对他双种族的女儿既有强烈的兴趣，又感到十分骄傲。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埃西·梅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她妈妈带着她到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他从不叫我妈妈的名字。在口头上他也不承认我是他的孩子。我离开的时候他没有问我什么，也没有邀请我再去，就像是一个听众和一个重要人物的见面，像一次求职的面试，而不像是一次父女的团聚。”埃西·梅写道。然而她离开的时候确信，她妈妈与瑟蒙德的关系还在进行，而且他们彼此关爱。

经瑟蒙德建议，埃西·梅上了一所全黑人的大学，这所大学现在叫作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他为她支付学费，并且偶尔在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安排私密的会面，大学校长也一定猜到或者知道了他们关系的性质。瑟蒙德的姊妹玛丽·汤普金斯(marytompkins)应该也知道他们的关系，瑟蒙德至少有一次委派她去给埃西·梅送钱。

然而埃西·梅从来没有泄露过她父亲的身份。“并不是斯特罗姆·瑟蒙德曾经要我发誓保守秘密。他从来不让我发誓做任何事情。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我们都以深深压制的方式爱着对方，那就是我们的社交契约。”她这样写道。

瑟蒙德于2003年去世，只是到了这时，在《亲爱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女儿的回忆录》中，埃西·梅才揭示了瑟蒙德的同事们和朋友们长期以来所怀疑的东西。瑟蒙德家族公开承认了瑟蒙德和她的父女关系，并声称她有权了解她应该继承的遗产。(有助于事态发展的是，她并没有兴趣打官司去争取她父亲的一份遗产——即她道义上的合法权利。)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特罗姆·小瑟蒙德(stromthurmondjr.)补充说，他急于要了解她。2004年，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marksanford)把她的名字添加到瑟蒙德孩子的名单中，镌刻在纪念他的公共纪念碑上。时代在改变，即便在南卡罗莱纳州也是这样。

但是在那些仿佛时光静止不动的社会里，情妇和妾与她们的先辈仍然极其相似。罗马天主教堂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域，这里的制度坚定地秉持着它根深蒂固的对妇女的不信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拒绝任命她们为牧师，这里还拒绝废除强制的单身制度，这是牧师婚姻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今天与牧师卷入亲密关系的妇女，与以前数百年里这样的女人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她们要冒充为管家，要把她们与牧师的真实关系掩藏在围裙和墩布后面。教会仍然把这样的妇女看成是对男人的诱惑和罪恶的媒介，正如教会对于修道人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态度一样，它最关心的只是控制危害的程度，而将真实的情况掩盖起来，不令外部世界知晓。

女权主义扩大了妇女的权利，有效的、可采用的避孕措施改变了情妇生活的变量和可能性。围绕婚前性行为的道德观念越来越放宽，建立在习惯法基础之上的生活安排越来越成为准则，随着这种趋势，情妇和女朋友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今天，许多情况下，到底是何种身份必须要看性伙伴们对于他们自己状态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看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现代的情妇和她们的先辈相比，不那么可能嫁给她们的情人，在经济上也不那么依赖于她们的情人了。今天的情妇，通常爱上的是不愿意离婚的已婚男人，并和他们保持固定的关系。除分手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使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一段不正当的关系。但是这些情妇经常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她们希望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她们的私通关系能够通过婚姻得以合法化，就像卡米拉·帕克·鲍尔斯那样。

风流韵事本身——浪漫和激情，欲望被唤起以及得到疯狂的满足——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即使负罪感与性冒险的刺激以及蔑视社会准则的挑战同时存在，也不能消除二人共享的黏合力以及隐藏在这种黏合力之中的相互信任。这种关系遭到禁限的规模影响着其中权力的平衡，这部分是由未婚情妇的克制和慎重所制约的。虽然这种关系强加给她大量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在传统节假日期间，但是也把她从做妻子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使她进入一种只显现她最好面容和最好行为的神秘生活方式之中。而且这种关系感觉起来是或者实际上就是平等主义的，双方都可以带来他们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可以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许多的情妇，还有妾，就有着许多的故事!我在每一个类别中都选择了一些女人，她们可以最好地说明我在众多的研究资料中开始理解到的各种主题和潜台词。优先选择是困难的，我一个一个地筛选掉一些女人，开始时是小心翼翼，后来就变得越加残酷了。慢慢地，我的整个书架上都塞满了那些经常是迷人的被抛弃的人物的资料——艾玛·汉密尔顿(emmahamilton)女士!戴安·狄·普瓦捷(dianedepoitiers)!乔治·桑(georgesand)!科科·查妮尔(cocochanel)!——因为太过冗长和占地方以及我要集中研究一些个体的决定，她们都成了被我抛弃的牺牲品。留下来的人都是精华，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而且故事还把她自己同许多其他的女人联系起来。她们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来自不同的阶级和等级，有着不同的肤色和生活条件。她们当中有贵族，有奴隶，有妻子，有母亲，还有未婚女人，她们住的有棚舍，有居室，有房子和大厦。有一些很有名，通常是因为她们有着特别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则要通过她们情人的回忆录或其他人或官方文件才能还原她们的生活。所有这些女人的共同点就是，她们要么是情妇，要么是妾。本书就是讲述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特殊的故事的。本书中使得每个女人显得重要的，是那些包含在她们生平故事中的独特之处，正是这些反映和显明了情妇机制的不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