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进入70年代，曾经躁动不安的摇摆世代已年过半百或即将半百，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曾经深爱的世界正土崩瓦解。1970这一年尤其明显，因为人们似乎有更多理由感到社会的动荡，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股票市场、代沟、道德感沦丧、暴乱、副作用药物、交通拥堵、低俗的车尾贴和贴纸、罢工、种族主义和劫机事件。现在一切都不复往昔，伍迪·艾伦说：“不仅上帝没了，周末连个水管工也找不到。”
进入1970年不到3周，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在狂风中脱锚，竟把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撞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这似乎奠定了新一年的基调。在迷信的人看来，一个新的10年似乎开头便不吉利。
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容乐观。连旱200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燃性灌木丛火灾，逾50万公顷的林地（几乎和罗得岛州一样大）变成焦土。明尼阿波利斯一栋有85年历史的公寓大楼发生火灾，11人死亡，事故原因不明。全世界都深受天灾困扰：威尼斯旋风导致4人死亡；东巴基斯坦爆发海啸造成20万人遇难；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夺走成千上万条生命。也许是伍迪·艾伦这般的神灭论者刺激了上帝，也可能是不敬神的大学生们（佩戴着“上帝未死，只是不愿管闲事”的袖章）惹恼了他。
当然，宗教不再像以往那般高高在上且不容置疑。摩门教会新会长的一席话震惊了曾认为上帝是公平博爱的人，他说：“为何有人天生黑皮肤，并且还有各种不利条件；为何有人天生白皮肤，条件优越，一切皆有因。黑人显然遭到了报应。”三个半世纪后，英王詹姆斯版《圣经》被《新英文圣经》取代，这让主教派教会的教众十分不安。更糟糕的是，在上帝看来，反基督教势力极速膨胀，有些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撒旦本身。
据可靠消息，美国有10000名专职、175000名兼职占星家；电子计算机可制作出10美元一张的十二宫图；纽约一位理发师雇了个占星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推出年费50美元的电话算命服务；300家有定期占星术专栏的报纸销量总计有3000万份；读书俱乐部以塔罗牌为赠品。250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选修了巫术课程；杂志广告这样写道：“你是否已经厌倦做巫术的门外汉？马上行动吧。加入我们的巫术学位课程，研究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女巫西比尔·利克利用在其肩头的名为“急脾气的杰克逊”的宠物寒鸦施咒。据她估计，“全世界约有800万正式女巫，我是说货真价实的那种，不是好莱坞那种滥交的女人。据我所知，美国有400个正规的女巫小组，不正规的恐怕有成千上万个。”
如果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天堂都不够尊重，人间当权者的境遇也会相差无几。伯克利人民公园暴动造成1人死亡，105人受伤，但联邦政府起诉的却不是暴徒，反倒控诉了10位县执法官助理和2名前助理侵犯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愤怒地说道：“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不曾碰到比这更恶劣的事情。”）黑豹党人总能杀了人还逍遥法外，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和上述法院拒不受理对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指控。在芝加哥，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在警方突袭中死亡，一个特别联邦大陪审团还为此批判了警察的行为。甚至自美国建国以来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也躁动不已。参议院没把整个国家还给他们，但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000公顷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的部落。
当时可不止身处越南的美国将军们处境艰难。苏联人以侵犯苏联领空为由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一位指挥欧洲轮值制度的将军因属下行为不检而被剥夺军衔。小本杰明·戴维斯退休前曾是空军中将，这可是黑人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他辞去克利夫兰公共安全处的主管一职，因为该市的黑人市长正“支持、鼓励执法机关的敌人”。任何穿军装的人都可能遭到反政府人士辱骂，然而尼克松还是硬塞给白宫警卫一项碍事的殊荣。罗马尼亚警卫人员的花哨制服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委托华盛顿裁缝吉米·穆斯卡泰洛为白宫警卫设计新制服。结果16000美元的花费只换来个天大的笑话：双排扣的饰有金穗带的白色束腰外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再加上鲁里坦尼亚式sup/sup的黑色塑料帽子。一个警卫说，若真得穿这套制服，还得配一个低音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的白宫又不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时代。sup/sup”穆斯卡泰洛说：“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他甚至没能取悦总统。束腰外衣仍在使用，但帽子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束之高阁。
1月，纽约筑墓工人罢工；4月，航空交通指挥员罢工。乘客们苦不堪言，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0年，航空并不是人们最可信赖的。劫机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个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他携带了一支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此勒索1亿美元。枪战中，驾驶员腹部中枪，巴克利最终被捕。价值2100万美元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客机晚点6个小时。甚至飞往月球的阿波罗13号在距地球20万英里处也出了故障，3名宇航员被迫折返地球。
讽刺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旅程竟是“太阳神2”号纸莎草船在海上航行了3200英里。这条船是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为证明古埃及人可以横渡大西洋所打造。“太阳神2”号在目的地巴巴多斯并未捞到钱财，但许多商业运输亦是如此，其中还包括美国最大、最著名的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是美国众多入不敷出的企业之一，因欠债26亿美元而走入破产法庭。电影产业也处境堪忧。好莱坞5家主要电影制片厂赤字严重，负债总额高达1亿美元之多。60年代的大繁荣似乎在70年代告一段落，最好的证据就是华尔街。1968年12月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逼近1000点大关,而到了1970年5月27日却降至631点。
在股票行情高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人满为患。而在1970年5月股市滑坡后，交易所变得冷清。整个纽约城不再像以往那般受旅游者青睐，有居民刻薄地称其为“逍遥城”。街头犯罪严重，而且其他恶性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纽约市将违禁停车的拖车费从25美元升至50美元。当天，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孩子到纽约看电影。看完却发现车不见了，还欠下市政当局50美元拖车费及一笔罚款。他们当时看的电影是《外乡人》，正是讲述到访曼哈顿的种种危险。
尽管1970年是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电影制片厂的噩梦，但是一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却刚完成他当年的第21部成功的电影。他一开始就知道这片肯定卖座，而他之前的影片也从未亏损，总利润都在6位数以上。其中拍摄成本仅72000美元的《狐狸精》大赚了600多万美元。迈耶说：“我不故弄玄虚，观众只需15秒就能明白状况，还是头15秒。”这种状况就是“情欲片”，或者是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为大产业，年纯利润达5亿美元，且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色情商品的包装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主街上的电影院上映x级影片，1970年的热门影片有《丹麦性自由》《风情女人》（“让《我好奇》都相形见绌”——《纽约每日新闻》）及艾伦·芬特的《对裸体女士说什么？》（电影的宣传语是“你说什么？我们说‘哇哦’。”）该片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全天不间断地播出，周盈利7000美元。曼哈顿第7大街和第8大街之间有200家“成人书店”，它们像24小时营业的超市一样展示着商品，货架上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性交、滥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提供0.25美元一场的色情影片。《8种曼妙姿势！》的图片包“只要2美元”！纽约戏院上映由9个裸体女演员出演的《一笑置之》。美联社戏剧评论员威廉·格洛弗说，《乐队男孩》是“这个艺术宽容度越来越高的年代里，对同性恋最不知耻、最直白的描述”；《佛兹》讲述了一个庄稼汉和母猪的情趣故事。但这类片子的市场需求仍胜过百老汇。乡间单身汉买一张密纹黄色唱片就能摆脱寂寞之苦；孤独的单身女郎在老家小店就能购得振动棒或邮购自慰器。正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言，现在在街角药店“用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不久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趣用品”。
年过三十的美国人对这一变化深感震惊。在他们小时候，只要有异性在场，就严禁使用“屁股”这个词。在“摇摆世代”的记忆中，当初海斯电影审查处允许克拉克·盖博在《飘》中说“亲爱的，说实话，这干我屁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如今杰克·瓦伦蒂却把带有“放屁”“呸！”台词的电影评定为老少皆宜。电影制片厂如今的大尺度可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sup/sup的裁决，即必须是下流、违背一般准则且“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才叫作淫秽产品。另一原因则是新型避孕药的出现和逐渐放宽标准的堕胎法案，这些堪称意外怀孕妇女的福音。然而更大程度上，正如威廉·格洛弗所言，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归因于这个时代，这个充斥着性解放和渴望袒胸露背的时代。人们对性的好奇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写到，一个女记者为了收集素材写有关卖淫的报道，不惜和陌生人上床，在报道中她说高潮就是“惊人的快感”。一位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城的母亲在下午回家时，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和女伴赤身躺在床上玩同性恋游戏。“言行失检”这个词中的性含义几近消失，因为几乎再没人在性方面很检点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口口声声反对堕胎法案的立法官被爆是伪君子，一位年轻小姐在媒体上公布两人曾发生肉体关系，且立法官出钱让她堕胎。若在过去，女方对此事一般会保持缄默。
孩子们耳濡目染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约会方面比父母还懂行，也比父母那一代早熟。对此，最常用的补救方法是在学校开展性方面的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1%的民众表示赞成，其中55%的人赞成开设避孕节育课程。支持性教育的团体有美国医学协会、全国教育协会、性教育协会和siecu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siecus的执行理事玛丽·考尔德伦博士认为，性教育应讲授“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行为”。
siecus并未印发刊物，只是给教育系统提供专业建议。善于辞令的少数派对于允许在教室里讨论生殖问题大感不满，竭力扭曲倡议人的本意。“在神圣的学校讲授粗俗性爱合适吗？”比利·詹姆斯·哈吉斯领导的基督教十字军如此质问，由此打响了极右派攻击性教育的第一枪。比利牧师说siecus是“自由教育的色情武器”。俄克拉何马、加利福尼亚和犹他三州的州教育委员将一些有声影片拒之门外，只因这些影片曾获siecus认可。
反性教育组织还包括伯奇协会下属的motorede（恢复礼仪运动）、pure（争取负责任教育家长联盟）、moms（维护道德稳定母亲协会）、sos（正性会）、pose（反性教育家长联盟）及pause（反对违宪性教育家长协会）。一名伯奇协会干事说：“一年前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家长听说过性教育，现在他们都听到了，而且很不喜欢。”有个团体指责学校计划“向年幼的孩子揭示性交和手淫的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市的一所学校被叫作“学院式的妓院”；一个pause的首领谴责学校“破坏了应当在家中教导的内容”；一位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因散播淫秽材料入狱；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学监被解雇；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说性教育是共产党损害学童品行的阴谋，还获得不少支持。更夸张的是在旧金山，《一位医生和5~8岁儿童的谈话》一书本无伤大雅，但极右派却把书中一只蟾蜍趴在另一只身上的插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原图意在讲解母蟾蜍背着蟾蜍宝宝，但传单硬生生地改成了“蟾蜍交配”，使得开展性教育主张流失了大量支持者。
最热闹的时候，性教育曾在27个州引起关注。直到1970年年末，理智终于获胜，学校里开始开设性教育课程，但孩子们始终没明白大人们在争吵什么。正当学监和教育委员会委员认为可以着手处理其他事务时，妇女解放运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又对性教育发起了攻击。获得解放的女人们深信除去生理差异，男女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被教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在她们眼里，女性渴望做母亲、打理家务都是被训练而成的，而公立中小学则是主要的训练场地。她们要求修订教材，教师转变态度，这注定是70年代的一场引人注目的持久战。
1968年，罗宾·摩根（当时人们只知道她曾出演电视剧《我记得妈妈》）提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胸罩走进“美国小姐”大赛的会场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才首次意识到新女权运动的到来。摩根告诉目瞪口呆的记者，她以witch（国际女性地狱阴谋恐怖组织）创办人的身份而来。1970年8月26日是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们在各大城市的商业区游行示威。一年来，她们都在表明自己和其他抗议团体一样深知宣传的力量。其中一人朝一名建筑工人吼道：“给我脱掉！”别人问她是不是指安全帽，她答道：“不，是他的下体护身。”琼·康兰为了成为一名挖渠散工打了10年官司，最终获胜。马琳·狄克逊写道：“在任何阶层和群体中，各组织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压迫着妇女。各阶层妇女的团结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被压迫的共鸣有多深。”老洛克菲勒的曾孙女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说男女间的浪漫爱情是“反革命的”。
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埃德加·伯曼医生说：“我已经受够了女性解放运动。”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刻指责伯曼是“对女性有着最可恶偏见”的性别歧视者。一年过去了，争论越发激烈。玛格丽特·米德说：“女性解放运动要特别警惕引发男人杀害女人的危险。他们可真的被你们逼疯了。”纽约妇女上街游行时，一名男子朝她们吼道：“你们这群猪都嫁不出去！”，而另一名男子则穿着文胸在一旁静静观赏。休·赫夫纳在一次简报上告诉员工：“这些女人们天生与我们为敌，是时候开战了。她们誓死反对《花花公子》提倡的浪漫男女关系。”
一些女性的言语听来也如赫夫纳一般无聊鲁莽。她们投入大量精力争论该称自己为夫人、小姐还是女士；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还为了一则漂亮女乘务员说“我是多丽丝，带我飞吧”的广告攻击美国国家航空公司。但她们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绝非如此琐碎。如今超过2300万的美国妇女拥有全职工作；另外有800万妇女从事兼职工作。40%的已婚妇女拥有工作，其中1200万人的孩子未满18岁。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对男性在职场权威性的一大挑战，但从工作本质和工资的状况来看，男性仍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大部分利润丰厚的行业，男性仍占主导，他们的工资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女性仅占全美30万名医生人数的7.6%，外科医生中的女性仅占1%，而90%的接线员、速记员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性赚5美元，而女性只赚3美元。《生活》杂志发现，女性得有学士学位，工资才能赶上读完8年级就开始工作的男性。普通男销售员收入为8549美元，而女销售员却只有3461美元。
到1970年，女性解放运动对就业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吁得到许多男性支持。免费堕胎和免费日托的要求引发大量争议。《第27条宪法修正案——era（平等权利修正案）》提出，在法律面前男女应完全平等，男性对此议案有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但仅仅两年后，参议院通过了era并将其下发至各州立法机关。依照此法，妇女婚后可以不用改随夫姓；她们同样有权决定在何处定居；若男方因工作抛下女方搬至异地，丈夫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他。然而，若婚姻破裂，女方也有可能需要支付赡养费。一些保护女性在工作中免遭危险、过于劳累和性骚扰的法律将会无效（强奸除外）。此外，女性有可能应征入伍，甚至进入战场。一个拥护era的《耶鲁法律杂志》撰稿人写道：
当代军人的专业素质主要取决于装备与训练，而非个人力量。在体力上，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执行战斗任务，如驾驶飞机或进行海军作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危险情况时，女性能如男性一般训练有素，严阵以待。
很难说家庭主妇们是否愿意和机关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交道或者成为又一个伊丽莎白·霍伊辛顿。霍伊辛顿是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队长，她在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将军。尽管如此，这项法案改变了几百万美国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孩们的境况。她们散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即大胆反抗那些利用她们满足一己私利的人。这从《女装日报》读者熟知的“过膝裙”（即其他人所谓的中长裙）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约25年前，为反抗新式样的长裙装，独立的妇女们签署宣言，成立lbk（刚过膝装）俱乐部，进行示威反对时髦女装店。当时她们是失败了，因为现在的女装店又挂起了长裙。詹姆斯·加兰诺斯说：“裙子加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露大腿不再时尚。”利奥·纳尔杜奇说：“女性们绝对准备好了迎接时尚变革。”所有设计师都坚信女人们会蜂拥前来，为他们的作品疯狂。
最早发出抗议的是洛杉矶。pooff（女性特质与财权保护协会）会长朱莉·亨特纳告诉记者：“我们不会让他们既蒙蔽我们的双眼又遮掩我们的身材。我知道哪怕加兰诺斯说铁皮盒子很时髦，女人们都会立马穿上。我觉得那是病态的，我们只要求有自主选择的权利。”gams（反长裙少女会）游行时扛着写有“留住迷你裙！”和“大腿！大腿！大腿！”的标语牌。有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女性解放的阴谋，设计师试图唤回女性的特质以孤立女权主义者。其他人则将其归咎于年长妇女，她们风华不再不能露腿，但不该让风华正茂的少女也把腿遮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说股市衰退才是真正原因，中长裙流行是必然：“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决定了社会的标准；而繁荣时期的社会标准才能由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决定。”
到了冬季，股市交易回温，时尚界对中长裙的热情也骤降。《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店主看好长裙的市场潜力（“就是现在！大家都欢迎它、喜欢它、购买它！”），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这一式样已被淘汰，“去年秋天还说自己购进大量中长裙的店铺说事实并非如此，购进的货销路也不好。女性还是喜欢露出腿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裙子长度过膝。但服装设计师曾定下长裙标准：从肩膀到下摆是44~45英寸，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裙边将长至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售出的裙装中只有20%是那个长度，且到了年末仅有5%的女性仍穿该款式。其他的要么返工改短，要么被束之高阁。
心酸的零售商说这种样式已经“惨败”或“完败”：其中一个人说“它肯定是时尚行业的倒退，简直称不上一种样式”；另一个人则告诉一位女记者：“顾客都不想要中长裙……我们从未真正把它推销出去。”但强力推销这种长及小腿肚的裙装倒无意中引发了服装设计的变革。《纽约时报》说，“中长裙实际上把女士的连衣裙的装束给毁了……突然冒出了起脚裤、短长裤，裤子、裤子，哪儿都是裤子。”年长女性选择套装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上超短裤露出膝盖。波道夫·古德曼称这种短裤为“凉裤”。熟知新时代女性心理的《女装日报》称其为“热裤”，此后此名便一直沿用。
在约翰逊时期造成社会动荡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时代愈演愈烈。大城市的贫民窟相对安宁，但杀人犯、纵火狂和凶残的小偷仍暗中活跃于小城市的黑人区。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6名黑人被枪杀。一个男孩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场种族纷争中被捅死。在密西西比州迦太基城，一间曾用于民权集会的教堂被炸。各地的暴乱也频频发生：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州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新泽西州的阿斯玻璃帕克，佛罗里达州的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奎帕，北卡罗来纳的牛津，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密歇根州的胭脂河，伊利诺伊州的开罗和3个佐治亚小镇：佩里、梅肯和阿森斯都曾发生暴动。
纽约在一个月内就曾收到1000次爆炸警告。约15个月的时间里共发生368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在警察局二楼的男厕所。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他已无法保证自己管辖区内访客的安全。有时看来美国警察似乎四面楚歌。1970年，联邦调查局上报了35202起袭警事件，几乎是1960年的4倍；9个月中15位军官遇害，大多是遭到伏击而死。
小石城的警长说警察遇袭“天天都有……似乎学龄以上的人都在攻击警察。”费城的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碰到的是一群疯狂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奥马哈的公共安全主管认为，“美国警局遭袭表明将有一场阴谋，遇袭的时间也藏有玄机。我们正集中研究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以证明这是场阴谋。”他并没有成功证明，大部分执法机关的官员都认为这不可能，利里说：“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没有关联的单独事件”。但人们大都认同若有朝一日当局遭到大肆攻击，警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目标。正如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成员奎因·塔姆所言：“袭警事件越发残暴，激进团体怂恿其成员‘打死那些警察’……蓝色制服让警察成为现存权力体制最为显眼的代表。”
爆炸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对既定秩序的仇视。某些爆炸袭击的投弹手以此为荣。在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曼哈顿总部、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遭到爆炸袭击后，一个自称9号革命力量的团体声称对此负责，谴责这些公司靠越南战争牟取暴利。有的恐怖分子因爆破技术不精把自己也炸死了。在“ibm、通用电话和美孚”事件后不到一个月，一间地下炸弹厂爆炸，该炸弹厂位于纽约下东区一户经济公寓内。一个革命者因此丧命，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两名黑人门徒死于自己的车里，因为一颗炸弹提前爆炸。3月6日，格林威治村发生爆炸，造成1970年最轰动的爆炸灾难。3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丧生，几个显赫家族也牵涉其中。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戴安娜·奥顿和凯西·布丁是布尔茅尔女子大学的校友。3人都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戴安娜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极端保守、声名极盛的富有家庭。一个世纪前，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她家华丽气派的宅邸。凯西是伊西多·斯通的外甥女，其父里伦纳德·布丁是一位著名律师，他的客户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丝·科普朗、朱利安·邦德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凯思琳的父亲拥有系列广播电台，凯西琳出事时他正和第二任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时凯西琳正款待戴安娜、凯西、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活跃分子泰德·戈尔德，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人。那次聚会是在威尔克森家位于曼哈顿西11街18号那幢价值10万美元的气派宅邸里举行的。
当天正午纽约天朗气清，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气息。隔壁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家中空无一人。威尔克森家看起来静谧，但年轻的革命家们可正在屋里忙碌。地下气象员组织当时的两个口号是“不信枪支和暴力就不是革命者”及“把战争带回家”。星期一，其中一个男孩扮成牧师，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购回两箱炸药。57截三硝基甲苯强力炸药散布在地下室的临时工作间，还有绝缘胶布、瓦楞钉、定时装置、门铃线、30条爆破引线及用于盛装炸药的长短不一的铅管。
也许没人能说清哪儿出了错，但总之是有人闯了祸引爆了整堆炸弹。可能是戴安娜：她身体损伤最为严重，她的头、双手及一只脚被炸飞，身体被瓦楞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也被炸死。第一波爆炸掀翻了霍夫曼家客厅的墙，震碎了许多对街房屋的窗户，连16户人家以外的一间厨房都有震感。接着，煤气总管道着火，引发另两波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在屋里，吓傻了的凯思琳和凯西还在流血，一个人赤身裸体，另一个人只剩下点残破的衣衫。两名警察和一位退休消防员立即展开营救，一位邻居让她们在自己家洗澡，还借给她们衣服。《生活》杂志的约翰·内亚里讽刺地说道：“这些女孩可是称警察为‘猪头’的。”被救之后女孩们不知去向。消防员最初以为事故原因是煤气泄漏，但当他们发现炸药、雷管和成堆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传册时，打算找幸存者问清楚。纽约当局获知，因去年10月参加“气象员狂怒日”行动，凯西和凯思琳在芝加哥受到指控，后经保释重获自由。在她们缺席3月16日的审讯后，联邦调查局加入了对他们的搜捕。姑娘们的家人说她们曾捎信说还活着，但不愿透露细节。
在美国的另一边，激进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结合创下了曼森凶杀案后加利福尼亚州最血腥的谋杀案。警员在例行巡逻时发现眼科医生维克多·奥塔的宅邸着火，于是叫来了消防员。这处可以俯瞰蒙特雷湾的房产价值25万美元。消防员们到奥塔家游泳池取水时发现了奥塔、奥塔夫人、两个儿子和医生秘书的尸体。他们全被用艳丽的围巾捆住，后脑勺中枪。在奥塔的车挡风玻璃刷下，警察找到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从今日起……任何滥用或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将同样被判处死罪……我和战友们誓死对抗所有破坏地球自然生物的人或事。必须根除唯物主义，否则人类终将灭亡。”签名则是来自塔罗牌上的名言：“令牌骑士，圣杯骑士，金币骑士，宝剑骑士”。签名人是住在半英里外破烂小屋里的约翰·弗雷泽，一个留着胡须的年轻人。弗雷泽的律师说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伤及大脑，从此“就变了个人”。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黑人革命中最著名的倡议者是个黑美人：26岁的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曾是伯明翰的女童子军，并不仇视社会。直到1963年9月，一起教堂爆炸事件夺走了她4位黑人女友的生命。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时，安吉拉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成为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狂热读者；接着在巴黎第一大学和德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也是在那儿，安吉拉加入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告诉本科生“必须推翻政府”；另一次演讲时，她倡议：“如今必须把革命和解决实际问题挂钩。革命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要切实解决根本问题。”她参与了突袭圣迭戈一栋教学楼的行动，且因拒绝离开警局而被捕。
后来安吉拉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教授哲学。直到1970年4月，根据教职员不得是共产党的规定，里根州长的校董会决议将她开除。但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因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将州立大学老师革职，委员会遂将解雇理由改为教学能力不足。大部分学生和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员工都支持安吉拉；她的教授同事们决定在她离职时，用“我们的震惊、沮丧与愤怒”表明对她的支持。他们投票决定无视委员会的决议，保留安吉拉的教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吉拉的教职问题尚且悬而未决，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黑人斗士，安吉拉一直鼓动释放“索莱达兄弟”——3名并无血缘关系的黑人囚犯，被控于1月16日杀害了一名索莱达监狱的白人守卫。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抢劫汽车加油站正在服无期徒刑，这是他服刑的第5年。杰克逊服刑期间的信件汇编成了《索莱达兄弟》一书，凭此他堪称当年秋季全美最著名的罪犯。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写给安吉拉的，两人初次相会于5月的萨利纳斯法庭听证会。在安吉拉的回信和日记中，她表明自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自称是他“一生的伴侣”，会竭尽此生让他重获自由，并为此不择手段，这撩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8月的第一个星期，有人看到安吉拉与乔治17岁的弟弟乔纳森·杰克逊频频结伴出行。星期三，她名下的3支枪及8月5日买的1支枪身被锯短的12号猎枪到了乔纳森手中。星期四，他们开着乔纳森前一天租来的亮黄色的福特牌带挡板的小型密闭式运货车四处游荡。星期五，有人发现这辆车停在圣拉斐尔法庭外的停车场，在旧金山西北方向13英里以外。几分钟后，体形纤瘦、神情激动的乔纳森穿着雨衣、拎着个小包进入了法庭。
当时，囚禁于圣昆丁监狱的罗谢尔·马吉站在证人席上，正为被控刺伤警卫的狱友詹姆斯·麦克莱恩作证。他的另一名黑人狱友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候传唤。马吉、麦克莱恩和克里斯马斯都是强壮魁梧的年轻男子。坐在律师桌旁的麦克莱恩是圣昆丁人尽皆知的黑豹党成员，经常闹事挑衅。主持审判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哈罗德·黑利，代理地方检察官加里·托马斯娶了黑利的侄女。陪审团也在场，但只有年轻的乔纳森在认真倾听，这实在是个乏味的案件。
当乔纳森拉开背包拿出安吉拉的左轮手枪，又从雨衣里掏出一把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现场立马骚动起来。他吼道：“瞧瞧，我有自动武器，谁都不准动！”他命令没有武装的法警打开麦克莱恩、马吉和克里斯马斯的手铐，分别递给他们一把枪。乔纳森又把一支猎枪交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黑利脖子上，使枪口离他下巴仅几英寸。其他犯人用钢琴弦把托马斯和3名女陪审员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致电执法官办公室，并为囚犯们指明安全出口。“我在审判室”，黑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说，“这儿有几个带枪囚犯”。麦克莱恩一把抢过电话吼道：“撤走你愚蠢的手下，我们要离开这儿，让他们退回去！”
他们让所有人质走在前面，在离大厅50英尺、紧锁着的新闻发布室外停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继续前行，麦克莱恩叫道：“今天12点30分以前释放索莱达兄弟！”在停车场，他们把5名人质赶进福特货运车。麦克莱恩从窗口滑进驾驶座，乔纳森递给他钥匙，马吉负责看住法官，几个人向约200码外的美国101号公路驶去。当时约有几百名执法人员躲在车辆、大楼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突然，一名圣昆丁警卫冲到车前，大喊一声：“停下！”
接下来的形势完全失控，车内外子弹横飞。这时车后部的猎枪声响起，法官当场丧命，他的下巴和一部分脸颊被炸飞；托马斯脊柱中弹，其腰部以下永生瘫痪；一名陪审员的手臂受伤；马吉胸部中弹，但无生命危险；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中枪身亡。
三小时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机场买了一张飞机票，从此销声匿迹。
按照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任何教唆杀人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因此逮捕安吉拉的拘捕令已签发。黑豹党首领休伊·牛顿相信法庭枪杀事件是由安吉拉一手策划的，并以她为荣，还鼓励党内其他成员追随她的“英勇事迹”。黑豹党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呼喊：“天助安吉拉·戴维斯！愿她平安长寿。”事实上，安吉拉逃亡了两个多月；直到10月13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曼哈顿将她逮捕。当时，她和一名富有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因德克斯特正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波因德克斯特被控窝藏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在离乔治·杰克逊被关押的圣昆丁监狱不到5英里的圣拉斐尔监狱服刑。
约一年后，1971年8月炎热的一天，杰克逊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前来探望他。白人宾厄姆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前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狱警后来确信，一直热衷于少数群体事业的宾厄姆当天负责私运违禁品。他有两样物件未经狱警检查：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他和杰克逊会谈了一小时后离开，一名狱警发现杰克逊的爆炸头有蹊跷。在盘问之下，杰克逊扯下假发，掏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
随后监狱里恐怖弥漫，血流成河。按照杰克逊的命令，包括逐渐痊愈的罗谢尔·马吉在内的27名囚犯被释放。3名白人狱警、2名白人模范囚犯惨遭杀害；其中两人后脑勺中枪，其他人被钝剃须刀片割断了喉咙，尸体如血淋淋的破布一般堆在杰克逊牢房的角落。这时圣昆丁的警报器呼啸响起。紧握手枪的杰克逊夺门而逃，狂奔75英尺穿过了天井后，才被瞭望台上的狙击手击毙。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狱警和模范犯人，县检察官认为“杰克逊只可能在宾厄姆来访期间获得枪支”。但宾厄姆似乎已人间蒸发。第二年，当局称他或许已经死亡：黑人激进分子将他利用之后或许已杀人灭口。执法人员对“8·21”血案愤慨不已。视杰克逊为烈士的黑人激进分子也十分愤怒，他们为其尸体穿上黑豹党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和黑短袖，并把他葬在乔纳森旁边。朱莉安·邦德说杰克逊“遇刺”是“他屡次抗击一个邪恶体制的必然结果，而他的精神甚至肉体都不会被击碎”。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人们都说这其实是执行死刑，杰克逊能把枪藏在头发里的说法真是荒谬。”安吉拉·戴维斯则写道“痛失无法挽回的爱人”。
1972年春末，审判安吉拉受到全球瞩目。全世界的海报上都是她精致的轮廓、高耸的颧骨和巨大的爆炸头（逃亡时本已修剪，但又长了回来）。激进分子称她为“政治犯”，并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一切无关政治、种族，这只是普通刑事审判，并提交了201样证物和95名目击证人的证词。3人指证在安吉拉逃亡的前一天，他们在法庭对面的加油站看到她和乔纳森；还有人作证此前3天每天都看到两人结伴同行。
被告辩护律师提交了12名目击证人的证词（安吉拉拒不出庭作证），认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教师”卷入如此草率粗鄙的阴谋简直是荒唐的。她的律师说，她和乔纳森的接触并非如别人所言那般频繁；她确实给了乔纳森猎枪，但只能说他用这枪来保卫索莱达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她的其他枪支都在家里的枪架上，供格拉瓦–卢蒙巴俱乐部成员练习打靶。乔纳森在法庭惨案前6天到访过她的家，也许是当时偷走了枪支。
被告方总结发言律师认为，对安吉拉不利的唯一证据是“她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亲密；罪犯用了她的枪；她曾表示想还索莱达兄弟自由；她曾向乔治·杰克逊示爱；还有8月7日当局找不到她的踪影”。律师断言，陪审员若是黑人，且发现自己的4把枪出现在法庭逃亡案的现场，他们也会逃跑。“我告诉你们，若从黑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好奇她为何逃跑，只会惊讶她怎么会被抓。”
经过13小时的审议，陪审团裁定安吉拉无罪。她毫不理睬陪审团，转身离开去向庭外的仰慕者们致辞。一位记者问她判决是否公正，她认为不公：“无罪开释本身就表示判决并不公正，因为没有审判才是绝对的公正。”在全国巡回庆功演讲启程前，她告诉拥护者们：“从今以后，我们要竭尽全力还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位政治犯、每一个受压迫的人自由。”
索莱达惨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一切以安吉拉的声望达到顶峰而告终。惨案发生四星期之后，芝加哥又见证了一场精彩审判。一开庭便是8位被告：雅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汤姆·海登，这3人都是全国动员委员会首领，并将反战游行带到芝加哥；黑豹党人博比·西尔；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被捕前，这些人几乎互不相识。事实上，针对他们的主要指控并非索莱达阴谋，而是他们怀着引发暴动的企图各自来到伊利诺伊州。首席律师威廉·孔斯特勒将其描述为“怀着某种心态穿越州界线”。当时法院援用的法令是1968年民权法案的附加条款，伦纳德·韦恩格拉斯律师说这是让“政府处分没有明显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唯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依照此法接受审判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诸多事实在诉讼的闹剧中早被遗忘。
审判当天，孔斯特勒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方式不当，提议审判无效，由此为审讯定下了调子。律师说：“法官大人听起来就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法官回应道：“从未有人把我与奥森·韦尔斯这个伟大演员相提并论，但我驳回提议。”
被告总计提出20多次最终被裁定无效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审判的混乱都源于两派之间的巨大分歧，一派是孔斯特勒、韦恩格拉斯及其委托人，另一派是霍夫曼法官和其他州法官。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奇科内写道：“这场审判是几代人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碰撞。”霍夫曼法官身着马甲，而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鹿皮装，更滑稽的是他和鲁宾还曾身着法官长袍出庭。被告及其律师都蓄长发，这深为头发一丝不乱的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所诟病。
有一次，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作证时，持续发出“啊——呜呜呜”声长达10秒，他曾在1968年芝加哥反战游行中用这种声音使人群安静下来。孔斯特勒以法官发笑为由提出抗议，法官不承认，说自己只是不知那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那是梵文。”法官回应说：“这我倒不懂。”当时的文字记录显示，法庭弄不懂的事还有很多，但74岁的霍夫曼对法庭礼仪却毫不含糊。他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无名社区，自出生以来便渴望尊重，但8名被告及其律师都没能让他如愿。这在一次开庭预审中便有了征兆。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反抗游行、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持什么意见，但霍夫曼法官驳回提议，甚至禁止他们询问陪审员对嬉皮士、雅皮士的看法。被告又提议推迟审判，等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身体康复了再进行，也遭到驳回。霍夫曼还拒绝了西尔本人发言的要求，只可由孔斯特勒代为发言，由此拉开了法庭闹剧的序幕。
西尔说：“我只能视法官为飞扬跋扈的种族主义者。”矮小的霍夫曼弯下腰，以难以置信的口吻问一名工作人员：“你听到了吗？”西尔多次被警告，干扰审讯的做法“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他回应道：“300年来黑人什么罪没受过，你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审判的第8个星期，霍夫曼开始回应西尔的一系列激烈的情绪：“听着，年轻人，你若还这样——”话音未落，西尔抢着说：“听着，老人家，你若继续剥夺我的宪法权利，老天有眼——”霍夫曼截住他的话头：“西尔先生，你要么打住，要么让我叫法警——”西尔立即打断他：“我想只有与你争论，你才会看清事实。”
忍无可忍的霍夫曼让法警“把被告带到那间屋子，按规矩处置”。重新开庭时，西尔嘴巴被堵住、双手紧铐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他以镣铐撞击椅子，含糊不清地吼道：“这表示我抗议！”他随后被移到一张木椅上，嘴被塞得更紧。第二次开庭时，他不知如何吐掉了嘴里的东西，大骂法官：“你这个法西斯畜生，你这个腐败低贱的狗杂种！”阿比·霍夫曼和鲁宾尖叫着跳了起来，孔斯特勒质问法庭：“法官大人，这场中世纪的酷刑何时能结束？这是亵渎法律……此刻，我为作为一名美国律师感到羞耻。”霍夫曼一直将被告的失态归咎于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于是脱口而出：“你活该。”第二个星期，他下令不再堵住西尔的嘴。但当西尔强行插话时，霍夫曼就以藐视法庭罪判他4年徒刑。其余被告被称作“芝加哥7人组”。
其他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戴维斯在证人席上指控法官睡着了，尽管法官警告他如果再傲慢无礼，“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阿比·霍夫曼以手代脚倒立进入法庭，大呼霍夫曼是“暴君”“纳粹”“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法庭与主辩护律师之间。法官明确规定，孔斯特勒不准当陪审团的面要求判定戴利市长为恶意证人。因为之前尽管司法部表示疑虑，戴利仍要求进行审判。但孔斯特勒我行我素，直截了当地问戴利是否在党代表大会上辱骂过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这险些让法官中了风。还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起自己的汗衫，法官说：“快记下来，有人在法庭上公然袒胸露背。”孔斯特勒说道：“法官大人，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让美国电视观众看他肚子上的伤疤。”法官回应道：“这也许正是他丢了总统职位的原因哩。”在因轻笑而遭到指责时，孔斯特勒说：“拜托，法官大人，笑有什么不好，有时就是忍不住嘛。”法官答道：“是啊，我看得出来你忍不住。”
审判临近尾声，法庭对被告的仇视越发露骨。连续两天，霍夫曼都不准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还说他们能用监狱公厕就已经够好了。有一天，他宣布次日早上提前半小时开庭。孔斯特勒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要九点半开庭。”孔斯特勒评论道：“这简直像小孩耍赖，‘因为，因为’。”法官立马说：“快记下来，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把我比作小孩。”孔斯特勒在庭上表情丰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泪流满面。他有时会拥抱别人，还吻了韦恩格拉斯和一名证人：拉尔夫·阿伯内西教士。霍夫曼每次都尖酸地说：“快记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审判结果表明，他将这些插曲记录在案倒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