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那个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可能出现，甚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会这样说。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讲话的本质类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战时期的人物没什么差别，到演讲的末尾还提到了慕尼黑会议。他提醒听众，慕尼黑会议的作用是：民主国家若不能抵抗集权主义的独裁者，终将灭亡，而且敌人“不费一弹也不用越境，我们自会一步步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失去安宁”。于是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他总结道：“历史将记录下来，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表态，即便前方危险重重、代价惨重，我都决意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制度。”

这一预测是对未来历史走势所做的最不聪明的预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回应。他返回白宫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有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办公室也从西行政大道对面相对简陋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的西翼，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仅咫尺之遥。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其管辖权还扩大到了挂着大幅地图、配有各色电话的白宫作战室。白宫准备好了，邦迪准备好了，作战室当然也准备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侵略者必将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

认真研读古巴问题报道的人里头也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在意，因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倒是这位新总统，他年轻而缺乏经验，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还有点儿迷糊，这正是对他狠狠打击的良机。

白宫也知道，克里姆林宫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国的大溃败的。主要是因为经过猪湾事件后，华盛顿的信心已所剩无几，又气馁又惊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原定于6月在维也纳进行会谈，这在2月本来已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后推，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他说：宁登高峰，勿近边界。所以他并未松懈，加倍努力地准备着维也纳会谈。他被告知苏联主席觉得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和他进行两次最高级别会谈时都准备不足，所以对他也很不以为然。艾克一遇到难题总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决定，所有重要会谈只有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同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只能使用强索豪夺等手段才能从对方手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赫鲁晓夫本人就很擅长于此，斯大林对其很欣赏。他也因此好像具备一种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这些年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因为刚果问题而名誉大损。还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会议未能成行、美苏关系缓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耻辱，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开始，他一直埋怨达格·哈马舍尔德，骂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用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取而代之，这三个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三个集团。根据苏联人用三匹马并排拉马车的习惯，把这种安排叫作“三驾马车”。赫鲁晓夫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这让联合国大会上的人们吃惊不小。为了恢复秩序，爱尔兰的主持人几乎敲断木槌。制造此类混乱让这位苏联主席眉飞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扬扬自得地说：“联合国真是没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赫鲁晓夫列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永远支持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过了6个星期，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杀害。于是，暴怒的赫鲁晓夫就称之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殊荣”，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令苏联右派力量不满的远不止这些，作为发言人，赫鲁晓夫也将这些不满统统表达出来。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们阵营的老挝，现在却逐渐走向中立路线。苏联红军中有强硬派极力想恢复苏联核试验，而核试验1958年秋季就已暂停了。现在他们已拥有2000万吨级、3000万吨级、5000万吨级和1亿吨级的武器，正急于试验。每天，这些冷战的症状不断刺激着人们，让外交气候处于寒冷之中，但是又不会就此导致世界危机。另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称之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也称之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萨拉热窝”，暗示此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试图赶走同盟国军队，却受到了大规模空运的阻挠。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赫鲁晓夫乘着这趟“顺风车”，要求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随后给了盟国6个月的期限，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条件，他才推迟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他对柏林的态度是“反常”地表示认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协商关于西方驻军的规模以及民主德国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该市作为其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等问题。

现在赫鲁晓夫又让肯尼迪陷入同样的争端中。在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对柏林的强硬态度。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绝“考虑实际情况”，那么苏联将可能“采取坚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便又要面对艾森豪威尔曾驱除了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一协议将包含以下保证：任何对联邦德国边界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行为”，就是说西方要么放弃柏林，要么准备投入战争。这是他的真正意图吗？夏尔·戴高乐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敦促总统坚决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抵制并部署新一轮空运，那位主席就可能会有所动摇。一心期盼维也纳会议能解决问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同意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但他也建议改换一种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反应激烈，肆无忌惮地恐吓这位新总统。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却又不失礼节。肯尼迪也不必过度高估对手实力。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本人也肯定很紧张。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败告终。再者，美国和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赫鲁晓夫从未忘记自己出身卑微。但难以避免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这位苏联主席可能会恣意挑衅，因为他只会这一招。哈里曼建议，总统那时应超然处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将飞往奥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这个建议。巴黎站的行程对新上任的第一夫人来说仿佛初战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如今却满载着两卡车行李，全身珠光宝气，随从簇拥着她（还包括欧洲顶级理发师），故地重游。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法国报纸描绘她是那么“美貌”“迷人”“闭月羞花”。在进入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位男士。”

维也纳的氛围却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调侃赫鲁晓夫：“哦，主席大人，别拿数字来烦我。”但当时的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她用这种玩笑就能缓和的。当赫鲁晓夫的俄产黑色海鸥牌汽车穿过铁丝网，驶入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用石头砌成，包裹着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筑时，那里的气氛便一下子如当时的天气般糟透了。肯尼迪对助理说，他的对手是“外表诙谐幽默、内心狂暴”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狂暴也显露在外了。在最后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赖斯顿请求拜会总统。那天，肯尼迪戴了顶帽子，他走进屋子，赖斯顿正在那里等他。总统让整个身体都陷进沙发里，把帽子压到眉梢，发出一声长叹。赖斯顿感到他似乎有些震惊。他问总统：“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肯尼迪）走进美国大使馆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浑身颤抖，异常愤怒。他试图像往常一样保持平静，理智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极力想讲讲道理，要赫鲁晓夫明确说明苏联准备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赫鲁晓夫却以柏林问题和以战争解决争端来威胁和恐吓他……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让我对以下事实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已对猪湾事件了如指掌。若肯尼迪当初不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或干脆把他除掉，赫鲁晓夫倒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鲁莽地攻打古巴，却无胆量坚持到最后，这让赫鲁晓夫觉察出，他面对的是一个初出茅庐、很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

谈话中，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极为粗暴、凶狠，有时像要向对方扑过来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还是理智的：他认为老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时，他的态度都很恶毒，带着嘲笑的意味。他坚持要求撤换哈马舍尔德，改用“三驾马车”代替他。同时，要通过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美苏之间的所有裁军协议。肯尼迪辩驳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就会导致该设想失灵（“即便是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会有一个驾车的”），但这于事无补。对柏林一事，赫鲁晓夫下了最后通牒，他声称坚决要从苏联的喉咙中去掉这根骨头。无论美国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如果美国想因此而挑起战争，那他也无能为力。对于凡事都喜欢诉诸战争的疯子，就只能给他穿紧身衣了。

应肯尼迪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极力想说服赫鲁晓夫不要采取如此鲁莽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战争，那是你的问题”。他签订和约的决定已不可逆转，12月就是签订和约的时候。在他们道别时，肯尼迪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以如此敌对的方式；第二，弄清我们有何对策。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一定在想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容易对付的。任何惹了麻烦却又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缺乏胆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我，这样我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如果他坚持认为我既缺乏经验又没有勇气，那么，除非他的想法能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和他达成任何一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而赫鲁晓夫是否一言九鼎将尽人皆知，这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开发表两份有关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而且在会上已经交给了肯尼迪。国务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柏林问题，他并没有设定什么期限，但这个现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自此，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显露着沙文主义意味的演讲。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问题，并把它当成发动战争的幌子。”他要求国会批准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美元，征集预备役，将征兵限额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上调战斗部队的上限，重启、检修已封存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请他宣布美国进入戒备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有此主张。可肯尼迪仍主张并不排斥谈判的方式。他不能贸然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因为苏联可能真会逼他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这样，那可就“全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感到压力骤然增加。为了安抚在柏林的德国人，让他们觉得不会被抛弃，肯尼迪总统派了副总统和“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出访德国。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称，苏联现在已经能够造出威力为1亿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的原子弹，而且已经有了能够运载原子弹的火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苏联宇航员已经被送上了太空轨道。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与此同时，柏林一片骚乱。7月，30444名难民涌入这个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越界而来。12日一天，就足足过来了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这些人正是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实施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轰鸣，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驾护航，满载民主德国军队的卡车穿越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5英里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占领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从卡车上被卸了下来。过了4小时，太阳出来了，一道初具规模的围墙也建了起来。4天后，这道墙竣工了，留在东柏林的人们就这样被圈禁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西方国家惊诧不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花了4天时间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9月1日，赫鲁晓夫又将螺丝拧得更紧。美国的地震仪通过监测搜集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又在进行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试验，他们指出这种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随后，侦探设备又检测到苏联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核试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这一系列核爆炸过后，苏联向空气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质比英、美、法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演讲中，苏联领导人宣布很快将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2500倍，相当于战争史上投放过的烈性炸药总和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该原子弹的威力比科学家们计算的5000万吨级还要大”，但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因这个“错误”而受到惩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一片笑声。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建议的唯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重启核试验计划，但是他只批准不产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试验。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肯尼迪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再谨慎的人也会觉得这些措施很有必要。”这天是9月8日，双方的信任危机到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柏林墙完工了，一道砖石和水泥围成的栅栏横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带。8月22日后，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盟军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闭了，但就算在那一处，也有东柏林的警察检查士兵们的证件。界墙以外110码的范围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联邦德国领导人不得乘飞机进入柏林。对这一点，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坚持联邦德国飞机进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联邦德国断然拒绝。10天后，肯尼迪准备离开海厄尼斯港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原因始终不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战争从没像这次一样让人感觉这么近。

两周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往回退。他对正在访问苏联的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原以为西方国家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后来发现正好相反……我不想将你们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们也不会让自己被踩在脚下。”这样的话，卡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你知道”，他继续对比利时的客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10亿共产党人来说，200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没那么急了。他之前给肯尼迪下的最后通牒中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对斯巴克说：“我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好，现在他似乎在尽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协，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缓解紧张局面的举动，包括大方地夸赞肯尼迪的成熟稳重和睿智。但他发现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只得草草收场。10月17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国家对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寻找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办法。”他总结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订和平协议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了。当时看起来是美国胜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价，以后才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表态、柏林争端以及重启核试验这几件事之后，施莱辛格写道：“总统无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美国撤出亚洲，世界局势就会失衡。”肯尼迪认为，他应该进一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无所畏惧和坚定毅力。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敢于向西方开战的唯一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我们力量的强大，看起来越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日子可不那么愉快。一年前，他还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他成了副总统——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最令人窝火的职位。每天，他都从各方面体会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只有一部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坐过总统的专机。他自己曾上去过，但不是受邀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发现约翰逊单独在机舱里四处张望。他们是因为正好当时总统要使用飞机才进去的，因此不得不请他下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令约翰逊很尴尬，但他还是一次次回来，总统专机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让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

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白修德在《总统的诞生》（1968）中写道：“在越南的事业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事业，这项事业让整个世界明白……如果当今已有一个虽然还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4次战争中用40万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意味着“对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不信守约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这样解释：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者不打算将越南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再相信美国，这样的话，失去整个东南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的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支持派遣部队赶赴越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直率声明，称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世界的另一端，情况将会严重恶化。莱曼·l·兰尼兹尔将军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时预言，一旦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地区”。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自信地认为一定能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正如他所说的，“北越连常规轰炸都禁不起”，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派遣“一支美国的军事特遣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并不认为有义务将古巴旅从注定要失败的海滩战场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吴庭艳什么。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吴庭艳已经公开藐视了采取“必要的改革”的义务。他在1956年还拒绝在越南实行全民选举。对他而言，就算美国与他同受条约的束缚，要他按照规定履行条约也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项条约！

使华盛顿无法抛弃西贡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政治的。麦肯锡已经死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担心吴庭艳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而尤其讽刺的是，美国竟然犯了与当初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时同样的错误，尽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但他们仍给予了军事上的援助。犯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国会山那些权威人士的态度。这些人物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有很大信心，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一个解释是内阁成员性格特征的差异导致了这个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都曾在越南问题上向白宫谏言。麦克纳马拉做事果断、雷厉风行，而腊斯克则胆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国国防部获得发言权必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后几年，越南还相对较为和平稳定。每年美国派遣800名军事顾问，并且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足以维持越南当时的局势。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战线。在独立宫，他们将民族解放战线命名为“越共”。起初，吴庭艳并不担忧，在上一年秋天，他轻易阻止了一场试图谋反的政变，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想不想要美国军队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尽管那时他说陆军部队没必要支援，还是承认需要其他一些援助，于是肯尼迪总统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接受训练任务。美国承诺派兵支援越南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尔汀抵达西贡。前任驻越大使曾试图说服吴庭艳，可依旧无功而返，他自己还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定吸取教训，不想重蹈覆辙。现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很猖狂了，连那位爱装腔作势的总统都不得不对其俯首称臣。当时，乡村的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而越共游击队正四处活动，伺机暗杀乡村首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战争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西贡当局实施的独裁政策和纵容贪污腐败的错误举措，势必会引发人们对吴庭艳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要求白宫方面不要插手有关越南官员违法行为的事务。副总统约翰逊说服肯尼迪总统，将“歼灭越共”视为“真正的终极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也向总统保证，仅需4万地面部队就可以将越共反政府组织“全歼”。另外再派出128000名士兵，便足以击退来自北越的侵扰。国防部长罗斯维尔·w·吉尔帕特里克建议与吴庭艳当局就建立“可行性防御安全联盟”展开对话。五角大楼官员威廉·p·邦迪也呼吁，美国应“尽早强势进入”越南，并对敌方进行猛烈打击。他认为此次进攻有70%的胜算。

肯尼迪当局经过进一步调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西贡支援，同时还为吴庭艳政府的2万多名越南军人提供武器来扩充和武装南越军队，自此越南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5万。像艾克一样，肯尼迪希望帮助南越进行内部改革，调动一切资源反对越共，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他并未着重强调这一切。此时，他正忙于有关柏林进行核试验的事务，无法快速抽身。据此，美国外交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撰文质疑肯尼迪是否对越南真正关注过。刚刚适应冷战节奏的观察家们又开始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大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内形势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还发现：“越南游击队似乎已经陆续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几乎看不到在不经军事人员的护送下，美国人敢于开着自己的轿车把我送出西贡市。”他还报道了当时越南政治垮台所产生的惊人影响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产党总是能在他们的阵营里，找到前赴后继的不畏死亡的民众，可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种强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深为不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游击队占领了越南的一个省，并处死了该省的一名总督。而此刻吴庭艳的军队则是节节败退。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与瑙尔汀协商，与他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约。华盛顿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夏季以来，所有扩张计划都驱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兵前往东南亚。副总统支持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归国途中如是写道：越南真正的敌人“是饥饿，是无知，是贫穷，是疾病”。他相信美国人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策略，都必须将这些敌人作为其攻击目标，充分利用我们先进的科技实力。

总统对此做出了相关回应。在派往西贡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包括两名他最信任的人员，分别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w·罗斯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相关的国家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就可以充当总统在越南这一战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对于罗斯托而言，自始至终他都是永不妥协的鹰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里绝无高级外交人士。正如索伦森随后撰文写道：“国务院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抗衡，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代价达成军事目标的相关行为。

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成为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抑制吴庭艳政府的衰败之势，报告要求肯尼迪派驻一批美国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派遣一个美国的步兵团，初期有8000人，之后会依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泰勒作为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者，希望总统能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电视讲话。然而他对关于进入越南的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远征来说，他竟将越南与朝鲜相比，“美国军队无须过多准备就可以轻松适应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实上，越南和朝鲜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点就是常规战。敌人盘踞在边境线附近，美国军人就可以在这些固定区域进行他们的常规作战部署，这对于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而越南的环境却不是这样。第二点是，这次是在浓密的热带雨林里进行的非常规军事战争。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重要的，韩国人民希望美国士兵能够在当地保护他们，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不过是其原属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继任者，他们都想占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当中的一些内阁成员及其他成员，如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艾弗里尔·哈里曼，也对泰勒这份声明中的信息大为震惊。然而，只有肯尼迪总统一人有资格对此提出质疑。他拒绝在电视机前对民众讲述有关事宜，因为在他看来，这将把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相提并论。他还明确指出，泰勒和罗斯托不像其他的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对美国干涉越南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持正面态度，他们只想要北越不再渗入南越，只是他们没能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其实最令他伤心的是有关派遣军人的这一提议。索伦森写道：“越南战争的主要倡导者都支持这个行动，称之为测试美国美好信念的‘试金石’，标志着美国已下定决心出兵。”但总统一人投了反对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终起决定作用。肯尼迪说：“他们想要一支美国军队。这对于恢复自信心和保持军队士气是必要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柏林所做的一样：大批军队持续进驻，乐队仍要继续演奏下去，而4天过后，民众就会忘了一切，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还得派更多军队去。这样就像喝酒一样，这次酒劲过了，下次还想再喝。”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摆脱不了大家的影响。他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做出了让步。接着，从1961年12月起，美国就开始加强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在与吴庭艳公开交换信件时肯定了这一安排。当然，这一安排也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想法，并且吴庭艳也同意改革，并承认他的军队需要加强领导和振奋士气。但此安排并没有给美国规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么时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说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为止。泰勒倒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从菲律宾发电报给总统说：“经由南越而卷入亚洲战争，是有这样的危险，但还不至于太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对此却显得焦虑不安。他说，吴庭艳在没有看到美国派出的步兵之前，决不会善罢甘休。让美国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样，在美国帮他应战之时，他就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鲍尔预测，如果美国答应派兵，就会越派越多。他对总统说道，5年内，将会有300000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乔治，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美国后来加速对越南战争的干预（这也证明了鲍尔和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贡驻守的美国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执政的头1000天末，有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瑙尔汀大使，另一个是2月抵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d·哈金斯将军。对这两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传统守旧，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任命得益于国务院强硬反共派的力荐。无论身处何种危机，他都会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跑到爱琴海逍遥度长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顿的一个世家浪子，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他之所以能在军队得到晋升，只因为他精通马术，是个出色的马球队员。在乔治·s·巴顿想要放松时，他又可以充当一个好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金斯担任巴顿的副参谋长，那时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推弹杆”，因为他执行巴顿的命令时雷厉风行。但和巴顿一样，他有时也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实向总统报告越南战况时，显露无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一切越南战况，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却不喜欢上报坏消息，他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让人感觉他所报告的情况表面上听起来都还不错。他一到西贡，就告诉美国记者，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周围的人都很乐观，而且，他还透露，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汇报暂且可称为“进展报告”。他想让人们充分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打击越共的战争将进行得十分顺利。

瑙尔汀和哈金斯一致认为吴庭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他我们将无计可施。然而对他执政能力的批评只会激怒他，那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将会消失殆尽，灰飞烟灭。霍默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这将成为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生死相搏，他们的命运共生，不进则退。吴庭艳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白，此刻无论他怎么利用这两个美国佬都没问题，他可以肆意妄为，对着这两个美国佬指手画脚。

哈金斯到任之后，第一阶段的反共战斗被称为“日出行动”，此比喻也还较为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坚固的“战略村”，但这只能由国内军事组织来操控防守。他的战略合作人是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接着，美国得知这项战略防御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超过1/3的农村人都生活在战略村，看来战局会日趋好转。目前来自西贡的所有报道都是好消息。对哈金斯表示怀疑的人可以从瑙尔汀的评价那里得到证实，因为他认为当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实上，战略村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依旧通过发布公共新闻来发动战争。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写，他删掉了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的语句和令人悲伤的坏信息，用完全虚构的内容取而代之。那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调配到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中校约翰·保罗·范恩。而且，他们的档案里还被写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可能会终结他们的军事生涯。一次，当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个级别的将军在前线巡视时，发现实际情况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在电报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于是他给哈金斯写了份报告，讲述了战争的实情。哈金斯在空白页边上草草写道:“谎言，谎言，又是谎言。”然后，他将其扔在文件柜后面。真实的谎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够反驳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国报纸上驻越南记者发回的报道信息。哈金斯称记者为制造轰动的商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骂他们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实，自我开脱。哈金斯偶尔也承认自己受挫，那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他希望借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枪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他还警告说，如果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民众对军队已失去信心，任何记得以前中国的情形的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发生新年攻势或爆发越共的游击活动，或许哈金斯的“新闻传播”在一开始就会被拆穿，然而，事实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减少，这也是所有新闻人想要的。他们宣布“日出行动”带来了战场上方的蔚蓝天空。他们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也感染了华盛顿的其他人。马克斯韦尔·泰勒说道，他感受到越南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盛大运动，用以粉碎共产党。麦克纳马拉说：“所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肯尼迪总统异常惊喜，批准增加对西贡的军队支援，驻军人数从2000人增加到16000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也升级为越南军事司令部。

剪影：20世纪60年代早期

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编者注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1944年1月，美英盟军在“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安齐奥海滩登陆，协同正面部队突破该防线。德军顽强抗击，美英部队虽尽力守住滩头阵地，但伤亡惨重。——编者注

佩佩：佩雷斯的昵称。——编者注

1码≈0.914米。——编者注