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季，怀旧成了国内商家的大卖点。雪茄店门前的木雕印第安人像单个售价4000美元；1938年发行的《超人》系列漫画售价400美元。在一位意大利设计师推介下，丽塔·海华丝式的造型重返时尚界，模特们穿着衬衫式裙装和喇叭裙，随着管弦乐器演奏的摇摆音乐漫步。男女同校的在校女学生们更复古，她们穿上1900年左右流行的长及脚踝的大衣，戴上钢架老花镜。箭牌衬衫的橱窗里又挂出了1906年的样式。赫兹广告公司主打古铜色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戴着米老鼠牌手表。超过300家广播电台重播奥森·韦尔斯的《世界大战》庆祝万圣节。百老汇最流行、最畅销的剧目是新版《不，不，南妮特》，这本是20世纪20年代的歌舞剧。上映首周票房便达35000美元；单张票价高达25美元；该剧主题歌《我要幸福》再度流行起来。巴斯比·伯克利负责编舞，主演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伴随着《鸳鸯茶》的曲调跳起踢踏舞时，观看夜场首映的观众纷纷起立，掌声雷动。

1971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重印了其1897年出版的商品目录的第104期，此举堪称旧事物风光再现的绝佳典范。新版还附上了西德尼·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的序言。出版社原以为只有图书馆会买它用以充实参考书书架，但该重印本竟以每册14.9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万册。人们成立了怀旧读书俱乐部，提供各色老电影广告的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集锦、《迪克·特雷西探险故事》《小孤女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神探南茜》和《哈迪男孩》系列故事也很畅销。浪琴乐团录音室出售名为《想起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团时代的伟大歌手》《感谢回忆》《永远铭记的年代》《难忘岁月》《大型乐团时代的主题曲》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盈利数百万美元。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野心的莫过于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以立体声重录摇摆乐的经典唱片集，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尔斯·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桑西尔、莱昂内尔·汉普顿和本尼·古德曼等人的作品。

这种时代风潮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人厌倦了现在，便回顾过去寻找慰藉。虽然1971年是个多事之秋，但诸多事件的性质并未在糟糕的1970年之后有所改善。与之后相比，1971年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但在当时形势已十分严峻。2月，商品批发价格飙升，创下17年来之最。总体看来，生活费用在5年内上涨了25%。此外，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60年代的重大犯罪案件增加了176%。去年共发生550万起重罪案件；1960年的破案率为1/3，如今却仅有1/5。性病的传播速度惊人，淋病则成为全国流行病，且尚无预防感染的疫苗。

美国上下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未公布）说明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60年代，大量农场主外迁使得农业人口减少了40%。四处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流行起来，有600万美国人以房车为家。与日俱增的购物中心为城市生活模式带来重大转变。第一家购物中心于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开张；在之后10年里，中心城市的零售营业额骤降了71%。尼克松当政的第二年，美国有13000多家购物中心，市中心零售商店的处境相当悲惨。另一组颇不好的数据（当时尼克松政府不以为意）预示着美国可能要爆发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耗增加了4倍，电力消耗增加了6倍。

社会传统在这一年屡遭颠覆。劳斯莱斯接受破产管理。军队宣布从今以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生育后可继续服役。地下气象员组织安放的炸弹在参议院会议室下方的一间男厕所爆炸，震动了整个国会山。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5年里，有1400所教区学校关闭。《展望》周刊以停刊来庆祝美国杂志周。以制售优质汤品出名的美食公司因被新泽州西卫生局揭露其产品引起消费者肉毒中毒而宣告倒闭，超过120万罐奶油浓汤被迫销毁。伯克利的4个市议员空缺职位中有三个落入激进分子之手。最高法院规定，不能因其无法缴纳罚款而关押被告，于是再无“不交30美元就关押30天”的判决。

1971年的校园很太平，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花花公子》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仅36%的学生表示“现在愿意参加抗议”，但他们补充说“不会采用暴力”。一篇投往《加利福尼亚州人日报》的文章写道：“伯克利人的生活已经堕落，校园里弥漫着瘾君子的绝望。我们无所事事，整天吸毒喝酒或幻想着新型立体音乐……太多人只是在浑浑噩噩度日，称不上活着。”密歇根州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埃尔利赫说：“很多学生垂头丧气，人际关系冷漠”，但“仍有很多人渴望改变”。最大的变化是激进分子人数虽未减少，但已不在校园里游行示威，他们的关注重心转至华盛顿。他们抗议的主要原因——战争，仍在继续。若说1970年的问题是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人，那1971年的关键则是老挝。此外，再也没人幻想南越能在阮文绍的领导下迈向民主。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中的吉尔伯特–沙利文式闹剧可追溯到1967年大选。当年虽然阮文绍与阮高祺获胜，但由于有11人参选，他们只得到35%的选票。阮文绍很不满意，感到丢了面子，一直耿耿于怀，1971年他决定绝不能重蹈覆辙。接他指令，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今后若要参加选举，竞选人需获得40位国民议会议员的签名支持或100位省市级议员的支持（若选择后者，每位地方议员的签名需由省长或市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大劲敌：阮高祺和呼声很高的杨文明将军，这两个人还达成了君子协定：绝不为难彼此。杨文明表示，一旦发现舞弊行为，他立马退出。结果真出了舞弊事件：阮文绍的最高法庭通过技术手段取消了阮高祺的参选资格。怒不可遏的杨文明带着阮文绍操纵选举的证据造访美国大使馆。那些证据包括让省领导购买选票、“给不友好的公务员换个工作”、谎报选票的书面指示。随后，杨文明退出竞选，表示无法“忍受这些剥夺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希望、妨碍越南各民族和解的恶心闹剧”。

阮文绍毫无异议地欣然接受，但这引起了华盛顿方面的恐慌。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抗议后，越南最高法庭推翻此前的决议，宣布阮高祺为合法候选人，仍可参选。但阮高祺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何况他还怀疑阮文绍和省领导的舞弊行为已然生效，再无扭转选情的可能。于是他决定退出，称总统是“滑稽闹剧的主演”。大选如期举行，阮文绍获得94.3%选票，这表明选举系毫无意义的暗箱操作。阮文绍表示，非常高兴看到民众对他的领导能力抱有“惊人”的信心，但他的这次皮洛斯式胜利也没风光多久。到年末，美国驻越部队人数将减至158000人，阮文绍部队可以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次南越在老挝进行的军事行动更是印证了阮文绍部队的无力，行动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证明越南化的有效性，16000名越南共和国士兵接到命令穿过非武装地带，沿9号公路横穿老挝，切断胡志明小道（这是传说中的网状补给通道，当时部分路段已宽达50英里）。在历史上，很少有军事计划对保密工作如此掉以轻心。行动开始几周前，西贡的美军情报人员告诉媒体，敌军已陷入“霍布森选择”sup/sup：北越要么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冒险抗战，如果他们反抗就会全军覆灭。为凸显行动的地域性，离9号公路200码处的地方竖起了“美国人严禁入内”的公告牌。当记者指出“杜威峡谷2号”行动这一名称具有美国特色时，代号又被匆忙换成“蓝山719”。

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宣传，“蓝山719”行动于1971年2月8日正式展开。第一批记者报道说大获全胜。战地记者只能确定队伍正缓慢行进，并未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随后灾难降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的4个精英师发起猛攻。在西贡，美军副司令弗雷德里克·韦兰少将说，南越的失败“比新年攻势那一役还惨”。阮文绍的王牌军第一师止步不前，营长请求撤退，但遭到拒绝。原因如弗兰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说，“美军指挥部和白宫下令，5月旱季结束前，越南共和国军必须待在老挝，严守胡志明小道，而越南共和国军军官可不敢跟美国作对。”

第一师的步兵乱作一团，纷纷抛弃阵地，销毁弹药，争先恐后地在丛林中披荆斩棘，赶到美国直升机能营救他们的空地。若收看那一周的夜间新闻，观众就能看到越南共和国军的士兵紧抓直升机滑轨不放的一幕。全靠美国空军进行干预才避免了阮文绍部队的全军覆灭。在为期45天的竞选临近尾声时，南越部队伤亡过半：3800人死亡，5200人受伤；8个营丧失战斗能力，而胡志明小道上的运输量反倒增加了。4月上旬，尼克松告诉国民：“今晚，我正式宣布战争越南化策略取得胜利。”评论家则说他简直在侮辱国民的智商。

这在美国国内一定会激起反战运动。4月18日，越南战争老兵反战协会在国会山下安营扎寨，还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赶紧组建老兵正义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组建的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呼吁尼克松抛弃畏缩不前的越南政策，“按上帝旨意运用武力”。政府官员控诉评论员对这两个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事情进展得太快，政府和媒体都来不及回应。4月24日，约20万人在华盛顿进行和平抗议。第二周，“人民游说团”的成员成群结队涌入国会和征兵站，强迫国会议员和征兵工作人员与他们商谈。月底，“求救部落”事件爆发，首都游行达到最高潮，该组织用国际求救信号代表其奋斗目标：“阻止政府”。

事后，求救部落的人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引发一片争议。该组织首领指出，莫罕达斯·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理想的象征，各种组织手册、海报、徽章、解释非暴力反抗原则的战术手册上都有他的图像。但他们的一些手段可比甘地的粗暴得多，比如在街头乱扔垃圾、在重要路口遗弃车辆、躺在车前赖着不走等。以宽容闻名全国的华盛顿警方打算以退为进来平息这些抗议，但从没得到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来新命令，要政府以更具攻击性的方式应对。

尼克松选派司法部长米切尔出任执法策略协调员。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告诉妻子马莎，和平抗议者让他联想到俄国革命党人。后来，面对一群律师，他说政府的自保权力必须高于个人隐私。他当时引用的例子是，政府在必要时可不经法庭授权便监听私人电话。在政客各执己见时，“求救部落”骚乱成为米切尔观点的又一佐证。按常规程序，警察若要进行拘捕，需提供填有被捕人的姓名、罪行，拘捕人姓名，犯罪时间、地点的一张表格。而当12000~15000名年轻人涌入华盛顿时，一度造成交通瘫痪，于是米切尔决定省去那些他眼里的繁文缛节。

5月1日晚，“求救部落”的先锋在林肯纪念堂附近的西波多马克公园听摇滚音乐会。突然，750名戴着头盔的警官挥舞着防爆棍把他们赶到街头。两天后，警官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交通顺畅。警察、国民警卫队、正规军部队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大群示威者。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出击。在第一天的拉网式搜查中，有7200人被捕，其中许多都是爱好和平的纠察员与路人。这次抓捕创下了纪录，4天内共拘捕12614人。监狱已人满为患，关不下的人被用栅栏围起来，关在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馆。

被捕人群跟着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曲调嘲弄地唱着“天佑美国”和“我家住在集中营”。斯波克医生穿着一件薄雨衣，在人群中瑟瑟发抖。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逮捕，他被指控为“求救部落”的同谋者。他说：“华盛顿游行是我干的，国会爆炸和洛杉矶地震也是我干的，来告我啊。”一场混战后，霍夫曼被带走，他鼻子受了伤，贴上了胶带，临走时还说：“天哪，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碑。”

鸽派议员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告诉记者，“愚蠢且无用的”骚乱“可能让和平人士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然而，法庭以明显侵犯被拘禁人员的人权为由，拒绝批准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料到有如此结果，但当时还不确定。政府认为执法人员的表现令人钦佩。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后，尼克松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华盛顿警察局长“干得相当出色”，“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也表现不错，我希望你们在离开这里之前也持此看法。”米切尔说：“我以华盛顿警局为荣，我很骄傲地看到他们阻止了一帮掠夺别人权利的暴民。”他把和平示威人群比作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

轰动一时的“求救部落”抓捕案发生6周后，6月13日《纽约时报》星期日那一期的头版标题是：“越南问题档案：国防部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越陷越深”。内页6版密密麻麻地重印着各种公报、建议、意见书、电报、总统命令，全都关系到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所作所为。这大概是政府历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而这还只是开始。报社编辑承诺，接下来还会有更猛的爆料。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前不久，曾委托专人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纽约时报》就是获得了此项研究的文件副本。《纽约时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由35名学者（包括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在麦克纳马拉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收集、编写而成，文件共47卷打印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计250万字。内容虽全是机密的，但不是军事机密，因此对仍驻扎在越南的部队不构成威胁，且不含尼克松年代的材料。麦克纳马拉一直困惑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这些文件给了他答案。部分文件甚至追溯到杜鲁门当政时期，这些文件显示出许多官员昏庸无能甚至更糟。文件披露在东京湾事件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东京湾决议》。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5年，约翰逊下令美国步兵进入越南的当天，他竟然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人提出或发布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

克拉克·克利福德接替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他没有时间阅读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是研究人员之一，但他也未见过完整报告；甚至尼克松也是直到那个星期日才从《纽约时报》上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虽然这对他和战况都无影响，他仍勃然大怒。尼克松相当看重政府的保密能力，这次涉及的机密与他本人无关，下次可就难说了。此外，当他和基辛格仔细研究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又揭开了旧日伤疤，牵扯到政府信用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刊登了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致电白宫，建议政府将报社告上法庭，这一提议得到了尼克松认可。米切尔又给报社发电报，“恭敬地”要求他们他们停止刊载，并警告编辑，若他们执意孤行，将依间谍法处置，罚款1万美元并判处10年监禁。政府也会提起诉讼，因为泄密“给美国国防事务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将司法部长的威胁言论登在头版，还顺带刊登出了第三部分文件。

在那两周，当地的新闻编辑室和法庭忙得不可开交。星期二，司法部长助理罗伯特·马迪安领导的政府律师团前往纽约联邦法庭，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布禁令。刚上任5天的法官决定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临时限制令。《纽约时报》乖乖地停止了刊载，但到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开始拿国防部的文件做文章。很明显，《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也得到了被泄露的文档。4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份文件；与此同时，美联社在全球发行的《华盛顿邮报》上登出了文章。《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该文章。

马迪安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但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临时命令也不愿发。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前限制重要史料的发表”。美国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的提议。纽约市的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布永久禁令，但将临时命令有效期延至上诉法庭最后做出判决的日期。最终，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这两个案子（编号1873和1875）摆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最终投票结果为6∶3，报社胜诉。9名法官共提出6种不同观点，其中约翰·哈伦、尼克松钦点的伯格、哈利·布莱克门属于少数派。

马迪安认为，司法部只想取回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被盗文件。当时并未提到嫌犯身份，但联邦调查局已经知道，那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毕业生，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决策过程。他曾效力于兰德公司，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门徒，协助其编撰“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也是鹰派人士，但和许多人一样，后来转投鸽派。他因让兰德公司难堪而辞掉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埃尔斯伯格一直在考虑是否将文件公之于众。美军入侵柬埔寨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仍四处躲藏的埃尔斯伯格在电视上自认是泄密者，但他所在地点不明。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的悲剧负责，“美国不给钱，就不会有战争。”“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再也无法和别人沆瀣一气，欺骗广大民众。这纯属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在缴纳了5万美元保释金后获释。当天，在洛杉矶，他因盗窃政府财产、违反《间谍法》遭到控告。6个月后，他又受到12项包括谋反在内的刑事控告。一名前兰德公司的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一位洛杉矶的女广告人、一名前南越驻美大使也遭到控诉。埃尔斯伯格说：“我没有盗窃任何东西，也没有间谍行为。我没有犯法，从未想过伤害我的祖国。”

在1973年研究水门事件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小组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是压垮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宫的“水管工”特别调查小组新招了两名前纽约警察：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鲁尼恩式sup/sup的人物。两年前，他们受约翰·埃利希曼雇用开展政治调查。他们先后接到过埃利希曼和约翰·迪恩的命令，展开包括对查帕奎迪克事件、关于美莱村事件的批评言论、反对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一名华盛顿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弟弟是同性恋等各类事件的调查。五角大楼案后，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水管工”。

当时，与埃尔斯伯格共事过的人都得交代很多情况。人们眼中可能性最大的同谋便是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收集工作的莫顿·霍尔珀林。霍尔珀林是埃尔斯伯格的老友，随后成为基辛格的助理。辞去政府工作后，他去了布鲁金斯学会，一个华盛顿自由主义智囊团。查尔斯·科尔森认为是霍尔珀林泄露了文件，且可能还握有机密材料。若真如此，材料可能就在他在布鲁金斯的办公室，于是便派乌拉塞维奇前去侦查。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进入布鲁金斯绝不可能。根据约翰·迪恩后来的交代，从不畏惧艰险的科尔森告诉考尔菲尔德：“若有必要，就往楼里扔个燃烧弹，趁骚乱取回文件。”

两个纽约警察表示无法接受，他们觉得应该找个人约束一下冲动的科尔森。于是把事情告诉了迪恩，迪恩得知后飞往圣克利门蒂将此事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给白宫打了电话，此后再无人提及燃烧弹之事。但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而言，这是个代价惨痛的胜利：白宫不再器重他们。本应由他们负责的任务交给了水管工组织的两个新星——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和乔治·戈登·利迪。被打入冷宫3个月后，考尔菲尔德决定设计一项全面的间谍计划卖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计划代号为“沙楔行动”。11月24日，迪恩安排他会见米切尔。但考尔菲尔德未能重获米切尔的欢心，他预感自己会被取而代之。离开时，预感成为现实：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的正是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当理查德·尼克松秘密让人在白宫安装窃听器之时，他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性质恶劣的越南战争仍是国人的争议所在，总统助理们为此痛苦不堪。从1970年秋季的中期选举来看，形势对共和党十分不利，如何扭转选民态度成为助理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们一致赞同此时需要一大笔钱。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债台高筑的民主党好得多。1968年以来，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着近200万美元的剩余竞选经费。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笔50万美元竞选基金存入美国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这笔钱是以银行本票存入，这些本票还是他早前用现金购于街对面的平安太平洋国家银行。早在当时，他就已事事小心，尽量让资金流动不留痕迹，因为他明白未来竞选或许会用到这些来源不明的资金。

随后几个月，部分款项的来路陆续显现，第一笔于3月出现于乳品加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乳制品用奶”（用于制作奶酪和黄油的牛奶）的价格补贴与去年一样，每英担sup/sup4.66美元。3月22日，试图推翻这一决议的乳品制造商成立了“美国农业政治信托基金”并存入1万美元，用于向共和党提供贿金。第二天，乳品行业的16位领导受邀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及农业部长会面，他们提出应提高联邦补贴。第二天，他们又给尼克松的竞选基金注入了25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变主意，将牛奶补贴定为4.93美元。于是，乳品行业的领导们总计给共和党账户注入了527500美元。

几周后，共和党又找到一棵摇钱树：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尼克松当政早期，该公司总裁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干扰一个司法部特遣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使命便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司法部的律师竭力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正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非法扰乱了商业竞争。这一行动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长理查德·麦克拉伦负责，麦克拉伦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汇报。米切尔或许已退出该司法项目，因为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会面后，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克兰丁斯特电话告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代理律师。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电话，对方说尼克松总统“命令”他即刻彻底放手这个案子。克兰丁斯特说不可能，他本人、麦克拉伦和副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整个心思都扑在了这个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简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们走着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总统。尼克松在电话那头劈头便骂：“你这个狗杂种，听不懂英语吗？”并严禁克兰丁斯特提起上诉。心神不宁的克兰丁斯特对米切尔说，宁愿辞职也不让步，并且他认为麦克拉伦与格里斯沃尔德会与他一道离开。稍后，米切尔便告诉克兰丁斯特，他已和总统谈过，“尼克松说反垄断案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并不坦诚。在随后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科尔森说他正努力查禁白宫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所有往来函件，因为这“会使总统被牵连”。尽管米切尔说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长处理，他去年仍定期与吉宁会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还说到吉宁对自己的“理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这事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肯塔基州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上举办了午宴，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似乎尽释前嫌。调停人是米切尔与该公司在华盛顿的得力说客：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支付40万美元，政府则允诺将反垄断诉讼搁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诉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州副州长是知道“这40万美元从何而来”的。她说：“我确信我们这次高姿态的承诺对最终达成共识起了关键作用，而合并谈判最终也能如哈尔（吉宁）所愿。总统肯定已知会米切尔，让他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只是受不了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我们，只是不便公开。”

在备忘录末尾，比尔德夫人说：“拜托毁了它，好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中，他披露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回应是销毁所有合并案的相关文件，一切纯属伪造。但并非只有迪塔·比尔德的陈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信也是旁证。其中，他在5月5日写给米切尔的信中，提到总统与司法部长在一次会谈中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成一致”。从当时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宁保证向共和党提供40万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经过最高法院调解便解决了争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获准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财富》杂志评论道：“很明显，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与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笔交易，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罗伯特·韦斯科。韦斯科是个饱受争议的金融家，与尼克松家族颇有渊源。韦斯科曾通过弗朗西斯·尼克松（尼克松的弟弟）献金5万美元给共和党1968年的竞选活动，他和爱德华·尼克松（尼克松的另一个弟弟）也很亲近。1971年夏，他还将尼克松的侄子小唐纳德聘为私人助理。小唐纳德说韦斯科“从未骗过我，从来没有。”这话从一个家世显赫的年轻人嘴里冒出来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会这样说。两年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控诉韦斯科侵吞海外投资公司2.24亿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达黎加。

据指控，早在1971年夏，韦斯科就已麻烦缠身。他试图通过收买米切尔和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来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撤销对自己的控诉。当时的约定是，韦斯科给斯坦斯25万美元现金，而米切尔将“为了罗伯特·韦斯科，向证监会施压”。随后，爱德华·尼克松为韦斯科代送贿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将20万美元交给斯坦斯，剩余5万美元将在第二笔交付。米切尔安排韦斯科、证监会主席及总顾问会面，但证监会最终仍提起诉讼。

1971年，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正滚滚而来，白宫也开展了各种辅助性政治活动，大都以次年的总统大选为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敌名单。在科尔森的授意下，名单厚达4英寸，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巴拉·史翠珊、保罗·纽曼、格利高里·派克和卡罗尔·钱宁等人都榜上有名。奥的斯电梯公司总裁也在内，仅仅因为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宅邸的奥的斯电梯运行不畅。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他名字后还有一句评语：“其显著弱点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尔森命令要“收拾”20个人，但总统办公室没想出有效的打击方法。那个夏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其为“百分之百的媒体上的敌人”）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但结局却令白宫相当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说，肖尔被调查是因为政府打算给他一份工作。

休斯敦、迪恩、考尔菲尔德等尼克松助理都竭力劝说国家税务局审查部分纳税人，但结果皆宣告失败。局长伦道夫·思罗尔出于“我与总统的私人原因”（据他当时所言）辞职。白宫昼夜不停地编写洋洋洒洒的匿名信，向国税局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涉嫌逃税。最后不可避免地到了某个时刻，这批恶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认为有人与他们暗中作对，此人便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存放着按照白宫命令收集的窃听记录。经罗伯特·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记录偷了出来，这些材料被锁进了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1971年7月，发现记录被盗的胡佛怒不可遏。

敢偷联邦调查局局长东西的人自然也不惧于对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表现强硬。也是在这几个月里，之后举世闻名的共和党的“卑鄙手段”开始显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装在假称马斯基的信封里寄出；有人冒充马斯基的助理致电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国家分裂”；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印制了编造的马斯基备忘录，暗指他参与了一些可疑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塞格雷蒂给了坦帕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50美元sup/sup，并说明这笔钱用以在佛罗里达初选中败坏参议员马斯基和杰克逊的名声。这是第一笔付款，后来计划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销律师资格并获罪入狱。

其他手段则更为错综复杂。尼克松阵营想当然地认为，以第三党资格参选的华莱士的威胁将大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于是不择手段地蓄意破坏华莱士所属的美国独立党。其中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的谋划最“精彩”：给美国纳粹党1万美元用以说服加州美国独立党的选民修改登记的党籍。这背后的考虑是，若有足够多的选民改变立场，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将因登记党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参选。但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时期反倒另有6500人加入独立党。

另一阴谋直指尼克松的劲敌：特德·肯尼迪。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气源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诋毁已故的约翰便能击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记者会上，有人说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最近表示，西贡若走民主路线，其政权会更稳固，总统对此有何看法。尼克松答复道：“若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应施加影响推翻阮文绍，我想给各方有关人士提个醒：我们当初的设想就是推翻吴庭艳进入越南，且与人合谋将其杀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绍实现。”这是政府方面首次谴责肯尼迪政府默许杀害吴庭艳。这件事让霍华德·亨特想到一计。

一直专心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亨特告诉科尔森，可从国务院当时的电报中“推论出”肯尼迪在刺杀吴庭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据他所言，科尔森当时建议他“修改一下电报”，即篡改。亨特用剃须刀刀片和影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伪造的电报发于吴庭艳遇刺前三天，开头是：“在今天的最高会议上，我无奈做出决定，吴庭艳或吴廷瑈若寻求政治庇护，你和哈金斯都不能进行干涉。”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松的谴责“大有文章”，但该记者怀疑有诈，没有上钩。

这是亨特当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则更为惨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猪湾事件1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飞往迈阿密与美裔古巴人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罗里达房地产商。这拉开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序幕，接下来便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事件。第三次始于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机从洛杉矶飞往圣克利门蒂的途中。4位领导对泄密事件大发雷霆，尼克松更将其等同于阿尔杰·希斯一案。他们商量着避开联邦调查局展开卧底行动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调出来，让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组织的工作。扬把埃尔斯伯格的球踢给亨特，亨特又踢给了巴克。

但一切并非瞬间发生。一开始，水管工调查没找对切入点，一无所获。直到7月底，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例行报告中，他们发现两年来，埃尔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庄的刘易斯·菲尔丁医生的精神治疗。胡佛手下的两名探员试图拷问菲尔丁遭到拒绝，对方还援引医患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反驳。亨特想起来对于那些个性特别的人，中央情报局会编写针对他们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据国会委托，这只针对外国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总统参加维也纳峰会前，工作人员对其会见对象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有一个例外：“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扬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将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对他的分析材料。

分析结果却与水管工的设想大相径庭。中情局的精神病专家似乎非常崇拜埃尔斯伯格，他们写道，“分析对象并无叛国特性。不仅如此，他的作为应被视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发给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纪要，以这份报告“非常肤浅”为由拒不接受，还特别强调中情局绝对能做得更好。纪要写道：“我们明天将会见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博士，尽力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与深度。”他们还越权筹划违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采取卧底行动，调查菲尔丁医生手里的两年来对埃尔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历。”意见书末尾写着“同意u   /u反对u   /u”。埃利希曼在“同意”后草草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缩写，还附言“务必保证不被追查”。

水管工组织的行动不能牵连白宫，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经巴克招募到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迭戈和欧金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只告诉巴克，接到“地位高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命令，让其调查“国家安全事宜”；这项工作牵涉一个为苏联大使馆窃取情报的卖国贼。其实苏联人除了订阅《纽约时报》，什么也没干。后来，狱中的巴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这个谎言。道德问题暂且不谈（当时的负责人似乎都没考虑道德问题），亨特还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忘了告诉巴克，不要携带任何可能牵扯到他的电话号码或地址缩写（或w.家）的东西；他甚至没核查巴克的属下是否与政府毫无瓜葛。事实上，马丁内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线人。

与此同时，在这次诡异的行动中，中情局为亨特和其搭档利迪提供了装备，这也违反了中情局章程中严禁国内行动的条例。埃利希曼致电海军上将小罗伯特·库什曼（霍尔姆斯副手），要他竭尽全力辅助亨特，说亨特是“诚实可靠的雇员，得力的安全问题顾问”。但埃利希曼并未指明任务性质。在随后的会议中，亨特告诉库什曼：“我接到白宫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要从一个思想倾向不明的人嘴里套出情报。”亨特还说，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些随身杂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妆以方便进出”。

霍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给了亨特登记名为“爱德华·约瑟夫·沃伦”的社会保障卡和驾照，利迪的伪装身份则是“乔治·伦纳德”。亨特拿到一顶棕红色的假发，一个类似假牙的小玩意儿，以便打电话时改变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个藏在烟草袋里的微型相机。1971年8月25日，他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执行初步侦查任务，但所获甚微。菲尔丁医生家位于比弗利山庄北贝德福德大道450号。给利迪在门口照了张相后，亨特进入了菲尔丁的办公室，对女清洁工说自己是内科医师，然后拍了屋内照片。两人测算了开车到菲尔丁家所需的时间后飞回华盛顿，接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把胶卷拿去冲印。两人在白宫一再对上司说闯入医师办公室系正当行为。扬向埃利希曼报告了最新进展，并建议某位国会委员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一案，“我们已着手在媒体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负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需要一个全盘策略来配合国会调查。”

预定闯入比弗利山庄的行动时间是1971年9月3日晚9点。整个计划的细节设计一丝不苟，亨特颇有猪湾事件时期的行事风范，最终的行动也同样成功。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其中两人穿上送货员制服，把标有“菲尔丁医生急件”的箱子运到北贝德福德大道。他俩把箱子交给了那里的清洁女工，走时还打开了门锁。利迪开车四处闲逛，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尔丁出现并走向办公室，守候在他家门外的亨特便会用步话机报信。

大约午夜时分，古巴人回到医生的办公室，却发现女仆把门锁上了，这可以说是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事件的噩兆。他们撬门而入，从箱子里拿出相机和聚光灯。原计划是拍下埃尔斯伯格的所有病历，不幸未能找到。他们把菲尔丁医生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只翻到一本有埃尔斯伯格名字的通讯簿。他们拍下了通讯簿和散落的文件，表示自己已竭尽全力。4小时后，几个人回到酒店，利迪致电华盛顿告诉克罗“干得干净利落”（菲尔丁医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认为只要没被抓个正着，便可以说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动失败。据埃利希曼之后的证词，他并不愿两人再做尝试，而且还告诉了亨特一个噩耗。接霍尔姆斯指示，库什曼上将说尽管中央情报局乐意帮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动。水管工们如今只能单干，拿出点成绩证明自身价值的压力与日俱增。

此次行动一星期后，发生了一件让尼克松时代陷入分裂的悲剧事件：美国建国以来最血腥的一次监狱暴乱。这是一次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者认为批判他们的人守旧且没有人情味儿，而批判者讥讽他们是“放纵主义者”。事发地点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而那里看来并不像会发生此类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红色谷仓和高大的银白色的青饲料储存塔。在长满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占地55公顷、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墙围起来的监狱。监狱以邻近的小镇命名，此名脱胎于古代雅典的一个平原的古称：阿提卡。

纽约州的人称阿提卡为“改造机构”，但没多少人在那儿洗心革面。监狱长文森特·曼库西管理严苛，很少对囚犯进行职业训练，更别提有什么怜悯之心。犯人稍一违反规定就会被单独拘禁，“关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电梯里就会被一阵暴打。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块香皂、一卷卫生纸。气温高达100度的金属加工车间被誉为“加尔各答黑洞”sup/sup，在这里卖命一天只能换来25美分。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2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警全是白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还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在受到民权人士质疑时，曼库西监狱长便说，阿提卡是全美至关重要的机构之一，里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杀人不眨眼，残暴至极。此话不错，且其中还有许多新型罪犯：比如视自己为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黑人激进分子，这是一个噩兆。事实上，其他监狱里麻烦不断、自封革命家的难缠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们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书偷带进来，在本应运动或做礼拜的时候举行秘密集会，到处散发在牢房里写的煽动性手册。一个名叫查尔斯·克劳利的“刺儿头”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至少要像人一样死去。”一首在狱中颇受欢迎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若我们必须牺牲，不能像猪一般死去，

被囚禁在肮脏可耻的地方，遭到迫害；

我们被疯狂饥饿的猎犬围绕，它们不停咆哮，

嘲笑我们被诅咒的命运。

1971年7月，狱中的激进分子组织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团，并给州监狱理事拉塞尔·奥斯瓦尔德发去一份改革声明，这是明智之举。奥斯瓦尔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监狱进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因此州长洛克菲勒钦点他到阿提卡任职。虽才上任6个月，他已经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劳动节后，奥斯瓦尔德给囚犯们送来一盘磁带，要求他们给他点时间进行深层改革，还承诺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间职业培训项目和更完备的法律图书馆”。

然而这些举措为时已晚。暴动过后，警卫们发现监狱日历上的9月9日被画上了大大的圆圈。7月，有激进分子告诉奥斯瓦尔德，不必“把我们的要求戏剧化”，但一个月后他们就改了主意。决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时，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绝食抗议。事后，一个看守说：“太奇怪了，没人去拿餐盘或勺子，没人去领食物。他们只是走向座位，静静地坐下，直视前方，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个黑色的东西……这让我们直冒冷汗，因为这种行动需要周密组织、团结一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后调查发现他们为暴乱首领）的福音言论越发激进。两人都是纽约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枪抢劫而入狱。和乔治·杰克逊一样，布莱登自学成才，喜好历史、哲学，在曼哈顿“坟场”看守所（纽约市监狱）发起暴动后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监狱的看守说他一直怂恿犯人们“暴力推翻监狱”，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据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后越发激进。一次他的妻子来探监时，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们把我们当畜生对待。”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被处死18天以后，阿提卡的一个运动场发生了斗殴，一名狱警试图干涉时被打了一拳。当晚，斗殴的两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说，两人被拖走时遭到虐待，一个波多黎各囚犯向一个狱警扔了一只玻璃杯，狱警面部因此受伤。次日早上，骚乱爆发，事件原因却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个工作小组因狱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队；另一种说法也把矛头直指狱警，作为对前一天的惩罚，狱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动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在去吃早饭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领着5个囚犯横冲直撞，并顺便把正在金属加工作坊里干活的布莱登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